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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望殖民時代:「『帝國』如何在臺灣:重讀殖民地臺灣的歷史與文化」講座側記

重望殖民時代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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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李育霖老師、李承機老師與蘇碩斌老師

由臺大出版中心主辦的「『帝國』如何在臺灣:重讀殖民地臺灣的歷史與文化」講座於2月21日在2016台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A501展位舉行。本場講座的主題就是臺大出版中心於去年12月出版的《「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由本書的三位作者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李承機老師、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李育霖老師、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蘇碩斌老師主講,李承機和李育霖同時也是這本書的編者。

李育霖首先談及了《「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這本書的發想與構思過程。該書分別由八位年輕一輩的學者執筆,這本文集的醞釀與集結,來自四、五年前幾位學者對於臺灣當下「後殖民」狀況的反思。在世界其他前殖民地地區,「後殖民的喪鐘已然敲起」,大多數已紛紛跨越該階段,何以臺灣仍身處其中?我們應如何面對當代臺灣「後殖民時刻」的「遲到」、「延宕」與「未完成」的現象?關於這些提問,當前的臺灣社會必須透過重新閱讀及面對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來為臺灣的後殖民問題尋求另一個可能的出路。本書的起點就來自這樣的反思。李育霖進一步闡述,「傅科式的歷史考古學」是這本書的重要方法論之一,其要點在於立足於當下狀況,挖掘過去的歷史情境,在雙邊的時空之間,建立起一種特殊的內在通道,即書中強調的「貫時性」,將過去的歷史折疊進現在,並思考臺灣的後殖民狀況與殖民經驗之間關連互涉的諸多議題。

蘇碩斌接續解釋,若要理解「後殖民」,則必先了解其面對的對象──要言之即為「帝國」。但究竟何謂「帝國」?此刻的「帝國」可能是世界資本主義之政經網絡形構之「全球帝國」,三十年前陳映真的文學寫作面對的是「美利堅帝國」,而七十年前的臺灣則處在「日本帝國」的支配之下,再往前回溯到百多年前,仍然置身於「中華帝國」秩序之中。本書的焦點集中在日本殖民時期,亦即臺灣由傳統的「中華帝國」轉入現代的「日本帝國」的關鍵時期,於此階段,現代化的治理模式首度引進臺灣,造成了社會生活的重大轉變。蘇碩斌並指出在他十年前的著作《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中,就曾討論清代臺灣各地分立的「地方型社會」,如何通過日本帝國的新型態治理模式,逐漸整併、團合為在空間上範圍較大的單元。

然而,蘇碩斌強調,《「帝國」在臺灣》意在擺脫過去處理殖民地歷史經驗時慣用的「支配/反抗」框架,不再將焦點集中於帝國主義的管控、掠奪與剝削,或只是臺灣人民前仆後繼的抵抗運動上,而是從這樣的二分模式跳脫出來,探討當臺灣遭遇到帝國,以及帝國所帶來的時/空模式的變換時,人民如何調整其社會文化型態,靈活調度其感知經驗與社會安排,以因應新的治理模式與生活經驗,並彰顯人民自身的能動性與複雜性。臺灣在從前現代的地方社會,進入到日本帝國統治所展布的現代空間的過程中,人民的社會組織力量反而能跨越舊有的地方格局,乘著新的「空間觀」而流動、集結,形成「地方/空間」交織混雜的社會新形式;在帝國強加的官方時間與節日秩序中,臺灣人也能悄悄地轉換國家節日的意義,嫁接到自身熟識的文化模式與內涵上;在這些變動的應變與調適過程中,人民展現了自身的力量。

李承機的發言主要闡述兩點:歷史如何視覺化,以及當代臺灣社會的後殖民性。李承機指出,人們慣常將時間想像成線性的、因果的、有前後順序的,這是日常生活所必須具備的基礎理性。然而,當我們在思索過去時,往往不會遵從這樣似乎理所當然的線性時間安排,反而將各種歷史事件以一定的敘事邏輯加以並置、重疊與對立,將事件陳設於時間之中,產生了時間「空間化」的效果,這正是所謂的「歷史視覺化」。以「歷史視覺化」的概念來解析殖民地經驗對臺灣社會發展的影響,在《「帝國」在臺灣》各章節中已有所觸及,但仍待進一步探索。在將後殖民理論應用於臺灣歷史與社會研究的課題時,李承機認為,臺灣社會有其自身的特殊經驗與運轉機制,不一定符合後殖民理論的預設與範式,如同李育霖老師指出的臺灣後殖民的「遲到」與「未完成」等性質,正是臺灣獨特的「後殖民性」,我們應深入拆解與展開其特性與意義,而不是侷限於後殖民理論的框架之中。

在活動的尾聲,三位講者對於《「帝國」在臺灣》所揭示的意義與其未來的展望作出了總結。李育霖以最近的新聞焦點臺北城北門為例,在彼此相鄰的空間中,北門與周遭的各式建築物各別反映了清代、日治與國民政府不同時期迥異的建築風格與美學,這些重層、交疊的物質與空間配置,顯示了臺灣歷史的混雜與多元性,而我們確實身處在這樣後殖民的風景之中。蘇碩斌認為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將霍米巴巴等後殖民理論學者所闡述的「混雜性」,應用於日治時期的歷史與文化經驗之上。不論是個人、團體或社會本身,都具有調動各方資源,以遂行其各自的欲望與適應環境的要求,例如日治時期臺灣著名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它是一個美國廠牌,但藉由日本經營者的努力,結合了臺灣本地的詞曲創作人才,以一部中國電影《桃花泣血記》在臺灣上映為契機,混合創造了新的商業操作模式,開啟了臺灣流行音樂的新時代。這樣的敘述絕對不是要歌頌殖民統治,而是要指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引進的現代性,打開了這樣的一個出口,讓原本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這是必須透過後殖民「混雜性」的透視,揚棄講求純粹的民族主義敘事,跳脫二元式的對立框架,才能讀到的歷史。

最後李承機講述了他生長於日治時期的祖父與祖母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樣貌。他的祖父、外祖父均受過良好教育,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相較之下,那個時代的女性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教養機會,對男人們熱衷談論的政治話題與對統治者的批判言論,她們通常是不置一詞。李乘機回憶,在他年幼時,曾記得一次祖母在客廳收看歌仔戲節目,祖父經過,就大聲地喝斥:「搬瘋戲!」(閩南語)此事顯示了知識分子與庶民階層情感與趣味上的極大差異。然而,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與傳播工具,卻往往仍是從帝國賦予的外來資源中調動而來,與庶民的感知有一段落差。究竟庶民階層對紛來沓去的統治者有何感受與想法?李承機笑說,他的祖母曾經以閩南語開過「民主」二字的玩笑,她說:大清時是「有民無主」,日本時代臺灣人是「無面子」,國民黨則是「掠民拿去煮」!由祖母素樸的生活智慧中可見,庶民階層自有其獨特的對社會變遷的適應與感受能力,他們在多元歷史環境中的生命經驗,及其與上層階級和統治者往來交錯的社會互動,這正是《「帝國」在臺灣》以及未來的研究要予以探索與展開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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