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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回返的渴望──「尋回活潑潑的生命世界:《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新書講座」側記

召喚回返的渴望

文/楊勝博(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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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柯慶明教授、葉維廉教授與詩人張默。

四月十日下午兩點,仲春午後的濟南路,雨中的齊東詩社裡,是葉維廉教授《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的新書發表會,主持人柯慶明教授聽著屋外的雨聲說,悶熱多日之後,終於來到一個有濕意/詩意的日子,非常適合這本他期待已久的專書。本次活動由臺大出版中心主辦,並邀請創世紀詩社詩人張默擔任與談人。

葉維廉提到,一部厚厚的理論書,不只書籍本身有重量,背後的歷史離散也是相當沈重,而論文的挑選集結,對自己也是一場耐力戰。1949年以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詩作,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被禁止閱讀的,在臺灣也因為國共對峙的緣故,同樣將這時期的作品列為禁書,使中文現代詩的發展有所斷裂。

一直以來,出版一本關於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詩的英文專著,是葉維廉的一大心願。直到出版了《防空洞裡的抒情詩》(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這本介紹了三十到五十年代的中國現代詩的專書之後,才補上了這份心中的缺。葉維廉認為,三、四十年代的詩作,因受戰爭影響而被忽略,不免讓人有些遺憾,新書發表會特別選擇穆旦四十年代的詩作〈我〉為分析對象,具體呈現個人的詩論與詩觀。

這次的講題,「尋回活潑潑的生命世界」,試圖用有生命的方式,將作品留下,因此才用了這個標題。生命世界是來自生物學的聯想,兩個不同文化的爭戰、調整與變化,三、四十年代的的詩都是跨文化的,而有時候一個概念並不是那麼好翻譯,比方說中文的「心」,英文可以指「mind」或「heart」,這些跨文化的詩作,在文化上和身體上,都可以說是一種錯位。

葉維廉認為,穆旦的〈我〉可以說是一首精神分析詩。首句將一個人分成兩半,沒有說分離,而是說「從子宮割裂」。「割裂」是種暴力與傷害的聯想,兒子和母親都會同時受傷。「母親」可說是母體文化的比喻,「我」也是中國文化的譬喻,也許殘缺的部分還有救還的可能。這種感覺也一直纏繞著他,像是屈原在《離騷》裡的追尋,試圖找回完整的自己,無法返家的流浪,一種奧德賽式的追尋。

「從靜止的夢離開了群體」,利用歷史記憶的方式,找回文化的本源。或許本有的意念一直都在,只是我們遍尋不著,卻「沒有什麼抓住/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張默、商禽的詩中都有類似的情懷。無論東西方,尋回時間的渴望始終存在,像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裡的瑪德蓮,一想起那味道,記憶就如同潮水般向他席捲而來。在〈我〉裡面,書寫找不回的幻夢,「遇見部分時在一起哭喊」,就在憶起往事的瞬間。最後,葉維廉提到「痛感到時流」這句詩,乍看之下有些奇怪,但「時」可以是「時間」,是「時潮」,也是「時代」,和杜甫詩句「感時花濺淚」,同樣有著對於時代的傷感情懷。

柯慶明認為,「重要的是那份尋回的渴望」,無論是個人或是集體,而整部詩論集也都是在回應這個召喚。在尋回以先要感痛時流,才會有追尋的渴望。柯慶明認為,葉維廉把近代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追尋、痛苦與昇華,都放進詩論之中,那種強烈而深刻的痛感,給他無窮的安慰,因為「詩就是從痛苦中昇華,找到活潑潑的生命」。

張默接著說,當初認識葉維廉,是因為編選《六十年代詩選》的緣故。張默和瘂弦、洛夫不僅選了葉維廉的詩,更介紹葉維廉和社中詩人認識,最後邀請他加入了創世紀詩社。葉維廉當時身兼詩人、學者與譯者的身份,除了翻譯西方名作,如艾略特的〈荒原〉等,也發表了不少詩論文章,於《創世紀詩刊》有很大的幫助。針對這次的新書,張默向葉維廉提問:(一)當初是什麼機緣讓你選刊九葉派詩人的作品?(二)對於詩歌、音樂、書法與繪畫的共通性有什麼看法?

提到九葉派,葉教授回應那是80年代產生的名詞。他最先接觸的是九葉派的吳興華和穆旦。當時覺得吳興華的詩不錯,但因為當時兩岸局勢,不便使用詩人本名,於是用筆名梁文星刊出。吳興華喜歡用西方的詩歌技巧,重新將古詩鑄爲新體詩,葉維廉特別喜歡他晚期的詩,並對〈彈琵琶的女人〉這首脫胎自白居易〈琵琶行〉詩印象深刻。

詩、畫與音樂的類似是有的,比方馬拉美的〈天鵝〉,詩中困在冰河無法飛翔的天鵝,以及強光的照射,所有的事物都是白色的,讀者因此感受到強烈的壓力。他用色彩印象的重疊,形成了詩作本身的氣氛,無論是壓迫或是其他的情感,是感性的事物,不是訴諸理性的解說。

另外,書中有篇論文,就是談抑揚頓挫的問題。空間對位的技巧也是種方法,創世紀早期的詩作中,就有這樣的詩作。音樂表達情感的方式,則是透過快、慢、緊縮、跳躍等讓人產生共感;而繪畫的音樂性,就像是水墨畫流水,碰到石頭就自然會有水漩,脈動、情動、靈動俱存,就能寫出一首好詩。

曾與李泰祥、葉維廉共同策畫「七一樂展」的音樂家許博允提問:(一)如果沒有西方文藝美學的介入,中文現代詩會有怎樣的可能?(二)現代詩給予作曲家的自由度和豐富度,似乎比古典詩來得更大?

葉維廉認為,對鳥而言,無分東西都是一個世界。詩人帶有自己的文化與記憶,來到西方自然會察覺到彼此有所不同,但我們要像鳥一樣,在東西之間遨遊,尋回活潑潑的生命。柯慶明補充,書名用兩岸三地詩論,是因為即使都用中文書寫,彼此仍會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成為可以相互參照的對象,美國和英國的英語語系詩人也是如此。

關於詩的自由度,葉維廉說他曾用中文語法,將古典詩翻譯成英文,雖然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批評,但也讓詩作在英語語境中,表達其空間延展的可能性。翁文嫻教授補充,唐詩字句的交錯就像個宇宙,要去體會字句的組合方式,與其弦外之音。而東方同樣也能對西方有所影響,像是法籍中國詩人程抱一的法文小說《天一言》,就是以中國文化豐富法國文化的具體例證。

眾人的討論意猶未盡,在仲春雨中的濟南路,充滿詩意與濕意的齊東詩社,會後茶敘的時間裡,繼續切磋琢磨那些未盡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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