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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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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升教授新著《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為當前探討臺灣法律發展歷史最重要的著作


一、研究的動機與緣由

長期以來,在臺灣法學界流行的是,對中華民國法制的法規範面向所為的回顧性觀察。由於臺灣現行、有效的國家實證法,係一套來自民國時代中國(1911-1949)的中華民國法制法秩序,故法學界對法律規範進行歷史溯源時,通常從中國清末1900年代後期引進源自近代西方的現代式法條,或從中華民國民刑事主要法典在1920年代晚期、1930年代前期的公布施行開始講起,故謂已歷經百年或幾十年,且將敘述的重點置於迄今的法條上演變。然而,單純觀察法條存在之時間及其內容,忽略了這些抽象的法條係施行在不同的地域社會╱生活共同體(community)。按中華民國法制在1945年之前不曾施行於臺灣(臺澎),在1949年之後卻僅僅施行於臺灣(臺澎金馬),不再施行於作為原產地的中國(中華民國法制上稱「大陸地區」)。換言之,只做法條變遷史的研究,將脫離人及社會的脈絡,多少使得其僅是法界孤芳自賞的作品爾。

另一方面,在得不到法律史,特別是法律社會史的支援底下,歷史界關於近現代臺灣史的論述,即難以將現代型國家所頒行的法律,精確地納入歷史詮釋當中。就戰後臺灣史,一般而論政治史的成分,遠大於法律史。以戰後初期而言,向來臺灣史的敘述經常表示:行政長官乃是總督制的復活,但忽視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在國家法制上所擁有的委任立法權(律令權)和司法行政權,皆是戰後行政長官在國家法制上所沒有的權力。雖然有日治經驗的臺灣在地人可能確有行政長官等於總督的感受,但撰史者似乎應先說明法制內涵有別之後,再詮釋為何出現與國家法制不太一致的社會觀感。

這樣的史實認識上的缺失,來自於對日治時期法制的不了解。此又歸因於上述臺灣法學界只知中華民國法條史,少有涉足日治時期的法律史。且因法學界不關心中華民國法制在民國時代中國的運作實況及其形成的法律文化,以致不能據以探討戰後帶著該等法律經驗來到臺灣的外省族群統治高層或司法官員,如何在政經社文條件與中國大陸不同的臺灣,施行在法規範內涵上相同的法律。同樣的,也就相當欠缺從探究「法經驗事實」的角度,詮釋抽象的法律在現實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或社會的發展如何改變法規範的內涵,導致法學研究與臺灣人文社會知識╱臺灣歷史的建構,幾乎是脫勾。法學界的所有研究動能,似乎都集中於法律規範的制定及解釋適用上。

筆者因追尋法律現象的緣起,而成為跨越法學與史學的研究者。為填補前揭法學或史學研究上的缺憾,在此擬從探究法律規範與社會實踐之間的互動,亦即學界所稱「法律與社會」(law and society)的研究取徑,論述法律如何規制社會,社會又如何改造法律。「法律與社會」基本上只是一種觀察的視角。儘管曾分別提出「形成法律的原因←→法律的規範內容←→法律的社會效應」,以及「法律條文←→法學理論←→司法或行政上對個案適用法律←→社會生活上的運用法律」,作為詮釋上的模型,但並非所有法律與社會之關係皆須套用該等模型。本書將呈現以「法律現代化」為核心關懷的觀察結果,其同樣只是特定觀點下的一種因果詮釋。此與臺灣學界經常視為「理論」的某外國學者、對某外國社會、從某個觀點所為的因果詮釋,在性質上殆無兩樣。因此本書就臺灣法律現代化所為的論述,倒是可以和研究其他國家法律現代化的學術作品進行對話,但這項工作已超出如下所設定的研究範圍了。

