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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造型與臺灣原住民藝術──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宮川次郎藏品圖錄》內容試閱

從凝視到行動:宮川次郎的「臺灣原始藝術」收藏(節錄)
胡家瑜(本書作者、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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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造型與臺灣原住民藝術》從原始藝術角度,重現文物的美感

收藏,是一種凝視觀點的呈現,也是一系列社會行動的結果。經過收藏移轉的過程,藏品文物脫離原有的社會生活脈絡和日常使用功能,成為博物館中具有獨特象徵價值的物件組合。另一方面,藏品不只是文物的選擇組合結果,也是收藏者個人的自我延伸和熱情投注對象,可以展現收藏者的興趣、品味和價值觀。因此,許多研究者針對收藏進行討論,並將之視為現代社會物質體系中最特殊的符號象徵系統之一,需要認真思考其背後隱含的多重變化價值意義,以及複雜糾纏的社會動力。透過檢視藏品的形成過程與物質組合,我們不但可以探索文物背後的社會文化特性,也可以理解收藏者的凝視觀點和價值品味,以及採集行動開展的時代脈絡和社會情境。

日本統治時期,宮川次郎採集的臺灣原住民文物,是一批具有獨特時代象徵意義的藏品。這些文物的收藏採集、流動移轉和價值建構過程,呼應了臺灣、日本和世界的複雜糾結互動關係。從19世紀中葉開始,臺灣原住民文物被視為值得採集珍藏的對象物。初期的收藏者,主要是臺灣開港後因派駐、經商、傳教或探險等目的而因緣際會來到臺灣的西方人,他們帶著探奇觀異的眼光隨機採集原住民文物。但是,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之後,基於殖民統治和科學研究等理由,國家開始有系統地支持和推動全面性的原住民部落調查和採集活動。當時許多重要的原住民研究者就是主要採集者,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或鹿野忠雄等人,都積極收藏原住民文物作為物質文化研究標本。

除了調查和研究目的的收藏之外,日本時代也陸續興起一些民間業餘收藏者,他們以賞玩和興趣愛好的角度,採集和收藏臺灣原住民文物,其中宮川次郎就是當時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是最早從「原始藝術」欣賞的視角,進行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民間愛好者。1930年他以自己的藏品為主要內容,編輯出版《臺灣の原始藝術》一書;這本書也是臺灣最早的一本原住民文物圖錄。書中首次使用「原始藝術」一詞,論述臺灣原住民生活器物的美感表現。但有趣的是,該書出版不久後,宮川次郎在1933年至1936年之間,將他大部分的藏品都出售給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現今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前身),成為臺大博物館中最為精美的一批收藏。這些宮川藏品目前還有二百多件保存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八十多年來,宮川採集的原住民文物,由於展現獨特的造型美感和強烈的視覺吸引力,因此不僅是臺灣物質文化或原住民藝術研究者最常檢視、討論或繪圖研究的一批標本,也是具有豐富文化意涵和象徵價值的原住民物質文化遺產。本文將探索宮川藏品形成的時代背景及採集脈絡,分析文物類型和藝術特性,並解讀其隱含的意義。希望一方面能夠從研究的角度,回溯「原始藝術」範疇在臺灣建構的過程,以及與原住民文物收藏歷史的關聯。另一方面,也嘗試從藝術欣賞的角度,讓大家看見臺灣原住民文物的精彩和美麗,並且感受其中蘊含的美感價值和力量。

