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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下的臺灣與青年世代―― 「如何面對全球化:《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DVD發表座談會」側記

全球化浪潮下的臺灣與青年世代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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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持人柯慶明老師(左上)、主講者包宗和老師(右上)、廖咸浩老師(左下)、陶儀芬老師(右下)

「如何面對全球化:《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DVD發表座談會」於2月15日在臺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展位舉行,由國立臺灣大學新百家學堂執行長柯慶明教授主持,由臺大政治學系包宗和教授、臺大外國語文學系廖咸浩教授、臺大政治學系陶儀芬副教授主講。

首先,主持人柯慶明教授指出,當前臺灣面臨的諸多困境多來自於全球化之下的世界局勢。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不再被分為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結構鬆動後的國際政治,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戰略已不能再奏效。因此,對於全球化現象的認識是攸關臺灣生存的重大課題。「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原本是臺大新百家學堂的一門課程,由包宗和教授規劃課程的內容、師資與執行,先於臺大開課,再經過錄影、後製、編輯的流程,最後形成2014年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DVD。

包羅萬象、無所不在的全球化

接著,包宗和教授說明「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課程架構的安排與規劃。包宗和教授指出,全球化牽涉的層面包羅萬象、無所不在。經濟全球化是最容易引起關注的層面,但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以及與其相關的社會問題、科技問題,也都是重要的現象或課題。因此,此一課程的核心架構就以經濟、政治與文化全球化作為主軸,並整合相關的社會與科技議題展開討論。本系列課程共有十六講,由來自不同領域、學門的教授負責講授,內容皆為全球化與其各自領域銜接的相關課題。

包宗和教授繼續深入講解本系列課程的基本構想。先從經濟全球化開始:究竟經濟全球化帶來了何等「挑戰」?首先是各國權力的衝突與改變,此一權力已不再純粹屬於國家的、政治的層面,而漸次轉移至人力資源的面向,因而造成了各國科技上的設計、規劃與研發成果的落差。其次,勞動人口的遷移也帶來可觀的社會變遷,除了底層勞動人口的流動外,中產階級也開始突破國境限制,在全球的人力市場中不斷遷徙。第三,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在全球化下聲氣相通,形成無法分割的整體,市場的每一部分都會互相連動。第四,全球的自由貿易也對社會造成衝擊,中小企業在此新局勢必須審慎因應,才得以繼續生存。第五,國際間與一國內的貧富不均與失業問題,是全球化下所浮現的經濟危機之一環,各國必須共同面對此一問題,謀求解決之道。此外,臺灣青年學子前往海外「度假打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否成為流往海外的「臺勞」,這也是臺灣社會面臨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之一。

包宗和教授再論及政治全球化,指出其與社會和科技問題密切的關係。首先,目前單一國家治理的模式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難題上已有所不足,於是出現了新興的「全球治理模式」。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主權逐漸下降,區域整合、各國共同治理的機制浮現,歐盟、東協便是顯例。然而,「區域治理」究竟是「全球治理」的先聲,抑或是其阻礙,仍猶待長期觀察,這與區域整合將採取開放式或封閉式的模式有密切的關係。而國家主權的地位在全球化的形勢中,是否真的將逐漸邊緣化,或者仍能保持某方面的重要性,這也值得深入討論。其次,關於人口流動的問題,也是政治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之一。例如,美國在歐巴馬總統的主導下,將部分非法移民人口就地合法化,授予美國居留權或國籍,也是面對此一現象的的一種因應手段。第三,恐怖主義在全球肆虐,也為世界各國帶來嚴峻的挑戰。恐怖主義問題,其根源或來自於社會貧富不均,財富分配不公是形成恐怖主義的溫床,此一全球性現象必須嚴肅地面對。

第四,網際網路革命對人類生活造成巨大的影響,經由電腦與手機等媒介,將全世界串聯成沒有時空間隔的通訊網路,任何訊息都可以在一瞬間抵達地球的任一角落。網際網路改變了生活的型態,對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都有深遠的影響,例如,網路社交媒體臉書、推特等對傳統媒體造成重大衝擊,從小眾媒體一躍而成主流媒體。第五,國家安全也面臨全球化的挑戰,除了軍事、外交、經濟層面的國安問題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或是氣候變遷也成為必須妥善因應的課題。例如,在太平洋上海拔較低的島國,便面臨氣候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海水即將傾覆國土的嚴峻危機。第六,在法律方面,各國必須共同簽訂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謀求在法律框架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現象;在憲政方面,針對不同國家的特定情況,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矛盾也必須在一國的憲政體制中作出調適。

