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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下一波的歷史學,數位技術的協同研究者角色–講座側記

「一個歷史研究者的數位之旅」講座側記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研究生)

吳密察教授講述數位技術在人文研究上的應用
吳密察教授講述數位技術在人文研究上的應用

臺大出版中心主辦的「一個歷史研究者的數位之旅」講座,於5月27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空間舉行,由臺大歷史學系兼任教授吳密察老師主講,臺大出版中心主任暨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潔教授主持,為「數位人文:史家的新技藝?」系列講座的第二場。

吳密察老師說,自己的學術背景與研究方向受到日本實證史學的影響,屬於傳統的政治史與檔案研究,自謙對電腦一竅不通。他開始留意與參與數位人文,一方面是出於一種學術服務的責任感,投入到學科的基礎建設之中,要建置能被廣泛使用的公共財,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自身的好奇心。

他回憶起自己從1995年開始進行《淡新檔案》的標點與整理,而於1997年展開「數位博物館計畫」以及1998-1999年的「淡水河溯源計畫」。吳密察老師指出,早期從事史料數位化工作面臨的問題是,部分研究者仍信賴傳統紙本,他們質疑數位文件的「正確性」,要求數位檔案必須原樣地呈現紙本文書裡的所有資訊,後來的解決方法是在文字化的頁面旁,再附上掃描後的影像檔相互參照。此外,在後設資料(Meta Data)與著錄欄位的設置上,從資訊管理者與研究利用者的不同立場出發,也會有不同的做法,今日在推動史料與檔案的數位化時,就應該借鑑過往的經驗,將資料庫朝向便利使用者的方向設計。

吳密察老師接著談到「國家文化資料庫」(2002-2008)的建置,此資料庫系統地數位化保存各類的臺灣文化藝術資產,包括104萬餘筆詮釋資料,以及108萬件數位文件,其成果完全公開,不設限地提供民眾上網閱覽,真正做到了「文化的民主化」。而自1980年代後,臺灣史的研究逐漸成為顯學,周憲文先生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的《臺灣文獻研究叢刊》已經不敷使用,更新史料基礎的需要非常迫切。在2003年開始,展開大型的標點與整理清代臺灣文獻的「臺灣史料集成」計畫,並陸續印刷出版紙本,後來進一步數位化,納入「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之中。

從參與這些數位化工作與資料庫建置的經驗中,吳密察老師認為,不能為了建資料庫而建資料庫,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來出發。首先要考量資料之「正確性」,即如何將資料原始檔案所含納的資訊,完整地過渡到數位版本中;其次則是資料的「全面性」,必須將收錄的範圍盡量擴大,並做出清楚的說明。總的來說,在建置資料庫之前,必須先對資料庫的性質與目的有詳細的討論,才能依此方針去決定資料庫如何建置。

由於資料庫中關鍵字的檢索功能非常的便利,使得人文學界對資料庫的設置已經漸漸沒有疑慮。但是除了基本的關鍵字檢索以外,吳密察老師指出,對於年代、空間、人物的檢索應該要有更細膩的設計,例如:檢索同一地點在不同年代的地名能否指向同一檢索結果,或是由地圖上直接檢索;以及以人名、字、號檢索是否能得出同一人物的檢索結果。而在檢索之後的大量成果,要如何呈現,如何分類、排列,也要根據資料庫的性質來考量。另外,瀏覽是歷史研究者的基本工作,資料庫必須要能便利於瀏覽。最後,仍在發展中的統計、運算、分析與尋找關係等各種其他功能,將來可能達到的成果,相當令人期待。

最後,吳老師引述了歷史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一段話,藉此指出:歷史學家原有的工作方式,仍然是不夠全面、深入與精緻的。然而歷史學研究者不能停留在人文研究的博雅傳統中,以常識對過去做出分析與闡釋,必須跟上其他學門專業學科化的步伐。在數位人文學的幫助下,能夠幫助歷史學反省自身學科的不足,例如,資料庫應該不只是扮演圖書館員的角色,單純地提供資料,而要能如同積極的研究助理一般,甚至扮演協同研究者的角色,提供研究環境與研究工具,對不同性質的研究課題,提供各式各樣的幫助。

吳密察老師強調,精讀史料原是歷史學家的拿手功夫,以此對文本進行創造性的解讀。然而,精讀史料也有其限制,有其見,亦也有其不見。對於以數位方式所呈現的大量史料,是否能從中得出一種社會科學化的歷史學?數位人文的方法,或許可以幫助歷史學研究者,與其他學科展開真正的交流與對話,建立起下一波的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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