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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導讀文章:〈翻譯「性主體」――閱讀《浮現中的女同性戀》〉

翻譯「性主體」――閱讀《浮現中的女同性戀》

文/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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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臺灣的桑梓蘭從臺大外文系畢業,留學美國取得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目前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她在2003 年出版的學術專書《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在英文學術界是研究臺灣同志與中國同志的先驅著作之一。

讀者一看到這本書,心裡頭可能就會冒出幾個基本問題:「同性戀是什麼?」;「現代中國也有女同性戀嗎?」;「這個研究課題有什麼重要性?」這幾個問題也是許多國內外性別研究者、同志研究者、多元性別研究者共同面對(並且一再被問)的問題。《浮現中的女同性戀》主要貢獻就是很有耐心地為這些基本卻難纏的問題提出理論化的答案。「很有耐心」,是指作者勤於整理歐美相關理論和國內外文獻;「理論化」,是指作者挑戰了學院內外多種被理所當然化的(假)常識。面對基本問題、耐心、理論化,聽起來是治學基本功,事實上並不容易做到;在這些方面,《浮現中的女同性戀》遠勝某些前行研究,也就是書中所質疑的小明雄《中國同性愛史錄》、韓獻博(Bret Hinsch)《斷袖的激情:中國男同性戀傳統》(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以及許多臺灣研究生不假思索便暢快引用的周華山著作。

以上幾個問題的精華討論就在《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第二部第四章〈翻譯同性戀:民國時期的同性愛論述〉。「同性戀是什麼?」根據這一章的說法,「同性戀就是從西方經過日本再翻譯到中國的成果」。同性戀在西方本來就有多種而非單一的定義,在日本轉手再進入中國之後,又各自對應了不同的字詞。也就是說,同性戀從西方翻譯到中國的效果並不是一對一的(一個單字對應一個單字,一如「London」對應「倫敦」),而是多對多的。正如作者引用中國留美學者劉禾(Lydia Liu)指出,同性戀到了中國的效果,與其說是(傳統理解的)翻譯,不如說是發明:中國並不只是被動地接受西方概念,更藉著這個西方詞彙之便,在中國和中文中發明諸多西方不見得能夠理解的人事物。本文標題標明「翻譯『性主體』」,就是要強調《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做了什麼工作:它解釋了主體和性的主體怎麼樣在中國以翻譯的名義被創生出來。

「現代中國也有女同性戀嗎?」這個問題暗示:西方已經有了這個現代化玩意(即女同性戀),那麼,現代中國跟得上腳步嗎?《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全書都在處理這個暗示所牽連的翻譯與政治(這裡的政治,是指如何站在「大中華地區」質疑握有詮釋權的西方)。這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拆解下去: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女同性戀是不是夾在(被預設為異性戀的)婦女和(被預設為男的)同性戀之間?這些問題大致上已經在書中多處回應。臺灣讀者可能特別想要問:什麼時候臺灣變成大中華地區的一部分了?「大中華地區」在英文原著中是「transnational China」(跨國的中國),也就是「在中國領土之內和在領土之外的中國」――臺灣被視為中國領土之外的諸多中國之一。畢竟臺灣政府宣稱自己是中華民國,也是中國的一種。

「這個研究課題的重要性何在?」這個問題的潛臺詞是,「女同性戀恐怕不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吧?」這是國內外許多學人與研究生長久以來共同面對、忍受的挑釁。綜觀全書可以察覺桑梓蘭對這種挑釁的一再反擊:她藉著訴諸公共性(有時候化身為公共空間、公領域等等類似詞語)來回應挑釁,不斷強調女同性戀和公共性的密切結合。既然各界將公共性的重要性視為理所當然,那麼將女同性戀加以公共化看起來就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策略。作者為這部在時間空間都極具野心(一百年來的中國和臺灣)的專書找出一條整合各章的主軸。我認為這部書的主軸與其說是「女同性戀」,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公共性與女同性戀」。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進行多種整合的工作。我在這裡特別把焦點放在臺灣讀者可能尤其在乎的其中三種:一,中國和臺灣的整合;二,社會和文學的整合;三,歷史主義和跨歷史主義的整合。這些整合都有策略上的考量,都有好處和壞處,絕不是穩賺不賠的投資――事實上,完全穩當可靠的學術思考才是妄想。