包宗和教授接續討論文化全球化的議題。首先,傳統的媒體生態,已經逐漸被新興的網路媒體所改變,虛擬的網路世界,也可能將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這些現象都必須妥善面對。其次,語言的快速消亡也是令人擔憂的現象,公元1500年左右,世界上尚有約14500種語言,到了公元2000年,卻已僅存7000種,預估到二十一世紀結束時,會有當初90%以上的語言消失。

最後,包宗和教授分析全球化的四個顯著現象:一、中國的崛起,對中國大陸而言,全球化可能反而是復興的契機。二、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互動,此二者的關係或衝突必須予以妥善處理。三、少子化的現象,少子化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臺灣更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四、在世界範圍來看,經濟上、科技上的動能雖然是由上而下的(top-down),但是政治上的動能卻是由下而上(bottom-up),此二者的不同途徑形成了全球化特殊的性質。鑑於這些現象,有三大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一、臺灣如何自處?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三、全球化是各地文化的均一化,或者反而是多元化的進程?包宗和教授期待,本課程各方面的內容,能夠透過此次DVD的出版,廣為周知,促使大家更去思考相關的議題。

全球化及其反向的在地化

不只是學者,也是作家、文化評論家的廖咸浩教授首先簡短介紹了全球化的歷史。全球化現象由來已久,從十五世紀開始,便有初步的全球化,最早是由中國或東方所主導。而十五世紀後開展的全球化,與此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是由資本主義所主導的歷史變遷,資本的流動是新的全球化生成的力量來源。資本的流動造成兩大變化:一、邊界逐漸模糊,乃至消失,不論是在個人、社會、國家,甚至文化與大自然的關係上,都有所表現。二、邊界泯滅後,不論在個體或群體上都形成重大的問題,必須重新調適而加以修復。譬如,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時空限制對通訊的阻礙被克服後,個體要如何篩選、接收巨量而無止盡的資訊,便是一個新的課題。個體不能單純直接進入邊界消融的新形態中,而必須作出調適;而在宏觀的層次上,國家與國家的邊界因為資本流動的關係,也漸次除撤,世界變成杭士基(Noam Chomsky)所言的「一座大工廠」。如果我們只是單純接受邊界消失的事實,那麼很多珍貴的事情也將隨之消失。

廖咸浩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反向的在地化運動,更顯得益發的重要。在地化的範圍,並不必然要與民族國家的疆域重合,必須要有新的界定方式。邊界消失後,我們也同時領悟到,必須在全球化中找出自身恰當的位置,而這種對自身的定位,恰恰是在嚴肅的思索全球化的反向力量,並且培養與發展這種力量之後才能建立的。在個體來說,「我是誰」的永恆問題,也在邊界消失的境況下,必須重新與社會和自然協商彼此之間的關係。時空變換的速度如今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與人的接觸,在形式與速度上,都進入了不同以往的模式之中。比方,身處臺灣的年輕人,可以與在巴西生活的人一起在網路上抱怨各自的父母。個體不再陷於孤立的具體時空中,而能夠透過其他媒介與更大的群體相連,這種集結起來的力量萬萬不可小覷;而在群體上,一樣要面對邊界泯滅後的新局勢,例如,如果臺灣社會忽視眾多外籍配偶生下的孩子,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將自身想像成單一文化的國家,那這些孩子勢必要成為臺灣社會的棄兒。「國家為何?」此一問題必須重新調整,固守確定疆域之單一文化民族國家,已是必須超越的模式。

廖咸浩教授也提醒邊界泯滅的情形,甚至可以擴展到人和機器的區隔之上,科技將人和機器整合在一起的歷史已相當長遠,從發明數百年的眼鏡、鐘錶,到新近發展的網際網路,都屬於此類現象。雖然科技造福人類,卻也讓人類為其所奴役,人要如何自處於其中,是個重大的問題。再論及生態環保的議題,在邊界泯滅的情況下,此一問題已經攸關全球每一個地區的安危,比如,在太平洋上形成的垃圾漩渦,最終會對其他地區的人類社會造成影響;在食品安全方面,遠方某一國家生產的食物,也會輾轉成為本地食品工業的原料,進入到我們的飲食之中。邊界泯滅造成的領域擴大現象,及其反面的效應,都是我們必須因應的重大問題,然而,由於後者的危害較不受注意,所以要更審慎面對這股可能會反噬人類的力量。在全球化快速流動的情境下,對於人與土地的關係,必須要建立起新的思考,既不能完全脫離土地,也不能回到老式占有、固著土地的模式,或以此來限制流動的形成。只有重新面對土地,才能在新的情境下建立起人與土地適宜的倫理關係,這是身為一個世界公民必須要思考的課題。

