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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側記】聯繫清帝國與世界經濟的白銀之線--「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講座側記

文╱蔡竣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臺大出版中心主辦「帝國的黃昏:大清如何從盛世走向衰亡」系列講座,第一場次於九月十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的藝文閣樓舉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老師主講,講座內容以林滿紅教授的代表作《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展開。

林滿紅老師首先解釋書名《銀線》的意義:一條跨越全球的白銀流通路線,長期聯繫清帝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條「銀線」使清帝國步向困厄顛躓的路途,並絆住了它,這個時間點,座落在鴉片戰爭前後。當帝國面臨了經濟上的危機時,學者與知識分子從本土的思想資源中,汲取得以面對困境的方法與手段,產生了激烈的辯論與對話。從這一連串的論辯中,我們可以由當時學者的論述,探究傳統中國數千年來的思想是如何面對國家與市場之間關係的問題。因此本書處理了兩個不同層次的歷史議題,除了白銀與清帝國命運的關聯外,也試圖呈現傳統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思想如何應對困難的現實環境。

林滿紅老師接著介紹了清朝的貨幣體系,在當時有銅錢、銀元、銀兩與匯票的流通,大致說來,白銀使用於長程與大宗交易,銅幣則在近程與小額交易中使用。雖然銅幣是由官方鑄造,但實際上中國當時採行的是銀本位,不論是鑄造銅幣或發行匯票,都依靠著白銀的持有與供給,而白銀的來源則是拉丁美洲豐富的銀礦。由於白銀來自於商人對西方的貿易收益,於是與今天由國家控制的貨幣體系大異其趣的是,清帝國的貨幣供給是由民間商人所支持的。從這點來看,皇權的專制在近世中國逐步擴大的傳統看法並不存在於經濟領域,單就亞洲內部的情形,中國周圍的印度、日本、越南、朝鮮等國家之政府,都享有遠遠高於清政府的貨幣主權。

由於國內生產的白銀數量稀缺,中國境內流通的白銀,長期以來都是由國外所供應。林滿紅老師指出,在1775年之後,由於中國不再向日本進口白銀,幾乎將近百分之百的白銀都來自拉丁美洲,在十八、十九世紀時,主要的供應地是墨西哥。1800年至1830年之間,是全球白銀供應量的低谷,主要的原因是拿破崙戰爭與拉丁美洲獨立戰爭所造成的動亂,使拉美的白銀對外供應量下墜了50%左右,直到1850年才恢復1800年的水準。在白銀短缺時期,英國加強了印度的鴉片對中國的出口,以期吸引白銀回流至印度;同時期,中國茶葉等經濟商品的向外出口量基本持平,沒有成長,於是中國史無前例地出現了白銀大量外流的現象,持續了將近四十年之久,使清帝國的經濟遭受重大打擊而元氣大傷。由於銀價陡升,造成社會經濟的紊亂,乃至間接造成了太平天國的動亂,到了1870年代才結束,而此時日本的明治維新業已發動了,中國的動盪與衰微造成了其在世界整體秩序中位置下降的後果。

十九世紀中葉的清帝國,同時面臨了戰亂與經濟危機的困境,然而時人掛懷於心的,仍然是經濟問題。林滿紅老師進而說明,《銀線》的英文書名,「China Upside Down」就來自於清人對當時現象的評論之語「利權倒置」,說明了採行白銀作為通貨,使得經濟的權力配置最後落於民間而非政府。面對銀缺問題,於是產生了要由政府介入採取貨幣寬鬆政策與由市場自行調節的爭論,此一爭執到了最後,由市場派獲勝,政府並未對貨幣採取積極作為。在鴉片戰爭前後,自由經濟思想與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反而抬頭,成為當時的主流。由於君權在經濟領域的弱勢,很可能形成了今文經學重新復甦的環境,今文經學認為在君權之外,尚有另一道統的權威存在,是多元權威並立的格局。

時間點到了太平天國之後,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又產生了變化,同治中興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是白銀回流所提供的充足財源,而政府也因此較大程度地介入了經濟之中,在此時期形成了曾國藩統制經濟的思想,也影響了後來的蔣介石與毛澤東。從十九世紀對經濟現象討論中的豐富與變化來觀察,傳統中國經濟思想絕非鐵板一塊,如《鹽鐵論》中所呈現的單一反商態度那樣綿延二千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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