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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如何改變?歷史如何創造? 「思想、社會與歷史變動──從唐代中國談起」講座側記

結構如何改變?歷史如何創造?

文/翁稷安(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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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弱水教授以寬廣的角度,反思唐代思想、社會、歷史變動之間的關係。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暨歷史系教授陳弱水先生,於2016年2月21日中午在國際書展的會場,以〈思想、社會與歷史變動──從唐代中國談起〉為題,和現場的讀者暢談《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本書是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新作,內容涉及唐代思想,尤其是中晚唐思想的轉變,是十分專門而精彩的學術著作。顧及現場許多非學界的一般民眾,在演講的內容上,陳老師由更寬廣的角度出發,除概略講述他在書中對中晚唐思想變化的看法外,另涉及一般性的議題——反思思想、社會、歷史變動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次的演講所關懷的,可說既是歷史,亦是當代。

陳老師指出《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顧名思義,是從文人(文士)觀點討論唐代思想的變化,在當時以詩文寫作晉升仕途的文人,是推動思想變化最大的動力和能量,這股動力和能量是深具歷史意義的,因為很多的歷史上的巨大變動,重點往往不在於什麼(原因)引進或創發了什麼新事物(結果),而在於是什麼樣的動能,導致事物秩序重新洗牌,讓既有的潛流重新得到抒發與詮釋。本書的時代背景主要以安史之亂為主,上溯至唐代前期的源頭,下推展至五代,在此時段產生了根本元素(element)的轉變,透過分析士人階層為主體的知識社群,勾勒出如此變化的深遠而複雜的諸多面向。

他認為對人文社會學門而言,「變化」往往不是關注的核心,因為變化是常態、是浮動的,事物表象之下穩定的結構,才是吸引著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歷史學因為重視時間因素,對「變化」較為留心,但亦非所有的變化,而是關注所謂結構性的變化,如外在環境的改變、外來征服者的侵略、新技術的生成和影響,或社會內部構成的翻轉重組等等,近似於紀登斯所言的結構之演化。所以事件和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史學家的關注,但亦重視個人在其中所具有的能動性。

從學生時期,陳老師即偏愛思想史,並受到1970年代所流行「內在理路」的影響,之後再漸漸擴大,關注思想和社會的關聯,尤其在意某些意識型態對於社會的作用和反饋。本書的問題意識可視為對唐宋變革討論的一環,很多因素早已深埋其中,至安史之亂而被觸發,譬如在高宗、武氏時期對駢文的批評,是古文運動的前身;古文運動的倡議者其社會特性也大半相近,說明了結構上的緊張早已出現,所以不只是抽象觀念層次的起伏,而是社會變動和文人力量的結合,造成次序的重新排列。相關的變化很複雜,簡言之,就是儒家思想得到復興,打破儒釋道三教平均鼎立,甚或儒家雖為正統但影響力和思想活躍性較低的局面,成為日後宋代理學的源頭。可以說在人的推動下,促成了結構的改變,讓社會結構內一些沈寂但從未消失的孔隙,重新被發掘,進而產生了本質上的改變。
最後的問答時間,現場發言熱烈,有讀者詢問當代臺灣知識份子和唐代的文人是否相同,能否肩負改變時代的任務?陳老師以為兩者知識社群有性質上的差異,唐代知識人數量有限,較為僵硬,今日臺灣則因教育普及,知識的全民化具有公民社會的基本雛型,知識份子必須採取說服公民社會的態度。另也有讀者詢問中日的差異,為何日本是以武人而中國是以文人為力量?陳老師表示唐代確實沒有明顯的武的成份,只有「豪族」,然而同時期平安朝的日本,亦非武士為主導,即使到後來,至德川時期武士時期亦出現文官化的傾向,這中間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難以簡單回答,但關鍵在於絕對不能受限於刻板印象進行判斷。

陳弱水老師既兼顧書中內容,亦論及對歷史變化的整體看法,如文初所言,中間很多見解與想法都能促進我們對當下的思考,唯一美中不足的,或許是時間有限,在短短一個小時不到的時間,現場讀者多有意猶未盡之感,有興趣想再進一步深究者,或許可以閱讀《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應該會更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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