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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極忽略還是積極治理?——「控制與收益:談清帝國的臺灣治理 」講座側記

是消極忽略還是積極治理?

文/林宣瑋(臺大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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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本書譯者蔡耀緯先生、中研院臺史所張隆志老師、暨南大學歷史系林偉盛老師

臺大出版中心於今年五月份出版美國維吉尼亞大學(Virginia University)人類系系主任邵式柏的《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配合新書上市,出版中心假後門咖啡舉辦兩場相關講座,第一場講題為「控制與收益:談清帝國的臺灣治理」。主持人由中研院臺史所張隆志老師擔任,另外兩位與談人為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林偉盛老師與蔡耀緯先生。三位皆是本書譯者。

目前任職於獨立書店的蔡耀緯先生,碩班就讀臺大歷史所,論文從個案的角度討論晚清思想文化。他認為邵式柏的著作中最有啟發的部分是:「清朝絕對不是消極治理臺灣,他們不是放著不管。」現今的通說總是談「清領」與「日治」,清朝好像對臺灣放任不管,由它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但事實上,從地權的管理可以看到清朝的治理。他推薦有興趣的讀者,仔細閱讀本書有關番屯建立的第十章、處理涵化(acculturation)與漢化(sinicization)不同概念的第十一章。邵式柏在第十一章中強調,「平埔族並非完全被漢人同化然後消失。不同的部落接納中國式禮俗的速度並不一樣,而且多少有些選擇;只是後來外在的社會大環境越來越不利,才產生大規模的移民。」不過,也並非全部平埔族群都遷移他處,也有少數者留在原地,也還保有原本的習俗。而清政府也害怕被奪走土地的平埔族因為沒有土地,而跑到山上投靠生番,甚至拉攏生番來殺漢人。因此可以看見許多「化為生番」的官方文獻。

蔡耀緯亦提及本書序文中,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康豹老師提出的觀點:邵式柏重新將臺灣研究重新放到中國史的研究脈絡。若與中國西南、滿州邊疆的開拓做比較,番大租顯得相當突兀。清朝為了利用平埔族的力量,讓他們能夠取得番大租。然而,相對於臺灣,西南、滿州邊疆並沒有番大租這種緩衝,到最後整個當地住民的社會遭到破壞、認同消失。不過也有反例,例如與漢人直接接觸的蒙古人,接觸越久,自我認同的意識則更強。這也顯示了「不同人種有不同習慣」。

蔡耀緯也推薦讀者詳看邵式柏對消極治臺說、流離說的檢討。一般通說認為原住民因為到臺灣的順序而導致不同的生存範圍;或者一個族群被另一個族群壓迫,例如平埔族壓迫高山族、閩南人壓迫客家人。邵式柏借用施添福的研究,以次族群的概念來看,認為不同族群的分布其實是按照原鄉的習慣選擇根據地,並沒有「先到後到的排擠」。平埔族群與高山族群也是如此,而且平埔族群不會整族遷徙。然而,儘管先後次序排擠的邏輯說不通,但通說卻影響深遠。人類學家伊能嘉矩(1867-1952)就是受這種說法影響,認為賽夏族是道卡斯族的後代、是被鄭成功殺掉的。

林偉勝老師則從邵式柏的師承關係,分享翻譯本書的心得。邵式柏除了是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 Wolf, 1932-2015)的學生外,也師承施堅雅(William Skinner)與馬若孟(Ramon Myers, 1929-2015)等學者,因此,擅長利用數字、從經濟的面向去論證觀點。

邵式柏也強調臺灣是清朝重要的戰略邊區。作為一個邊疆,清朝不想讓臺灣動亂,甚至希望隨著時間發展,收納福建、廣東地區過多的人口。治臺初期,由於臺米出口至福建可以獲利,因此吸引許多人口遷臺。然而,這個趨勢對清朝政府產生幾個問題:稻米輸出大陸,導致本島米糧不夠;大量人口移民,管制不易;清朝把鄭氏帶來的人都移走,但人口變少後,收不到稅,也無法管轄。臺大歷史系李文良老師的研究中,很清楚地介紹從鄭氏到滿清如何界定稅收的問題。 儘管稅收不易,但是清朝在臺灣設置許多縣丞,比例高於大陸其餘各地,甚至也在本島設置許多重兵。這些措施都需要龐大經費,就管理而言,不能說清朝「不重視臺灣」。

林偉勝強調,邵式柏這本著作雖是30年以前的作品,期間雖然有更多新材料出現,但仍可透過他細膩的分析,刺激我們思考問題。他並未將臺灣孤立,而是將臺灣與清朝政府的其他邊彊進行多方比對。臺灣史的傳統解釋總強調清廷為防臺而治臺,但這並非歷史全貌。對清朝官員來說,移民政策是雙刃劍,從正向思考,移民可以開發當地;但從負面來想,則是勾結、暴亂,讓蠻荒之地變成危險地區。他從不同面向帶我們思考清朝的戰略並不單一,而是隨著時間有所變化。

清朝在臺灣設一府三縣,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當時人口都集中在臺灣縣,即現在的臺南,最北到大肚一帶。邵式柏也提到軍事據點與漢人移民兩者相輔相成。康熙30年代大量人口來臺,臺灣的米、蔗產業蓬勃發展。此時政府因聽說臺灣的物資會輸出給海盜,對於移民入臺一事產生疑慮,故不鼓勵移民。雍正時期,大甲溪事件(1731~1732)發生,才改變原先的保守姿態,然而,但雍正的大量開放,到乾隆又轉趨保守。可見不同時期的政策改變,也刺激了不同想法。

主持人張隆志老師則補充了一些學術史的脈絡。邵式柏在1975、76年到三峽地區做研究。當時的中國研究,由於大陸尚未開放,歐美學者必須到臺灣、香港才能進行研究。他最初是要追隨武雅士做人類學,但發現有雙語社群的存在,許多資料又都有平埔族的文書,於是一頭栽進去,一晃就是25年的光陰。博士論文在1993年由史丹佛大學出版,也就是這本書英文版的前身。

張老師也提到,這是很細緻的一本書,作者在1981年可以寫出這樣的作品,可作為臺灣史研究者的榜樣。就知識的量來說,邵式柏某些部分已經過時了。平埔族研究環境已經與25年前有天壤之別,也有許多新說法。這本書1981年寫完,1993年才出版。到今天仍是經典,這是很難得的。

邵式柏另一個重點是理性選擇、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theory),這在乾隆朝有過重大辯論。可能是受施堅雅的影響,邵式柏也比較各省的行政兵力。不過,他不太贊成全部東西都以市場區域理論(Market-region theory)來分析,認為此種分析方式會妨害地方史研究。

張隆志老師最後強調,邵式柏此書中譯本的出版,希望能帶給消極治臺更多辯論跟思考。邵式柏不完全從國家角度,也不完全屈就漢人觀點,他提到當時被忽略的平埔族群的角色,但也關注到平埔族群內部的差異,也在書中跟美國的印第安政策做對比。比起美國印第安政策最後造成滅族的後果,他反而認為清代這種用租佃制度來調整的作法,或許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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