首先,此書將臺灣女同志和中國女同志寫在一起,就像是「半杯水心理測驗」一樣:悲觀地看,臺灣社會各界努力的果實要包裝成中國製造才能夠讓英文學術界買單;但樂觀地看,正因為被包裝成「跨國的中國」,臺灣產品在國際市場才可以搭上中國熱的便車,顯得更有賣相。持平而論,這個半杯水心理測驗要放在歷史脈絡來檢視。一,1990 年代的臺灣人比較樂觀。《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的初稿(桑梓蘭的博士論文)寫在1990 年代,正是臺灣許多人相信臺灣經驗可以鼓勵中國多種改革的樂觀時代,是臺灣人相對比中國人有錢的時刻。在此書初稿成形之際,「亞洲四小龍」(潛臺詞是:臺灣是領先韓國的經濟模範生)、「兩岸三地合作」(潛臺詞是:臺灣可以做為中國的楷模)等等(來自商業界市場考量的)話術是時代背景大聲演奏的主旋律。人文學科研究者很難不受時代所制約。

二,再說,新的語彙可以觸發新的共同體。1990 年代也是「同志」這個新詞開始在香港、臺灣、中國(也就是兩岸三地)快速取代「同性戀」這個舊詞。不少臺灣同志在當時也樂見同志版本的兩岸三地格局。「同志」這個典出中國(共產黨同志)而且又反饋中國的詞,正是一個與其說是翻譯(舊詞新解)還不如說是發明(如劉禾所言)的範例:在同志這個詞被挪用之前,「兩岸三地」的同性戀者很少想到彼此有何關聯;同志被挪用並流行之後,各地同志就開始有意無意促成同性戀版本的「跨國的中國」。很多人說,同志一詞讓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都可以自稱同志;我想補充,除了這種在性傾向層面的共同體之外,同志一詞也讓各種國籍的性主體不知不覺加入國族層面的大中華共同體。

三,學術體制。長久以來第一世界學術界(歐美)都將臺灣研究視為中國研究底下的一個選項(臺灣這個選項跟雲南研究、山東研究等等選項一樣可以互換)。這種體制常規很難在短時間內,由少數有心人改變。於是,山不轉路轉:作者採用「跨國的中國」來避開「大一統的中國」的說法,並且在第一章註31提及有學者(即印度的中國專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大一統的中國是虛妄想像。

作者在書中為臺灣爭取了一些發言機會。全書分成四部,最後一部是「解嚴之後的臺灣」,不只是剛好按照時代順序將解嚴之後的臺灣放在壓軸位置,也因為作者想要讓臺灣指向女同性戀的願景。不過,也因為作者努力整合中國和臺灣,臺灣女同志在社會和文化的努力成果被詮釋為鼓舞中國進步的力量――對身在2014 年的臺灣人和香港人來說,這種詮釋恐怕很刺眼(類似「港臺要民主,才能帶動中國國內民主化」的說法)。這種力求中國和臺灣整合的邏輯,或許可以解釋此書第四部的詮釋:1949 年國民黨遷臺被認為帶給臺灣「中國現代性的遺緒」(但是沒有提到日本帶給臺灣什麼)、邱妙津的小說被認為應和了五四時期中國女作家。前一個說法放大了國民黨的貢獻(國民黨刻意不將中國現代化的許多資產帶到臺灣,如五四進步文人的著作),並且忽視了日本帶給臺灣的現代性(作者在討論五四的時候強調日本影響中國人如何理解同性戀,在討論臺灣的時候卻不談日本現代性的遺緒);後者則牽強地讓邱妙津跟中國作家依親。在我印象中,邱妙津並不關心五四文學。

其次,在整合中國和臺灣之餘,《浮現中的女同性戀》也進行了社會和文學的整合。作者在整合社會和文學這兩個領域(以及,社會科學和文學研究這兩種學門)的時候全力以赴,顯示了晚近美國文學研究頻繁向社會科學求教的新趨勢。原則上我也樂見這兩個學門合作,尤其期待臺灣的各種文學研究者多向社會科學取經。

全書四個部分都可進一步切分為兩半,前半部偏向社會現象的討論,後半部則是文學作品的分析。例如,在全書第二部「民國時期的中國」,前半部重點在「翻譯同性戀:民國時期的同性愛論述」(社會的面向),後半部聚焦於「五四小說中的女同性愛」(文學的面向),前後部分相輔相成。第二部分將民國初期翻譯的社會現象和五四的文學表現並置在一起,是全書中社會與文學整合的精華示範。然而,可能正因為作者處理五四時期的時候得心應手,所以在撰寫後面的歷史階段時,有時候感嘆「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已經跟五四精神脫節,有時候卻又稱許晚近作家(如邱妙津)回應了五四前輩――這些感嘆和稱許都顯示出作者對於五四時期的眷戀。