一、宮川次郎的臺灣活動軌跡

宮川次郎究竟是何許人也?除了少數關心臺灣原住民藝術或日本時代臺灣史的研究者之外,可能大多數人對這個名字覺得非常陌生。他何時來到臺灣?為什麼會來臺灣?為什麼會對原住民的文化或藝術有興趣?又為何有能力或財力展開實際的收藏採集行動?這些與採集者個人有關的歷史脈絡和活動軌跡,是理解宮川收藏動機,以及他對臺灣「原始藝術」想像和凝視焦點的基礎。不過,可惜的是,目前可知有關宮川次郎個人歷史的文獻記載很少。從現有的出版資料,大致能勾勒出這位日本民間業餘收藏家的粗略輪廓:他是一位積極、有活動力和開創性的人;在臺灣期間他擔任過許多不同職務,主要是記者、編輯和雜誌經營者,與新聞界和文化界的往來非常密切。1929年9月3日,知名漫畫家國島水馬曾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真平誤面」專欄,刊登一幅手繪的宮川次郎人物漫畫,並附加註釋說明:「此人有深藏不露之特殊才藝,除了是『糖業專家』之外,他演唱『清元』可登舞臺,還能男扮女裝,微妙微肖地飾演苦命的『袖萩』。他的父親是草山開拓者,也是臺灣民謠的開拓者;雜誌《富士》九月號有揭載,可參閱。」國島手繪的宮川肖像漫畫,隨後也被轉載於宮川次郎同年創辦發行的《臺灣實業界》10月號雜誌中,可見宮川對它相當滿意。

歸納報章雜誌的零星片段記載,以及宮川次郎為他父親所寫的傳記內容,可以約略拼湊出他的生平背景和相關活動軌跡。宮川次郎1887年9月8日出生於日本福島縣棚倉町。根據宮川自己的描述,他的祖父宮川保興是福島縣武士,派駐於山形縣山邊町擔任監察人員。他的父親宮川保之是個恬淡而不求名利的人,但是極有社會教育熱忱,也是一名虔誠的無教會主義基督徒和日本和詩詩人。宮川保之與曾任臺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是年輕時一起在福島唸書的同鄉舊友;因此,宮川次郎最初來臺灣工作,是受到他父親向後藤新平的請託協助。宮川次郎在中學畢業後開始工作,19歲時因朋友邀約而前來臺灣;他於1906年(明治39年)4月抵達臺北,最初在總督府殖產局擔任公職,負責在苗圃養育花朵。

宮川次郎抵達臺灣後不久,後藤新平隨即在該年底離開臺灣到南滿任職。但是,後藤新平離臺前安排了宮川次郎的父親宮川保之也來臺灣工作,開啟了宮川家和臺灣的複雜因緣。宮川保之來臺初期,被總督府殖產局派到新竹北埔內大坪的橡膠苗圃工作,因此因緣際會地經歷了1907年的「北埔事件」。原本屬於賽夏族領域的北埔大坪山區,日本統治之初為了保護日人產業及開發山地,1904年起總督府沿著鵝公髻山麓建隘勇線,設隘寮和分遣所。宮川保之到了內大坪後,積極籌設「太平學堂」,1907年8月起招收當地日籍學生和客籍學生上課。但是,不到三個月,1907年11月14日爆發了「北埔事件」,當地的客籍隘勇和附近的賽夏族人,一起響應蔡清琳的號召對抗日本人。當時內大坪有32名日籍人士遭到殺害,其中包含5 名太平學堂日本人。事件發生時,宮川保之和另一名日籍技師在當地居民的掩護下,幸運逃過一劫回到臺北。當時《臺灣日日新報》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都刊載了宮川保之等人逃脫的消息,1907年11月19日的報導還附有一張宮川保之與宮川次郎父子的合照。回到臺北之後,宮川保之晚年成為臺北草山(陽明山)溫泉的開拓者,在草山建有一間「野草庵」。

宮川次郎在總督府殖產局苗圃種花數年之後,曾經短暫離臺返回日本工作。1909年5月,他回到日本橫濱市神奈川町的千草園(園藝商合資會社)擔任主任。但是二年後他又回到臺灣,自1911年9月起,宮川次郎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社」擔任記者,直到1917年4月離職。這段期間,他的父親宮川保之因為罹患惡性瘧疾於1916年11月27日病逝臺灣。宮川次郎為他父親寫的傳記中提到家族歷史,也約略提到他自己在臺灣的家庭,他的三個孩子都在臺灣出生,長女宮川桃枝、長男宮川哲郎(6歲時死於臺北)、次男宮川義郎。由於長女桃枝是在他父親宮川保之過世前幾天出生於臺北,因此他特別以「桃枝的祖父」為題,來寫父親宮川保之的傳記。從相關資料可知,宮川次郎家住在臺北大正町七條通,他的太太宮川玉枝1940 年代曾在七條通經營「春風莊」聚居館。

