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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瑛宗小說體現的時代精神──「『近代的個人』登場:解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講座側記

龍瑛宗小說體現的時代精神

文╱吳繪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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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吳叡人教授(左),主持人吳佩珍教授(右)

臺大出版中心主辦「龍瑛宗與殖民地臺灣」系列講座第二講,於九月三十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閣樓舉行,講題為:「『近代的個人」登場――解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本場講座由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教授主講。

吳叡人表示自己非常喜歡龍瑛宗先生的作品,並深受這些作品啟發。他首先引述葉石濤先生在《台灣文學史綱》書中的意見,龍瑛宗「具有世紀末蒼白的知識分子的傷感性」。吳叡人認為,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可以捕捉到這位作家所屬時代中一群人的意識形態,而葉石濤對龍瑛宗的評論確實掌握了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樣態。因此,對於吳叡人而言,龍瑛宗寫於一九三七年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並不只是一篇文學作品,也是一個偏向哲學思想方面的作品,他強調他閱讀此作品時並不是以文學史的角度,而是以思想史,而且是臺灣思想史的角度來讀這篇小說。這個閱讀方式也與他在政治學和政治哲學領域的專業有所連結。

吳叡人說,大家應該很少聽過「臺灣思想史」,幾乎沒人在提臺灣的思想史,彷彿臺灣是沒有思想的地方。但文學作品其實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思想的具體展現,而且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定是一個時代的反映。吳叡人更進而指出,臺灣思想史在歷史上是斷裂的,而且由於臺灣的歷史是多脈絡的,所以我們不能從單一的脈絡來看問題。此外,吳叡人也點出,研究思想史一般而言得藉著文本,而臺灣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本是透過不同的語言寫成的,這也是研究臺灣思想史的困難與挑戰。

進入對於龍瑛宗小說文本的解讀,吳叡人指出,龍瑛宗的文本裡面透露了那個蒼白、無力,想要做一點振作和反擊卻又失敗的個人,也呼應著當時的時局,記下在日本擴張下慢慢形成的臺灣,以及當時新中國的興起對周遭的影響。雖然龍瑛宗是在島內的一個小鎮寫下這作品,但在他的文字中也體現了當時臺灣的周邊情勢。

吳叡人並試圖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提出一個理解架構,他將之分成兩個脈絡,分別是臺灣的脈絡與日本的脈絡。在日本的脈絡下,原本日本國內的語言是不統一的,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不僅將四分五裂的國家統一,也將語言統一,因此近代日本文學也就是日本民族國家形成的產物。而日本的往外擴張促進了日本文學向外擴散,龍瑛宗就是在這個擴散過程中徹底混血的第一代,他也屬於近代日本文學的一環。

另一方面,臺灣的脈落則相異於日本。近代臺灣文學的誕生來自於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反抗。因此,臺灣文學的誕生伴隨著臺灣主體性的思考,也就是要用哪一種語言來書寫臺灣文學?在經歷傳統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的嘗試一一失敗之後,原本多語、多聲的臺灣近代文學被「純化」為單一的日語文學,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雖然有臺灣的意識,想發展自己的文學,最後卻還是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只能以日文書寫,龍瑛宗也是如此。

吳叡人在〈另一個「閉塞時代」的精神史――龍瑛宗臺灣戰前小說中的殖民主體形成〉這篇文章則指出,作為民族文學的臺灣文學開始解體的時刻,卻也是它作為「近代的文學」開始成熟的時候,因為「近代的個人」終於在龍瑛宗以日文創作的小說中登場了。這個「個人」是畏縮的、徬徨的、冥想的,乃至自我憎惡的,他們不僅無路可出,更無力向強權宣戰,多數只能放棄理想,從屬於國家體制,極少數不願放棄理想者,也僅能虛弱地等待某種形而上的歷史救贖。

吳叡人認為,龍瑛宗最大的臺灣性就是他運用日文把臺灣的風土寫出來,自然風土保有自己的獨立性,而日本人反而被臺灣的風土同化了,他們在臺灣數十年以後,竟然出現以描寫臺灣風土為主的文學,表明了臺灣的風土是無法被日本人奪去的。文學終究離不開歷史,也離不開社會;閱讀龍瑛宗的作品,不僅讀到了作家個人,也讀到了其所屬的時代特質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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