全球化與青年世代的貧窮化

在「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課程中,陶儀芬教授負責講授的題目是「經濟全球化與世代政治」。陶儀芬教授指出,其實在當前的全球化浪潮之前,在十九世紀末時,就已經有了上一波的全球化,當時資本、財貨和人員跨界流動的速度和規模,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了全球市場,進而統合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由於當時全球市場的快速建立並未受到適當的節制,因而產生了悲劇性的後果,於是有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以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端政治制度的出現。上一波全球化所產生的負面經驗,如何作為我們面對這一波全球化的借鏡,是今日無可迴避的問題。而在「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中,以「世代政治」作為講授主題的同時,也恰逢《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的出版,陶儀芬教授也希望能夠以這門課程去適時回應本書。《崩世代》的內容主要是討論經濟全球化如何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均,讓壓力不成比例地落在年輕世代的身上。在經濟壓力愈來愈大的情況下,年輕世代成家立業的門檻也愈來愈高,於是相應地產生少子化的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勞動力將逐漸滑落,政府的財政能力也會隨之下降,失去其應有的職能。此外,青年世代薪資的長期停滯,更是眾所關注的問題,以上這些原因也都是讓陶儀芬教授決定以「世代政治」切入討論全球化現象的理由。

陶儀芬教授指出,這幾年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世代政治」因素的表現也愈來愈明顯,例如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及其後的九合一大選的結果。太陽花學運並非單一的事件,2014年年底時,美國的網路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在回顧一年的新聞事件時,將該年定位成「非凡的抗爭年(extraordinary year of protest)」,他們選取了八件具有代表性的抗爭運動,包括臺灣的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雨傘革命,以及烏克蘭、泰國、埃及的類似活動,甚至美國的「福克森事件」(Ferguson unrest)也名列其中。《赫芬頓郵報》歸納出這些運動共同的特質,即在網路上大量的動員年輕人,造成迅速而有效的人力集結,這是這些運動能夠成形並帶來更多抗爭的一大原因。在2013年,《經濟學人》也把該年視為「全球公民運動」覺醒的一年,將其類比為歷史上184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1989年的柏林圍牆倒塌的關鍵的一年。這些媒體注意到了,在世界不同城市居住的年輕人,面臨類似的處境,因而醞釀了性質相似的運動,如智利的抗議高學費運動,巴西的抗議公車票漲價的運動。這種類似的處境,就是來自於全球化對年輕世代所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壓力,全世界的年輕人因而成為歷史的行動者,尋求突破此一不公平結構的出路。這一世代的年輕人生於富足優渥的環境,是人類歷史上享受過最充分的社會與教育資源,而具有高度競爭力的一代。然而,正是這些受到良好培養的年輕世代,難以在現今的經濟結構中找到配合其能力的工作崗位,薪資條件也多不理想,這種情況在已開發的歐美日國家是最為明顯的。在全球化的時代,大部分的財富集中在少數的個人或企業手中,如何去翻轉這樣的不平等,是人們必須共同去面對的課題。

陶儀芬教授說,全球化「世界是平的」的概念意味著全球必須在同一個市場互相競爭,依照「華盛頓共識」,必須尋求更多的開放、更多的自由化、更多的私有化,讓政治的疆界因為市場而撤除。然而,經過了二三十年的試驗,全世界的貧富差距更形加大,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進步。於是十年前,開始有「北京共識」的提出,中國的崛起為開發中國家、新興市場,開闢了新的可能性,步上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道路。但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卻也逐漸進入瓶頸,內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與已開發國家相較顯得不遑多讓。中國的崛起其實是採取國家幫助企業向勞動力、生態環境施行壓迫,而取得經濟成果的模式。晚近,又有所謂「哥本哈根共識」,意在使企業或國家擺脫削價競爭,找到自身獨特的利基所在,以及適合自身特質的市場。由此可見,如何保有一個社會的獨特文化,以及憑藉著民主體制,從而可以讓所有人擁有去尋找自己在市場上獨特位置的機會,才是在全球化情境下更重要的事。

最後,柯慶明教授總結,全球化使得經濟低迷的情況遍布世界各地,若外向性的發展已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我們就要以「在地化」的方式,去尋找自己競爭力之所在、立足點之所在;如果缺乏這樣的立足點,則必須主動創造,如此臺灣才有能力因應全球化現象所帶來的重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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