宮川次郎曾經在許多機構擔任不同職務,主要與社會現象調查、報導和文字出版等工作有關。自1915年10月起,宮川次郎同時擔任《糖業》雜誌的負責人。1917年他離開「臺灣日日新報社」到「臺灣新聞社」任職,1920年成為該社編輯長。1921年3月起,他奉派為總督府殖產局囑託,進行南洋糖業調査。1922年1月,他到廈門擔任《廈門全閩新日報》主筆;1923年2月以總督府殖產局囑託的身分,調查華南的經濟制度,撰寫相關文章。1925年9月宮川次郎辭去《廈門全閩新日報》的工作回到臺灣。同年,他成立「拓殖通信社」,發行《臺灣、南支、南洋パンフレット(pamphlet)》至1928年。更重要地,1929年宮川成立「臺灣實業界社」,他自己擔任社長並編輯發行《臺灣實業界》月刊;這本雜誌是針對當時臺灣社會現象進行觀察評論的知名大眾通俗雜誌,連續發行了14年,直到1942年1月可能受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影響才停刊。1930年,宮川次郎編著的《臺灣の原始藝術》一書,也是由「臺灣實業界社」出版發行。同時,宮川也常以該社之名,舉辦有關臺灣文化的座談會,邀約當時地方知名人士參與座談。

總之,宮川次郎在臺灣期間非常活躍,活動軌跡複雜變動,興趣更是多元豐富,可以推想他的生活是多麼忙碌。他針對當時臺灣的社會現象進行報導和評論,也編寫許多著作,議題涉及糖業、鹽業、社會運動、農民運動、南洋貿易產業、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政界人事等,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辛辣而特立獨行的性格,當時他應該是頗為另類具有批判性的日本記者和文化人。另一方面,他對臺灣風土、文化、藝術、文物收藏和觀光產業的高度關注和愛好,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例如〈蕃山の二大樂園地〉(1926)、《臺灣の原始藝術》(1930)、《趣味の臺灣》(1941) 等。他在臺灣生活將近四十年,其後期著作文字經常流露出將臺灣視為「鄉土」的感情。

二、宮川次郎的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

宮川次郎在多項忙碌的工作、活動和興趣之中,最特別的一項是採集臺灣原住民文物。作為非官方支持的業餘嗜好者與個人收藏家,他用一己之力累積了一批非常精美的原住民文物。同時他也在日本統治期間,用通俗大眾能理解的語言,積極推廣臺灣原住民藝術文化。他究竟在觀看和凝視些什麼?為什麼會從社會新聞採訪、政經評論和文字出版工作,跨足當時一般人不熟悉、不關心,也很難理解的原住民藝術領域?根據宮川次郎自己的敘述,他開始對臺灣原住民文化感興趣是受到他的好友森丑之助影響。在《臺灣の原始藝術》(1930)一書序文中,他提到1926年森丑之助突然過世,讓他受到刺激,因而決定繼承好友的遺志,繼續為原住民文化努力,也因此開始大量收集原住民文物。根據宮川自己的說法,他耗費了三年時間,收集了將近500件原住民文物,並運用自己的出版社作為發行管道,出版了臺灣第一本匯集精美文物黑白照片的精裝本圖錄,並邀請當時的臺灣總督石塚英藏和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等人寫序。

1933年起,宮川次郎陸續將他收藏的原住民文物377件,分為二批出售給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現今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前身)。根據「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原始入藏記錄,第一批宮川藏品在1933年2月6 日入藏,共有296件,當時以日幣約2,650圓購入;二年之後,第二批宮川藏品於1935年8月14日入藏,共有79件陶器文物,購買金額超過日幣400 圓。另外,1936年3月13日入藏有2件賽夏族弓矢,是宮川捐贈的零星文物。宮川為什麼要將他大部分的藏品轉手賣給臺北帝國大學,目前完全沒有資料記載可以說明。但是,從轉手的過程大致可以看出當時臺灣原住民藏品的市場價格。如果以當時日籍公職人員一個月薪資約40圓左右來看,這些藏品總計3,000多圓的賣價算是相當不錯。相對而言,也反映出當時臺北帝國大學對於發展人類學研究的大力支持,給予採購人類學標本的經費非常豐裕。