這種對於五四時期公共性的眷戀,投影在書中第四部分針對臺灣的觀察,結果第四部分臺灣研究就活在第二部分五四研究的陰影之下。五四時期的研究者只要考察當時的報刊以及參與公共討論的女作家作品,就可以大致掌握當時公共性的輪廓;第四部前半部是「媒體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性戀運動」,後半部是「女同性戀自傳性書寫」,亦即討論邱妙津的專章,卻不像五四時期那麼容易掌握。「媒體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性戀運動」這一章似乎想要襲用研究五四的方式來研究解嚴後的臺灣,所以特別留意大眾媒體和女同性戀運動。這一章勤於記載媒體和社運參與者的脈動,誠然達成苦勞,但是這種苦勞不見得可以保證研究者掌握解嚴後臺灣的公共性。解嚴後臺灣的精闢分析在國內外社會學界已有豐碩成果,讓《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相形失色。如今看來「媒體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性戀運動」與其說是公共性的分析,不如說是臺灣社會現象的報導。

重視公共性的策略有利也有弊。第四部分後半部的邱妙津研究具有歷史地標意義,畢竟是英文學術界深入探討臺灣同志文學的先行者之一。然而,這一章為了持續強調公共性,不惜將某些訴求塞入邱妙津口中,也就是在難以捉摸的作家(含過世的作家以及不喜公開發言的多種作家)身上強行安裝能動性(agency)。我在這一章看到,小說中的虛構人物被等同於邱妙津這個真人、邱妙津對媚俗的大眾媒體提出批判、邱妙津對公共空間頗有一番見解――也就是說,邱妙津的文學作品被當作一種社會科學的資料來看待,她的文學被認為忠誠反映了真實世界中的人。文學的虛構性被忽略了。如果《鱷魚手記》裡的鱷魚是戴上假面的角色(以鱷魚皮為假面),那麼書中眾多苦戀的大學生角色當然也戴了假面。在文學世界中(想想《哈姆雷特》、《尋羊冒險記》),有哪個角色不戴假面呢?

此書珍視公共性,卻同時小看了私密性。《鱷魚手記》或許也釋放出進攻公共性的訊息,但它更歌頌了私密性帶來的痛苦兼樂趣。

本文在前面用比較長的篇幅討論《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如何整合臺灣與中國、文學與社會,是希望為這本書摸索更貼合當前臺灣情境的思辨空間。最後我要指出這本書也進行了「歷史主義」和「跨歷史主義」的整合。這第三種整合聽起來不像前兩者那麼容易吸引臺灣讀者的注意,但卻值得各種「小眾歷史」(例如,同志文學史,原住民史,跨性別醫療史等等)的關心者仔細閱讀。此處所說的歷史主義,是指一種堅持每個字詞都要嚴謹放在正確時空中的態度。例如,按照歷史主義者的規矩,19 世紀才出現「同性戀」這個詞,所以只有19 世紀之後的人才能被稱為同性戀者;19 世紀之前的人,就算頻繁進行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也不能被稱做同性戀者,不然就是「時代錯亂」。(一如,如果有人以為古代日本人不是坐在地板上喝清酒而是坐在酒吧高腳椅上喝雞尾酒,同樣也犯了時代錯亂。)跨歷史主義者則不理會歷史主義者的規矩,反而將19 世紀之前各國名流(例如古希臘羅馬帝王、日本武士、漢朝皇帝)都稱為同性戀者。歷史主義和跨歷史主義各有其利弊:如果我們硬要說古希臘羅馬沒有同性戀者,是不是徒然為了學術的嚴謹而自斷了想像族譜的自由?同時,如果我們慷慨承認亞歷山大也是同性戀者,那麼我們要不要考證他是否看過精神科醫生而且上過同志酒吧?(精神科醫生跟同志酒吧總是跟同性戀者共存。)

任何主義推到極致,都會顯得荒謬。桑梓蘭在書中在歷史主義和跨歷史主義之間耐心取得理論化的平衡點(先前我說過耐心和理論化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的勝出之處),就是要同時承認歷史的斷裂性與延續性。《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的標題充滿巧思。除了副標題暗示了「現代中國」和「女同性戀愛欲」之間的張力之外,主標題的「女同性戀」(lesbian)和副標題「女同性戀愛欲」(female same-sex desire)也有制衡關係:這兩個詞在英文中各是歷史主義者和跨歷史主義者的選擇。

標題明說了某個訊息,同時也就暗示了另一個訊息:女同性戀是浮現出來的,那麼,有什麼人事物凹陷下去了呢?(emerge 的反面就是submerge。)陷去了哪裡?凹處還藏有哪些性的主體?愛欲是不是凹陷到「跨國的中國」深處?這些答案,就有賴各界愛書人解密吧。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書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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