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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內容試讀

貳 「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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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大夫新價值觀及三代銅器的「考古」出土與時空流動

古銅器從「散棄於山崖墟墓之間」、「未嘗收拾」,到成為宋人的「三代至寶」,與北宋新興「士大夫」階層所賦予的新價值觀有關。呂大臨即用「士大夫」一詞稱呼一群珍愛古銅器的收藏家,顯示北宋中期的古銅器收藏家即是他眼中的「士大夫」階層。他們計有寇準(961-1023)、文彥博(1006-1097)、劉敞、蘇頌(1020-1101)、蘇軾、李公麟(1049-1106)以及呂大防(1027-1097)等三十七家,兩百三十七器。此群士大夫多通過科舉,以進士入仕。

三代銅器在漢唐間之所以被忽視,可能與向來研究三代經典的態度有關。一般士人讀經,多從文字,而對文字內容所涉及的視覺形象缺乏懷疑或「探源」的興趣。漢獨尊儒術以後到隋唐科舉制度確立,三代經典已是國家用人任官的主要知識,這些飽學之士在入仕途中,基本上是通過經典及注疏等「文字」說明,以認識經典上有關三代銅器的詞彙。縱或當時已有鄭玄等所圖繪的禮圖,歷代且經修正,也罕見有質疑其確實性者。換言之,「文字」認知,與文字所指稱的「實物」之間,彷彿是缺乏交會的兩條線,也罕見有人試圖,或覺得必要使其交會。宋人慨嘆古代銅器散棄於山崖墟莽,正足以況此情形,也是歐陽修所說「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的「名存實亡」時期。直到宋初,聶崇義《三禮圖》仍踵繼過去的態度。

從宋初到呂大臨元祐七年(1092)序成的《考古圖》,約一百年間,古銅器在士大夫的觀念中,則有關鍵性的改變。新興士大夫階層如劉敞、歐陽修(1007-1072)、呂大臨等要角,鼓舞收藏三代銅器的新風氣,發出新文化論述。這群士大夫使古銅器從「散棄」之物,成為「考古」的珍寶,且隨著士大夫的仕宦之途而流動於人間。

劉敞自耕夫牧兒手中驟得三代銅器,研究其款識,深知年代懸隔久遠,後世僅「十得五六」,莫能盡通。因此興起永久收藏的方法,請「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使銅器的銘文圖像得以傳之久遠,以俟好古君子。他從形制的名物研究中,檢驗出聶氏《三禮圖》文字遵文譯器之誤,發現以實物材料檢證文字認知的重要性,終於在北宋中期形成革命性的經典研究新態度、新論述及士大夫階層特有的生活品味、友誼觀、價值觀。劉敞不只將銘文拓片送給歐陽修,成為士大夫間傳達友誼及論學的禮物,歐陽修更在嘉祐四年(1059)函謝書簡中稱得到寄來的古器銘時「發書驚喜失聲」,致使「群兒曹走問」。他更進而告訴劉敞:「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二位飽讀經學的大師,在分享三代視覺材料所帶來的知性與感性的饗宴中,透過銅器古物銘得到與三代認同的喜悅,而使他們與無法被三代銅器取悅的其他士人階層區分開來,成為這群士大夫階層的身分符號。

劉敞以經濟行為,從耕夫牧兒手中「購得」古銅器,使得墟莽間未嘗收拾之物,透過感性的欣賞與知性的探索,轉而成為「三代至寶」。這種對三代古銅器的品味,正在飽學儒家經典的士大夫階層間傳布開來。士大夫收藏具體的古器,坐擁之「追三代於鼎彝之間」;三代銅器也在這種新興價值觀下,從墟莽間,透過經濟行為,隨著士大夫的宦海浮沉,做空間流動及文化價值的轉換。

以劉敞為例,臨江新喻人,慶曆年間(1041-1048)進士,《宋史》稱其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歐陽修則屢提及其在嘉祐六年(1061)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任官長安,將三代銅器從耕夫牧兒手中購買,運回京城,「所載盈車」的生動景象。檢證《考古圖》所謂臨江劉氏十器,地點包括西周都城及周原,如扶風、藍田、盩厔、驪山,更遠及韓城,此十器,基本上皆有銘文。

這些銅器銘文、形制、紋飾,從今日考古學的知識看來,確實帶有周代鎬京一帶鑄銘銅器的風格,奠定宋代中葉士大夫從所獲三代標本以認知三代的學術基礎。

劉敞經過研究,自成《先秦古器記》,該書雖已不存,但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錄其銘文,呂大臨《考古圖》則圖文並存,足以彰顯劉敞是當時士大夫藏家的重要典型。