歷史研究者本來就是以其出自當代的關懷,觀察及詮釋發生於過去的經驗事實。歷史知識的意義在於,讓我們╱人民了解自己及周遭的環境,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進而對缺失有所調整,對優點繼續發揮,以謀求更幸福的未來。在當今臺灣,基於性別意識而研究婦女史業已日見蓬勃,基於原住民族意識而探究原住民族史亦屬方興未艾。但這並不代表性別意識或原住民族意識,早已存在於過去的歷史現場,甚至也不意味著當今社會每個人都支持這些研究所立足的性別或族群的意識。如本書所述,筆者基於以臺灣地域社會╱生活共同體為主體來觀察歷史的「臺灣主體史觀」,經由對日治時期「內地延長」法律政策及其運作實態的考察,而以「去內地化」和「臺灣化」概念,詮釋1949年迄今,民國時代中國法律在臺灣繼續施行後所為的修正、創新,以適用於其所事實上統治的臺灣社會的過程。但此係以存在於當代、筆者所採取的臺灣主體意識,對於過去法律體制演變所具有的事實與客觀影響和意義的一種詮釋。非認為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主導法制運作的國民黨統治菁英,以及當時受其統治的臺灣人,都依此臺灣主體意識而為行動,蓋來自民國中國或在中國史觀教育下的人確實不具有該意識。同時也未宣稱當今多元並存、不同國族認同相互競逐的臺灣社會,每個人都抱持與筆者同樣臺灣主體意識,但身為學術工作者應表明據以進行詮釋的特定觀點。

作為學術著作,本書必須被檢視:是否進行前述詮釋的過程中,忽略或遺漏某些歷史經驗事實?或者以該特定觀點為準,是否推論合理、前後一貫?但評論者不宜僅因抱持另一種意識或觀點,即指本書不具學術性。筆者在學術上以臺灣主體意識的觀點進行論述,自有實踐上的意義。亦即,倘若我們現在採取了臺灣主體意識,即可看到如本書所詮釋的法律現代化歷程,進而據以省思:同樣在臺灣主體意識下,未來應如何制定或解釋適用法律。這就像進行婦女史的研究動機,經常是為了在實踐的面向追求性別正義,原住民族史的研究也經常有追求族群正義的實踐上目的。至於當今臺灣生活共同體的所有成員,在理念上是否採納臺灣主體意識,係各個人主觀上的抉擇,應予以尊重,但仍需不斷的相互溝通與說服。

二、研究的議題及論述架構:一個從臺灣社會出發的法學研究

秉持以臺灣為觀察上主體的「臺灣主體法律史」視角,筆者將從日治與戰後兩時期法律制度的共通性著手,連貫地觀察在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權統治下,臺灣人民的法律生活如何不間斷地展開。按這兩個法制同樣是繼受近代歐陸法,採納相對於傳統法制而可稱「現代法」的法律規範。只不過在這項「法律現代化」的過程中,立法及執法的外來統治階層來自不同的國家。於日治後期,由於日本內地法制被延長至臺灣,故在日治晚期進入戰爭期之前,某程度提升臺灣法律的現代性。戰後則藉著延長中國內地的法制,在法規範面向提升現代性,但在法實踐面向還有漫漫長途要走。此即本書欲探究的第一項議題:以日治末期與戰後初期的承接為中心,論法律現代化與「內地延長」的再延長,並於第一章詳細解析之。

