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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人文」與「數位」的夥伴關係──「史家與數位時代」講座側記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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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為主持人項潔教授(臺大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右方為主講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

「史家與數位時代」講座於5月13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空間舉行,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主講,臺大出版中心暨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潔教授主持,為「數位人文:史家的新技藝?」系列講座的第一場。

王汎森院士在講座的開頭提到了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68年時撰寫的〈史家與電腦〉,這篇文章宣稱:最遲至1980年代,史家若要生存,必須同時是個programmer,以處理在人口史、物價史、家庭史上的大量統計資料。當時的史學研究風氣強調在量化資料上取得質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從定量到定性」的方法。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在〈敘事學的復返〉一文中批評了拉杜里心儀的計量史學,史東認為史家的天職在於以敘事手法來再現歷史,而不是埋首於統計資料堆中,數位技術與重視發掘意義的史學是互相排斥的。

王汎森認為,經過二十年來數位人文的發展,如今看來,不論是拉杜里或史東,都將數位技術可以扮演的角色想像得太過簡單,數位與人文間其實是一種更寬廣的夥伴關係。他接著舉出,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具有以下優勢:一、典藏上的優勢。不占據儲存空間,並且可遠端利用,也能挖掘出傳統視野下容易忽略的史料。二、速度上的優勢。以特定關鍵字來搜尋,可以很迅速地確認相關史料的數量。三、數量上的優勢。由於利用電腦來處理巨量資料的趨勢,對特定詞彙數量的統計,也可以迅速掌握時代觀念的變化。四、交流上的優勢。許多學術上的突破是由學者間相互的談話而促發,雖然面對面交流仍然是無可取代的,但網路上的交流可以擴大史學社群的邊界,無遠弗屆。五、教育上的優勢。人文研究的成果,可不受限以文字呈現,而能進一步以圖像、影音展示,對於教學有很大貢獻。

接著王汎森再論及,在數位時代,史家和史料、史家和歷史解釋、史家和歷史意義,其間的關係正處於變化中。首先,透過數位檢索,可以判斷在大量史料中特定詞彙出現的頻率,資料的稀少或空白能夠因此成為證據,這些在過去非常困難,如今則相對容易。對於特定觀念和詞彙的出現與起落,以及產生這些詞彙的社會背景與其現實作用,史學研究者可以透過數位方式更加掌握資料的分布情況,而能有更深的認識。其次,數位技術也令「多節點式」的歷史研究成為可能。利用GIS的空間技術,可將不同層次、多面向的歷史訊息標示在空間上,將文字的印象式呈現,轉換成空間與圖示的精確化處理。不論是17至18世紀的貴族在歐洲大陸的壯遊(grand tour)路線與人際網絡,或古羅馬與唐代的交通圖考,又如學風與地域關係的考察以及人群學的研究(prosopography),都能夠以數位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雖然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有如此多的優勢,但依然有其限制。王汎森強調,人畢竟才是從事人文研究的主體,人的觀察、思考與詮釋,不可能被電腦與數位技術所取代。在人文研究上,全面的整體感是研究得以進行的前提,如果研究者而只留意於查找檢索的結果,就會造成研究者視野窄化,也失去了對資料背後整體時空脈絡的認識。例如在臺灣史中,「二二八」一詞在戒嚴時代極少見諸報章媒體,但這並不代表二二八事件不具意義,相反地,該詞彙是在計量所無法捕捉的角落,成為影響臺灣發展的重要關鍵。此外,數位技術提供的眾多「發散」線索,仍需研究者將之「收斂」為幾個最核心、最關鍵的脈絡。正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史學家必須在整體感與傳統或數位史料間往復出入,達到對歷史的認識。「發散」和「收斂」並不必然相違背,反而可以互相幫助,「數位」與「人文」之間也正如同「道」與「器」的關係,雖然看似對立,然而在「器」中卻也可以見「道」,進而相輔相成。

長期關心數位人文發展的王汎森老師在講座最後總結,書是必須要「讀」的,而不是用「查」的,數位技術作為一項強大有力的工具,妥善使用,仍然可以看出許多傳統方式難以發現的現象。人文研究者只要敏銳而謹慎地使用,即可透過數位技術這位新夥伴,幫助人類開啟更多人文世界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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