另一位收藏家李公麟,舒州人,登第進士後,歷任南康尉、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後任職京城,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考古圖》收錄其藏器計二十五件,其中【己舉爵】、【父己人形彝】、【獸環細文壺】及【戈】皆是從南方壽陽紫金山所得,可能是在其任職於淮南時,從墟莽之間獲得的三代至寶,並在京城任官時,為呂大臨所目驗入書。從今日的考古認知看,其戈上有鳥蟲書銘文,帶有南方特色,當是蔡國之器。其他藏器則大多從京師得到。《宋史》載李公麟「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可見李公麟也是透過購買而使三代銅器經研究而成為至寶,他著成的《考古圖》已佚不傳。

蘇軾,眉州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再中六年制科,可能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時,在任所附近終南山得一古敦,歐陽修稱其為「終南古敦」,得其銘,並稱此實物正證實《三禮圖》所畫與真古物的形制不同。可惜呂大臨的《考古圖》並未收入,因此無法詳其器制。惟《考古圖》收入了蘇軾另一收藏【楚邛仲嬭南和鐘】,呂大臨稱其得自錢塘。 蘇軾曾兩度任官杭州,或許其中一次得到的。

此外,文彥博,汾州介休人,天聖五年(1027)中進士入仕途,藏有【王子吴鼎】等計十二件,其中除五件不知從何得外,有五件如【王子吴鼎】、【仁旅鬲】、【單伯彝】、【伯玉盉】、【季姬匜】等皆得於京兆,即今長安。文彥博在至和二年(1055)自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知永興軍,加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文彥博其餘收藏則得自鄴郡亶甲城及滎陽,與長久任職中央的京城及晚年致仕後長居的洛陽接近。

劉敞、李公麟、蘇軾、文彥博紛紛成為古銅器的收藏家,檢驗其藏品的出土地點以及他們來往於中央及地方的仕宦歷程來看,顯然這批士大夫,在宦海浮沉的地理空間流動中,正如蔡襄所形容的「今之仕者,東西南北或千萬里」,他們成為促使「三代銅器」作空間流動的主要贊助者。

這批通過科舉制度的士大夫階層,與唐五代比較,被認為得到較高政治地位,他們在北宋中期正以重振儒家,改變隋唐以降釋老當道的局面。三代銅器正成為其祖述三代理想社會的象徵符號,他們往往投注金錢,在所不惜,如前述李公麟者即是。據研究,北宋前期宰相的月俸三百貫,縣令只十至二十貫,千金可不是小數字。他們不一定都對古銅器的名物之學有透徹的研究,像東坡「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自以為至少識得「鼎」,卻當胡穆秀才誤將前流後尾上有兩柱的三足器「爵」視為「鼎」時,只能懷疑而無以名之。然而,蘇軾仍在士大夫階層中成為少數二、三件的收藏家、愛好者。又如文彥博,對三代義理亦有所論,但也止於收藏而已。本文歸為第一類士大夫,他們為三代銅器意象的再興立下了最基本的「收藏」前提,以開風氣之先。

士大夫收藏家在離西周已有兩千年的宋代,為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盡收藏原蹟之責,使懸隔久遠的物的「形象」移出墟莽間,進入士大夫及其朋友的生活視野,與那些以文字記錄三代知識的經典並列。惟有真正標本的存在,才能激發士大夫如面對古代經典般了解或詮釋古銅器,更進而發現它們可以用來糾正傳統經典注疏的謬誤。《先秦古器記》及《考古圖》,皆闡述新興的視覺材料,在名物研究方面開拓新視野。劉敞的「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正說明士大夫所從事三代經典的各方面學問中,禮家、小學家及關心譜牒的史家,對三代銅器進行學術關注,「三代」於是形成新的知識範疇。這種對銅器的重視及記錄所引發的新興知識概念,成為金石學中的金學部分,在有宋一代蔚為風潮,使得鄭樵(1104-1162)的《通志》須特創〈金石略〉以記一代新知識,強調親近不朽之金石以了解三代的態度。