第一章所述,與20餘年前撰寫的《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的重點有別。該書的主要關懷是日治時期的繼受近代西方法,故以立法上繼受、司法體系的繼受、刑事及民事生活上的繼受為綱目。在此則著眼於日治臺灣在屬於日本帝國之殖民地的大架構下,具有日本化意涵的「內地化」與引進現代性法律的「現代化」,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過去亦曾討論過1945年至1949年的新舊法制交替,且聚焦於行政機關、民意機關及司法機關的承接。但本書第一章,則以臺灣在民國時代中國的統治下,仍與另外一塊稱為「內地」的地方存在著不同法制為前提,觀察臺灣與新來的「內地」(中國內地)之法制上差異性,係增加、減少或不變。因此從臺灣的視野,以日治末期啟動的「行政內外地一元化」為準,追問戰後初期是否有同樣的趨勢?乃至於在立法上、在司法上,是否也出現「內外地一元化」的現象?尤要者,其與法律的現代化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本書以兩章的篇幅,來討論臺灣在1949年以後的法律發展。國民黨政權於1949年底,在臺灣建立一個事實上國家之後(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由於國民黨政權繼續維持自中國內地引進的法制,故產生了一個法律上所宣稱的領土,與事實上法律能適用的領土不相符合的現象。於是中華民國法制本身,或者運用一些解釋方法來克服這個矛盾,或者直接就本於臺灣的社會現實,不理會法制上同樣是領土的中國大陸的實情,而進行法律的修改。但是這樣的修改是否有其侷限呢?因此須處理的第二項議題是,臺灣在不受域外政治權威決定,而得以「自主繼受」中華民國法制之後,如何進行法律的在地化及所面臨的侷限性。並大致上依發生的時間順序,先於第二章以「去內地化」的概念,闡釋中華民國法制如何配合實際上不再施行於中國內地而有所更動,但終究仍維持某些既有的規範上立場。再於第三章,以「臺灣化」的概念,討論中華民國法制如何因應臺灣社會的種種變遷,而調整其在各個法律領域的規範內涵。

同樣宜說明的是,10餘年前筆者卽曾以「臺灣化」來詮釋中華民國法的發展。不過,本書係以「法律現代化」為論旨,故所談的內涵不盡相同,且將納入晚近的法律發展及運用某些新史料。本書並非定位為教科書,因此不欲全面但簡略的談及各法律領域的歷史,而擬就「去內地化」、「臺灣化」現象,選擇可闡釋其意的法律發展事例,進行較為深入的解析。

中華民國法制在臺灣自主運作的同時,還不時會再納入來自當代美國或歐陸法系國家的法制,並持續提升現代性。這是之前透過戰前日本或民國時代中國所未取得的法律資源,而由臺灣人民主動向戰後歐美日本學習得來的。不過,一味仿效歐美是否同樣有欠缺臺灣主體性思考之虞?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宜先深入觀察整個向外國,特別是晚近向美國學習的過程。是以將在第四章,繼續探究本書的第三項議題:臺灣作為一個「自主」的事實上國家,如何繼受當代美、日、德等國的法制及法學。進而整體地闡釋全書的論點,亦即臺灣法律的現代化,係透過兩次的「內地延長」與其後的「自主繼受」來進行的,並以當代歐美法制作為主要的繼受對象。因此第四章與筆者最近有關法學史的論著,仍有所區隔,但一定程度獲得該等研究的支援。

本書源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題計畫「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中,所構思及執行的一個子計畫:「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的法律現代化」。按臺灣曾先後被動的接受來自日本內地和中國內地的法律,並附隨地引進源自近代西方的現代法,1949年之後再以存在著一個事實上國家為契機,主動的繼受╱採取歐美的現代法制度。因此當今臺灣的法律體系(legal system,非僅指法律規範或制度,尚及於法律實際運作與法律文化),乃是由日本元素、中國元素,以及西方╱現代元素重重鑲嵌而成。且被嵌入哪一些元素,以及份量的多寡,逐漸是依臺灣社會╱人民的需求而定,故在此過程中,臺灣法作為一個主體的地位已被創造出來了。

深刻地了解經由多重因素所形塑而成的臺灣法律經驗,不但是理解臺灣本地歷史所必需,亦是在國際上與各方學者及由各國經驗所形塑的各種理論,一起探究人類社會法律發展時,得據以對話的素材與論點。最重要的是,這是臺灣人民思索未來臺灣法應何去何從時,一個必要的反省與堅實的出發點。按倘若對本書所描述的「過去的存在」,基於「現在的當為」而感到不滿意,即應力求改變由過去形塑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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