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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為抒情的河流中:抒情傳統的建構及其衍生──「中國美典與抒情傳統」講座側記

在名為抒情的河流中:抒情傳統的建構及其衍生

文/楊勝博(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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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柯慶明教授、梅家玲教授與陳國球教授

初夏傍晚的永樂座,聽眾陸續就座,等待講者開講。本次講座由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柯慶明教授主持,香港教育學院講座教授陳國球、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主講。兩位主講人將分別導讀高友工教授的《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與王德威教授的《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兩本學術專書。

主持人柯教授以「今天是個很抒情的夜晚」一語,為講座揭開序幕。柯教授提及,過去中國有建構文學史詩的夢想,有些作家的作品不合史詩要求,但也不願承認自己只是抒情。而西方漢學家,如捷克的普實克,則試著論述中國文學的情感表現,找出中國文學和西洋文學相異之處。其中,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

為中國美典研究建立框架的高友工

順著話頭,陳國球教授認為抒情傳統的討論,最早是1971年由陳世驤〈中國抒情傳統〉一文所開啟的。但高友工的著作,進一步建立了對抒情傳統的討論框架。陳教授並認為,若沒有高友工,就不會有自己的《抒情中國論》,和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現代「抒情傳統」四論》等研究成果產生。

高友工教授最初並非就讀中文系,而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大一國文課時,他受到老師廢名(註1)的極大影響,從此對文學與詩歌念念不忘。之後,他和家人因國共內戰遷往臺灣,轉入臺大中文系。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歷史研究所時,認識了室友兼研究夥伴梅祖麟。兩人在1972年到1976年間,合作發表多篇論文,包括藉由語言結構分析杜甫詩歌,唐詩語法、用字與意象的研究,以及唐詩隱喻和典故的研究等,從此聞名學界。

高友工在1978至1979年間,擔任臺大文學院客座教授時,寫了美學三篇:〈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引起很大的迴響,學界刮起一股「高友工旋風」。他認為過去的「傳統批評」都是「抒情性的批評」,但抒情性、感覺式的批評並非沒有價值,如果能結合分析哲學,以及對抒情性批評的梳理,反而能深入經驗世界的根源中,這是西方批評中較少著墨之處。

陳教授分析高友工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中國語言、文字對詩歌的影響:透過確認漢語和印歐語系的差異,用語言哲學建構美典概念。他認為文字和語言有關聯,但是兩者的發展並不對等,因此形塑了與西方不同的表現形式,即「捨細節而取主旨,輕實證而重印象」。

第二類是文學類型與美典的建立:美典,指的是「內省美典」,藉由「內化」、「象意」兩項發展程序,在初唐時期奠定了美典基礎。美典研究個人、群體對於藝術品的反應與評價,以及由此展現出的某種典範與原則,也就是潛藏在集體無意識中的規範和準則。

第三類是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所謂的「抒情傳統」是指以抒情詩為主的傳統,「抒情精神」是從抒情傳統中醞釀出來的,在古代的雅樂、書法與繪畫作品中,都能發現抒情精神的存在。高友工將美典分為「敘述美典」和「抒情美典」,並認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抒情美典的影響大於敘述美典。

西方文化著重「敘述美典」,這是一種外向的(extroversive)特質,研究對象是完成的作品、藝術品創造的目的,研究重點在於展現和再現;相對來說,中國著重「抒情美典」,是一種內向的(introversive)特質,研究對象是內在的美感經驗,認為自我實現的美感經驗是藝術的本體,而經驗可以藉由「內化」與「象意」保存。抒情美典可以視為文化演化的產物,不僅是在文學史的層次,更要放在文化史的層次中進行研究。

探討抒情傳統中的可能與不可能

梅家玲教授接著導讀王德威教授的《現代「抒情傳統」四論》,本書也是臺大出版中心「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所收錄的第一本作品。梅教授提到,「抒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聽到的詞彙,但什麼是抒情?抒情傳統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抒情傳統如何介入文學與藝術的研究?又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這正是本書要回應的幾個重要議題。

梅教授補充道,臺大中文系的柯慶明、張淑香、蔡英俊、呂正惠、鄭毓瑜等多位教授,都在高友工擔任臺大客座教授時,獲得相當多的啟發,研究抒情傳統的多位學者也和臺大有所淵源。因此梅家玲認為,抒情研究傳統發軔於臺大,而王德威教授的研究,可說是拓展了抒情傳統的研究論題。

在本書首章〈「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王德威教授從三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以西方作為參照,重新探索中國傳統,並且為中國文學定位,即文學的抒情傳統。

二、抒情內蘊的「流注」特質:「抒」有梳理的意思,「抒情」也就是蘊含在個人主體的「情」,如何向外流動並形式化的過程。從抒情詩、抒情性到抒情精神的開展,其中特別突出的,是憂患意識與離散經驗。

三、現代性的批判觀點:王德威教授認為現代的文學與文化,可以放在革命、啟蒙與抒情的脈絡下討論。抒情,正是革命與啟蒙的另一種面貌,抒情傳統也因此被賦予了現代精神。

接下來的三個章節中,王德威透過三位文學史、文化史有關的人物,進一步論述抒情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例如江文也的音樂,具有民族性、殖民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是「詩與史」的辯證;臺靜農的書法,成為「情與物」的現代闡發,而這與他的喪亂詩學有所關連,也成了「興與怨」的現代實踐,同時也是現代文學與書寫形式的辯證;最後,則是胡蘭成的詩學。雖然抒情一向有「誠於中形於外」的表述形式,但胡蘭成的個人生活,卻是對自己的文字叛變,形成新的主體形象──蕩子,他的善變,也是現代性的「變」的影響。

因此,這本書主要是在研究抒情的可能與不可能,用革命、暴力、戰爭、殖民、叛變這些現代經驗,和抒情傳統對話,用創造現代性的批判精神,以三位重要文化人的個人體驗,豐富了抒情傳統的內涵,同時在論證過程中激盪出更多啟發。

註1:廢名,本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中國現代作家,學者。請參考「廢名─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F%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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