呂大臨學自張載、二程,為程門四先生之一,博通六經,尤遂於禮。他雖不是收藏家,但是士大夫收藏三代銅器的風氣,使得他集結四十家、兩百三十七件器的足夠標本,建立其「觀其器、誦其言」以理解三代銅器,作為追三代遺風的基本原則。體系性的金石學於是得以成立,「探制作之原,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成為第三類的士大夫。他並且針對道家批評儒家之「逐迹喪真」而辯護,分辨「逐迹」與「玩物」的不同,建立儒家面對器物的「考古」學術基礎。

北宋中期士大夫「逐迹」與「玩物」之辨,在往後有關器物的著作中,往往成為捍衛儒學的宋代士大夫面對器物時刻意辯解的議題,這種面對三代銅器之為「物」時,盡可能壓低「玩物」的傾向,或試圖與之劃清界線,三代銅器作為「物」的感官部分,北宋中期士大夫遂較少去探索,而留給別的階層,如下文所稱南宋的「塵外之客」去發展。

倒是歐陽修對宋初士大夫的「逐迹」古物有率真豁達的剖析,發表其「物」的哲學基礎:在於「好」及「力」的結合,驅使人上山下海,以尋獲自然資源之金石珠璣或湯盤孔鼎。他強調士大夫之好湯盤孔鼎,有大別於世人之好「金玉珠璣」者,縱或二類皆在「物」的共同規律下聚散不定,但士大夫仍以珍藏三代銅器及石刻為其「好」,建立「好」或「玩」之屬於士大夫群的價值標準。三代銅器的收藏,使這群士大夫有別於收藏金玉珠寶的世人。同時,他更強調著書立說,正是士大夫長保聚散不定的物質材料的重要方法。

總之,這些士大夫正處在三代論述一再被強調、儒家地位再度被肯定的北宋中期,們的經學研究傾向越過漢唐注疏,直接面對三代經典;文學上則提倡韓愈以降的古文運動。三代銅器的價值遂在這種氛圍中,為北宋中期士大夫所發現、珍藏、研究,並成為他們交友圈中論述切磋的重要內容。2010年,藍田發現的呂大臨呂氏家族墓地,陪葬品中部分青瓷,如墓9 出土的【耀州窯青釉瓦棱簋】、【墨書刻銘銅蓋鼎】等,更顯示士大夫家族對三代復古意象的贊助。

具有這類知識及卓越的見解者,往往不只贏得士大夫的尊敬,甚至皇帝也極為禮遇。

士大夫研究古銅器而發展的學問,雖以名物之學為重,但是放在禮學家對禮及禮器的關注範圍內。如錢塘沈括(1029-1093),雖以天文學等博物洽聞為其特色,亦成為三代銅器的收藏家。他是嘉祐八年進士(1063),晚年於元祐初卜居夢溪時,論其所收藏的三件銅器,是以「器用」分類的。他也如一般士大夫一樣,在當代學風中對名物問題多所討論,對舊禮圖之失加以修正;可惜並未憑其科學知識連帶關注到古銅器的科技層面。這類關注直到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始粗具體系性地論及冶鑄的議題。宋應星自作的序文仍不免自謂是「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的知識,「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這種自嘲,事實上在北宋中期士大夫對銅器的重視及研究取向方面已見端倪。

當然,士大夫對三代銅器並不僅止於「收藏」及「研究」而已,更進而注意到根據真正三代銅器的三代意象,推展到地方州縣祭孔的重要性。其關鍵人物則是朱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銘「泳澤書院」的祭器,應是元代在書院祭器傳統中的仿三代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智島邑防築里、道德里的海中沉船打撈到的仿古銅器及瓷器,或許部分也可放在此系統的脈絡中理解。

由於朱熹的提倡,使得孔廟及書院祭祀系統成為仿製「三代銅器意象」的贊助者及普及者,也使得士大夫階層從「收藏」及「研究」更進而以地方官吏的身分贊助「仿製」,這些行為並成為評量地方官吏優劣的標準。三代銅器意象由廟堂及於地方性的州縣孔廟及學院釋奠之禮,而其所使用的意象,一方面在普及中簡化了三代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使得三代銅器意象成為儒家的象徵符號,並附麗在儒家影響力的發展中,擴展其再生力量。

二、皇室新價值觀與仿古

如同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依諾增爵八世(Innocent VIII)及法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之對羅馬銅雕意象在十六世紀歐洲再生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北宋皇帝在士大夫所圍繞的政治圈及三代論述氛圍中,也成為三代銅器意象再生的有力贊助者。三代銅器意象在宋皇帝手中,成為祭禮中的祭器,這種稽古新作,在代表三代的保護傘下,是重建社會秩序、甚至維持君臣倫理,足以在黨爭中壯大聲勢的符號。徽宗尤為關鍵,不像漢唐間皇帝對三代銅器意象的態度,後者基本上被動且缺乏客觀認知興趣。

