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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忠華教授(紀念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韋伯研究學者)
顧忠華教授(紀念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韋伯研究學者)

百年後看韋伯:談韋伯研究的現實意義

「韋伯熱的回顧――兼論韋伯研究的現實意義」講座側記

◎文/李芃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臺大出版中心與群學出版社於四月合辦「為何此時讀韋伯」系列講座。講座在誠品書店臺大店舉辦,由長期進行韋伯研究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顧忠華教授主講第一場「韋伯熱的回顧──兼論韋伯研究的現實意義」。顧教授除了致力於學術研究,亦十分關心社會議題,長期參與澄社、紀念殷海光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等組織。

顧忠華教授說,「韋伯熱」在社會學界的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韋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便提到,「精神」的重要性是理性主義興起的結果,而不只是物質條件的呈現。伴隨著資本主義而來的,是一整套的生活模式:包括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等,都是整個現代性(modernity)之中互相扣連的環節。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當作偵探小說來讀,去探究資本主義為什麼在西方社會興起?

顧忠華教授接著說明,韋伯研究能夠在臺灣蔚為風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因為他不僅僅研究西方文明,而將關懷的觸角更深入至非西方世界。他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1904-05年間發表;其中觸及許多西方神學的概念,引起幾乎長達十年的論戰。韋伯認為,既然要證明資本主義是西方所獨有,就必須從東方社會不能夠獨自產生資本主義開始談起,於是他跳出西方文明的框架,開始以泛文化研究的方式,研究非西方的宗教與文化,包括中國的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伊斯蘭教甚至猶太教。韋伯雖然是社會學家而非文化學者,但他「世界史式的觀點」,讓我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可以讀出他對文化的論述和關懷。

此外,顧忠華教授指出,當時諸如葉啟政、高承恕等優秀學者自國外學成歸國,引進許多西方正流行的理論;在此之前,臺灣的社會學界以帕森斯的結構功能論為顯學,韋伯著作的中譯也很少,只有臺大經濟系張漢裕教授曾節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些學界新血所帶回來的韋伯研究,無疑為當時的臺灣社會學注入了一股嶄新的力量。

而另一個影響「韋伯熱」的原因,則是1980年代,臺、港、星、韓等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在這之後,金耀基教授在〈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的重探〉一文中,便開始反省,為何韋伯說儒家不能發展,但亞洲四小龍卻在近代經濟發展上有亮眼的表現?韋伯是不是錯了?儒家倫理教導辛勤努力的價值,是否如同新教倫理,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因素?然而在三十年後的現在,四小龍已經成為過去式,面對的是龐大的中國崛起。而這個現象能用儒家倫理來解釋嗎?這其中是否有精神力量、文化因素在?這新一波的反思,更是現今韋伯研究必須面對的重大議題之一。顧忠華教授認為,其中應該要有些新的意義,但韋伯問問題的方式仍值得借鏡:除了物質角度,仍然可以從一些價值觀、文化的角度得到些啟發。

最後,顧忠華教授以近來對臺灣政治與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太陽花學運」進行韋伯式的分析。他提到,許多人在政治參與中,基於某種信念倫理而展開行動,不太在意行動的結果;但若是作為政治家,就必須具有責任倫理,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現在的學運領袖,是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信念倫理呢?還是具有責任倫理的特徵?在運動初期,確實可說這是一種基於信念倫理的行動;然而,當太陽花學運持續占領立法院二十多天,並且產生廣大效應後,已經產生不尋常的轉化。學運領袖們必須考慮:自己的行為會產生什麼效果,會對臺灣的未來有什麼影響力,不論是面對司法訴訟、或延續抗爭訴求,他們必須要思考如何延續影響力,這便表現出了一種責任倫理。

顧忠華認為,從韋伯的角度來看,臺灣的資本主義、公民社會、民主政治,都是華人社會中莫大的成就。當然,說到它的缺點,大家都可以很「大腸花」地來謾罵、批評一頓。不過人類發展的方向,往往不是大家預測最容易發展的那一條路。臺灣作為華人社會的一種異例,能否作為未來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式,就很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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