當時入藏的三百多件宮川次郎藏品,經過八十多年來戰亂和政權移轉,僅有260件仍保存在現今的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參見附錄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宮川次郎藏品清單)。絕大多數都是雕刻和陶塑類文物,包含各種不同生活層面使用的木雕、竹雕或椰殼雕製品,這些文物都有精緻美麗的紋飾和造型;此外還包含有不同來源、形式和功能的陶器。相較其他同時期學者採集的原住民文物,很明顯地宮川藏品涵蓋的織品和服飾文物特別少,只有一件。從藏品文物種類和數量,可以反映出宮川次郎目光凝視的焦點,以及他對「臺灣原始藝術」的界定和偏好。

本書從現今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260件宮川藏品中,精選了其中192件附上解說出版,其中包含織品文物1件、雕刻文物166件和陶塑文物25件。此次選輯出版的宮川藏品,與1930年宮川在《臺灣の原始藝術》書中刊載的藏品,並不完全相同。1930年宮川圖錄中共有139件文物,其中約有30件是借用其他博物館或私人藏品,100多件是宮川次郎自己的收藏。當時圖錄中出版的宮川藏品,目前只有39件保存在臺大。換言之,還有許多宮川藏品目前不知流落何方,尤其是他最有名的「煙斗」收藏,絕大部分都未看見。1929年9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國島水馬專欄的描述曾提到,宮川次郎蒐集的「蕃產品」中,「煙斗」大概是當時全島第一。不過,宮川賣給臺北帝國大學的藏品卻沒有煙斗,或許當時他難以割捨而未賣出,後來這些文物也下落不明。

目前保存在臺灣大學的宮川藏品,絕大多數是排灣族或魯凱族的文物,其次是雅美(達悟)族文物。阿美、布農、賽夏和平埔等族的文物比例非常少,泰雅和鄒族等文物則完全沒有。雖然宮川次郎藏品的數量不算多、類型和族群的分佈也很不平均,但是在眾多臺灣原住民收藏當中,他的藏品卻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和藝術價值。相較於其他人類學者,如伊能嘉矩、移川子之藏或鹿野忠雄等人,主要為了科學研究標本和物質文化物證而採集原住民文物,宮川次郎的收藏動機和目的相當不同。從宮川對每一件文物的材質、形式、圖案母題的細膩書寫和分析,可以看出他文字背後隱含浪漫的原始想像,以及他對原住民文物的熱情愛好。

由於缺少實地田野調查研究基礎,宮川次郎對文物的文化價值或象徵意義解釋也常出現誤解或偏差,例如排灣族和魯凱族木雕運用最普遍且具有高度文化象徵意義的蛇紋圖樣,應該是表現百步蛇紋,但宮川在《臺灣の原始藝術》書中卻採拼音方式寫為「cobra」,意思是指眼鏡蛇,與原有的文化象徵意義誤差很大。因此,就研究的深度和正確度而言,宮川對藏品的解讀,仍有不少缺憾。但是,換個角度來看,宮川卻對原住民文化知識的普及很有貢獻,他的書寫是以大眾為主要溝通對象,並以通俗理解和趣味的角度說明介紹,讓一般人能夠粗淺地品味原住民文化藝術。同時,他也嘗試綜合歸納臺灣各族的藝術特色,並且放入更廣的框架,與世界各地其他族群的藝術表現比較異同;例如美洲印第安人、紐西蘭原住民和婆羅洲Dyak等。最終,穿越時空和文字書寫,文物本身仍能輾轉傳遞藝術和文化訊息。藉著匯集宮川的原住民文物藏品圖像,我們一方面可以瞭解日本時代建構「臺灣原始藝術」形貌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可以直觀地感受物件的美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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