由於五代戰亂及社會失序,重建政治社會新秩序一直為宋代皇帝所關心。他們不只認為皇權的至高無上及法定地位在禮儀中應加以彰顯,也期望社會及尊卑的政治秩序得以在代表儒家三代典範的儀節中,透過理想中的禮樂教化得以重建,並得到士大夫群的支持。這些禮節及所牽涉的各種器用,祖述三代、追三代之隆的宋代皇帝尤為重視。這種重視,尤其表現在北宋各朝的禮制修訂及複雜的禮儀中。

但重視禮儀,不必然要重視祭器是否合於古意,也不必然須大量收藏三代古銅器。宋太祖即位時,正史所載與士大夫的見聞紀錄有相當有趣的對比。邵雍之子邵伯溫,從小聞見父親與士大夫官僚群如司馬光等的來往,生動地描繪當時儒士講究以三代銅器意象作為禮器祭祖的必要性,而太祖卻感到質疑的情景。太祖對太廟祭典的祭器,所謂「籩豆簠簋」等至少是以三代為名的禮器,不只不認識,且甚至調侃懷疑祖宗是否認識,因而命令撤去。惟他終究還是為儒士輩照章行事而設「向來禮器」,充分流露太祖對三代銅器意象再生,在依違之間的心路轉折歷程。

《宋史》所載,太祖採用聶崇義《三禮圖》為三代意象代表,以有所典據的古禮,協助重建社會及政治秩序,則可能已在轉折之後。他奠定日後宋代皇帝成為三代銅器意象贊助者的基調。至於仁宗皇帝,雖然亦雅好三代銅器,且模款賜近臣,但藏器來源仍多屬被動。皇祐三年(1051),皇家雖已是「三代銅器」或其仿品的收藏者之一,藏於「祕閣」及「太常」,但僅十一器,與當時士大夫的收藏規模相比,僅在伯仲之間。

徽宗皇帝時,則化被動為主動,以其強大的政治資源、人力、物力成為三代銅器的最大收藏家,也是仿製的最大贊助者。《重修宣和博古圖》的成書及現存的【政和鼎】、【大晟編鐘】等仿古銅器可以為證。

值得注意的是,徽宗給予三代銅器意象再生的符號意義,除了在《政和五禮新儀》中冠冕堂皇的儒家說辭之外,更加入道家色彩。他以皇帝之尊,把三代意象結合道教的儀式,加強了三代意象的非儒家脈絡。三代意象的再生,在推崇三代儒家的保護傘下,得以在徽宗朝君臣如蔡京、王黼、薛昂、梁師成、童貫等與其他群臣的激烈黨爭中大行其道;並且藉著道家色彩,更擴大其再生力量的基礎。

此外《重修宣和博古圖》和呂大臨《考古圖》的區別,在於強調三代銅器的象徵意涵,增益時人的臆測之論。其中最明顯的是對鼎形制特色的申論,所謂「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鼎象徵官僚意涵,加強三代銅器意象的當世意義,也說明鼎在三代銅器意象再生中的顯要地位,更提供三代銅器意象從士大夫、皇室往庶民方向推移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宋室南遷之後,雖然古物在戰爭中流散,但記錄徽宗皇室大量收藏的《重修宣和博古圖》,以圖繪的方式,基本上保留最大宗的三代古銅器形制、紋飾與銘文的視覺圖像標本。當真標本不見時,它仍繼續在擴增的三代銅器意象中,成為南宋以後仿古所據的重要典範,影響至為深遠。

南宋朝廷所用祭器,往往有以陶等仿銅器的尊、罍、簋、簠的記錄,《重修宣和博古圖》成為仿古的範本。近年浙江杭州烏龜山窯址及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的瓷器,有相當的三代銅器意象,包括鼎、鬲、觚等。學界往往從皇室的贊助討論,涉及官窯的問題,似乎皇室在銅瓷質材轉換上扮演要角。無論如何,宋人以時尚的瓷質模仿三代銅器意象,尤重形制仿製,使得三代銅器意象,特別是形制方面,在銅、瓷質材的轉移中,借皇家強有力的資源贊助,傳達出宋瓷有別於漢唐瓷器的美感境界,達到銅質所難以呈現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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