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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這個世界的方法:錢新祖教我們的事──「錢新祖與一九八○年代」講座側記

思考這個世界的方法:錢新祖教我們的事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生)

一種思考世界的方法:錢新祖教我們的事
一種思考世界的方法:錢新祖教我們的事

臺大出版中心主辦之「錢新祖與一九八○年代」講座,於6月10日晚間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空間舉行,由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兼人社院院長傅大為老師,與知名政論家、前立法委員陳忠信(杭之)先生兩位主講人對談的形式進行,本場次為「思想的遊牧者──錢新祖」系列講座的第一場。

傅大為老師回憶起一九八六年,他甫於清華大學歷史所任教時,錢新祖教授正好是他的同事,兩人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因此熟稔起來。臺灣在一九八○年代面臨了巨大的社會轉型,傅大為和錢新祖適逢其時,先後從美國回到臺灣。傅大為專攻西方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錢新祖是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他們的專業與當時臺灣社會的轉型議題都有一定距離,卻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

傅大為在回臺之前,已在美國籌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刊事宜,並找到了陳忠信來擔任季刊主編。回臺後結識錢新祖,發現他除了專精於中國思想史,更對歐美的的社會思潮,當代臺灣社會的現狀,都有深刻的看法,於是邀請他加入《台社》的主編陣容。《台社》第一卷的四期裡,其中有兩期收有錢新祖所撰與中國傳統思想有關的長文,這和《台社》後來的走向是相當不同的,是《台社》別富興味的開端。

這些文章從發表距今已經將近三十年,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現在有很大的差異,社會正劇烈地變動,政治、社會事件層出不迭,是個快速的、不斷往前衝刺的時代。錢新祖的關懷就是在解嚴前後、百花齊放的臺灣社會中,澄清對中國傳統思想的一些誤解,並使之能對臺灣社會產生積極的意義。中國傳統思想如何介入臺灣社會的變動,如何成為可資運用的思想資源,在這方向的努力,除了錢新祖以外,是相當少見的。

傅大為也回憶起,他曾與錢新祖一起參加由臺大臺灣研究社舉辦的座談會,座談主題是「臺灣╱臺灣研究主體性」。這場座談會真正的主角就是錢新祖,他對臺灣的主體性有相當全面的看法,並且很願意將這些看法與青年學子交流。這場座談的文字紀錄,收入傅大為的《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桂冠,1990年),從中可以看出錢新祖思想的特色。接下來陳忠信先生的發言,也著重介紹了錢新祖如何闡釋主體性。

陳忠信首先指出,錢新祖並非意氣昂揚的學者,他的氣質內斂,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入而精緻。陳忠信說他最近和一位朋友談起錢新祖的《中國思想史講義》,這位朋友是一位以作曲為專業、剛從臺北藝術大學退休的教授。這位友人閱讀此書不過一週的時間,便說此書對他的啟發極大。陳忠信認為,錢新祖的著作並非在傳達知識,而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釐清,提供一種思考的方法,這也是以音樂為業的人,讀了此書後能夠有所啟發的原因。而錢新祖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是他通過不斷地發問和思索而累積而來的。

陳忠信提及,錢新祖在《台社》由於年紀較長,見識也豐富,眾人視其如同大哥。《台社》的英文刊名為:《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而非「Taiwanese Radical Quarterly」,就出自錢新祖的堅持,其用意是避免讓《台社》定位成為區域研究的刊物,而是希望能以臺灣為焦點,卻可將眼界放得更遠。東海大學社會系趙剛教授在《台社》創刊二十周年時,寫了一篇〈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其中也提及此事。趙剛在此文中分別討論了《台社》的發刊辭、七周年的基調論文、十五周年的基調論文,此三份文件皆是以編委會的名義發出,代表了當時《台社》集體的觀點。

錢新祖和陳忠信都參與了《台社》發刊辭的撰寫,發刊辭中最為核心的主題,就是去追問一個倫理性的問題:「我們是什麼?」、「我們是誰?」。這個追問,是處於全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垮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思想、社會的覺醒,臺灣如沸騰般的社會騷動背景之下產生的。而《台社》的發刊辭,卻強調了要和現實保持一定距離,要做深層的工作,試圖以「歷史─結構」的取徑追問:「我們的現實是如何形成,未來又將往何處去?」錢新祖在發刊辭的醞釀之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以他獨特的深邃思考,定下了發刊辭的基調。陳忠信指出,錢新祖的貢獻就在於,他能夠在喧囂的時代中,以其深邃的思考和靜定的氣質,使《台社》能在較深的層次上去觀照臺灣社會,而不為沸沸揚揚的時事所限。

陳忠信當場唸了一段錢新祖於1991年發表的〈主體性的開創可能〉(收入《思想與文化論集》頁421-425)中的段落,此文討論了當時熱議的修憲問題。錢新祖在此文深刻地指出,主體性存在於對話與協商所開創出來的空間,而非某種本質的、神聖的存在,而「不論是當政者呼籲的團結共識,或者在野人士的命運共同體之主張,底線都是某種求同的意志,將自我要求、自我批評、自我擴充的具體活潑的主體性,化約成客觀靜態的歷史本質」。這就是錢新祖對於當時社會對主體性的追求,僅止於「求同」,而忽略「差異」所提出的批評。錢新祖在當時即提醒:主體性開創的過程「不會是平順的,必然牽涉到複雜的衝突及互動,但它絕不是尋找一個either/or的所謂認同,而是尋找both/and的差異」。這個寶貴的建言對今日的臺灣仍是一帖苦口良藥。

陳忠信談到,整個一九八○年代的臺灣社會,究竟是「臺灣主體性」的「朝陽」、「黃昏」,還是「迷茫」?這個問題直到現在,仍然懸而未決。從後來的發展來看,如今的臺灣社會中各種本質化的主體性相互對立、無法相容,臺灣文化的大方向無法開展,陷於紛擾不休的爭吵之中。此一困境該如何超越?

陳忠信指出,今天我們重新去閱讀錢新祖的這幾本著作,目的不是為了其中的知識,而是與已經先我們而去的錢新祖對話,去了解他如何思考問題,透過他那深邃的、生動的思索,也許就能將這樣的思考方式帶入我們的現實生活,開創出新的路徑,來超越目前的困境。這就是在今天,閱讀錢新祖可以帶給我們的啟發。

【編按】本文所提及的在1989年舉辦的「臺灣╱臺灣研究主體性」座談會,原本邀請了錢新祖、陳忠信、傅大為三位參加座談,但當時陳忠信先生因為遠東化纖廠的勞資糾紛事件不克出席座談,而寫了〈主體性是實踐的創造〉一文,由錢新祖代為宣讀。時隔二十五年後在誠品臺大店的這場講座,由傅大為與陳忠信對談,這次缺席的是錢新祖老師,但或許該說,錢新祖是以缺席的方式「出席」了這場座談,缺席者正是出席者談論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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