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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義與當代平埔研究——「從鹿場到番田:談平埔族群的社會變遷」講座側記

研究正義與當代平埔研究

文/林宣瑋(臺大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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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中研院臺史所張隆志老師、詹素娟老師與翁佳音老師

臺大出版中心於今年五月份出版美國維吉尼亞大學(Virginia University)人類系系主任邵式柏的《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配合新書上市,出版中心假後門咖啡舉辦兩場相關演講,第二場講座主題是「從鹿場到番田:談平埔族群的社會變遷」。這次的主持人由中研院臺史所張隆志老師擔任,主講人則是邀請到同為中研院臺史所的翁佳音、詹素娟兩位老師。

張隆志老師打趣道:6月24日這天發生許多事情,英國脫歐、華航罷工,但大家還是抽一個半小時來聽邵式柏的演講,可見他的魅力。在場的兩位主講人也大有來頭。詹素娟是臺灣第一位以平埔族為碩士論文主題的人。張隆志認為,研究平埔族的學者,若不知道「詹素娟」三個字,是很奇怪的,她近年對日本時期族群分類、戶口調查進行研究。翁佳音,早年參與《臺灣風物》的編輯,而後前往荷蘭進修、整理臺灣歷史文獻。近年火力全開,從事地名研究,也在網路社群中撰寫許多有趣的文章。兩位老師都與本書作者邵式柏是好朋友。

詹素娟老師笑稱,會來到這邊都是友誼的關係,因為主持人是張隆志,而且又是老朋友邵式柏的書。她覺得這本書的翻譯、出版,已經遲了20年。但她也同時認為,「這本書現在才出來,說不定是最好的時機。」因為可以和臺灣史學界20年來累積的成果對話。也因為這樣的機會,她特別重讀本書,「很像讀《紅樓夢》一樣,不同年紀有不同感受,得到不同的啟發。」將這本書放到產生的時空脈絡來看,1975年作者來到臺灣,在王世慶(1928-2011)帶領下,到樹林、以及武雅士(Arthur Wolf, 1932-2015)的田野地三峽進行田野調查。邵式柏本人也多次往返臺、美兩地,翁佳音跟詹素娟都跟他一同走過許多平埔族部落,這樣回想起來也是20、30年的事情。雖然是個遲到的中譯,但更証明它是經典作品。

詹素娟老師在講座中不以談學術回顧為主,而是從邵式柏研究中拉出另一條脈絡。翁佳音跟詹素娟都是田野調查的同事,還有另一位是潘英海。當時計畫匯集的人員與工作目標,就是要編一本平埔族書目。臺灣平埔研究「從雞肋變成顯學」,詹素娟認為邵式柏1981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亦即本書前身),可能扮演重要角色。邵式柏把平埔族抽出來,與國家、漢人成為歷史中的三個獨立行動者,某種程度上也豐富了平埔族研究。

「我們都知道他在談國家治理,他跳脫以往的「漢人中心」、「中國中心」,主張平埔族非附屬於漢人,而是與漢人並立。」這種研究,詹素娟老師稱之為「研究正義」。我們常認為平埔族早已消失、漢化,但作者試圖用「漢化」與「涵化」的概念差異,細緻地討論這個問題。詹素娟老師說道:「這個論點在解嚴前的臺灣能被提出,因作者自身的中國邊區史、世界史與人類學素養,以及他身為美國人,無漢人包袱有關,因而能夠更清楚地看清歷史事實。」從鹿場到番田,暗喻的是平埔族從傳統盜獵生活型態到水田耕作,邵式柏很注重平埔族當時土地利用的變化,很清楚地處理過去未處理到,像是土地利用的平埔議題。甚至在1995年討論西拉雅族的婚姻與墮胎,這都是在之前所沒有的研究。

另外一位研究者柯志明老師所做的平埔族階層變化研究,其實也與邵式柏的研究息息相關,前者已經是臺灣史研究者的標竿。邵式柏對游離說有些不同的檢討,清楚地知道區域差異,不能把全部人視為同樣,當時的作品能做到這種程度很了不起。後來的研究常強調主動性,但邵式柏強調清政府對平埔族採取保護政策,以及由平埔族持續掌握蕃大租的現象。這樣的經濟安頓,即使平埔族不移動留在原鄉,也可以生存下來。

詹素娟老師希望讀者們能重新思考當代平埔研究的問題。現在臺灣的研究主力脫離清代,轉向到日治與戰後。有關18世紀清代臺灣的課題,在邵式柏、施添福、柯志明等學者的努力後,其實大致完成。新清史的觀點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些問題;現在需要關注的是19世紀,但資料零散,需要銜接、整理。平埔研究很重要的就是人口、血統問題。「現在臺灣常常把平埔血統無限擴大,如何把人口與血統論從政治議題脫鉤,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但詹素娟老師認為要看歷史真實,不能只有情緒性的議題。而她也認為,我們需要了解日治到戰後,在平埔熱之前,平埔族究竟發生什麼一回事。

翁佳音老師認為邵式柏雖然是人類學出身,但他的研究更偏向政治經濟學,帶點左派色彩。他贊成邵式柏提到的保護現象。一般認為西拉雅族是住在臺南平原上,然後被漢人趕走。但是從契約的研究(最主要的就是新港文書),西拉雅族不只在新港社,還有蕭壠社、麻豆社,但觀察新港文書(90%都是新港社),新港社並未縮小,反而到了19世紀擴張到高雄,分佈地區擴大,符合邵式柏的理論。他強調:「新港社從荷蘭時期就接近統治中心,無論荷蘭時代、明鄭、清代,當要派兵時,新港社就會被徵召、動員。」這也是驗證邵式柏動員理論的證據。

現場也有聽眾提問,為何新港文書能夠存留、又具有什麼意義。翁佳音回答:「重點在於較接近臺灣府城。荷蘭統治的時候,老師教原住民拼音教到彰化、淡水與基隆,但是都沒有留下類似文獻。」新港文書能夠持續,表示背後有政治經濟的支持,如果沒有,文字會消失。新港社是小社。但是快200多年了,他們還在運用自己的文字,表示他跟政府有關係。「就像岸裡社與蕭壟社,他們跟政治都連在一起,所以留下的官方資料特別多。」

另外,邵式柏喜歡做貫時性的考察,翁佳音認為這種研究取徑在臺灣學界較沒那麼熱絡。「上面沒有了,下面也沒有了」,歷史研究就會變成缺乏連續性。翁佳音主張沒有所謂的荷蘭時代、明鄭時代,他認為,比較好的說法,應該是前近代(Early modern)。從18世紀到19世紀,臺灣歷史上有很大的變化。「在這之前是個很長期的結構,變動很少。」但是到了19世紀整個社會結構開始有較大的變動,「我們在貫時研究上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張隆志老師最後總結道:「1980年以前,談平埔族的文化變遷,主要都談漢化,而且好像是不可逆的。」因為漢化,納入中國體系變成是大勢所趨。但邵式柏提醒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另一個文化,並不代表認同他們的族群意識。這兩件事情是需要分開的。作者並不反對平埔族接受漢人生活、文化,但是並不代表平埔族也接受、認同漢人的族群意識。這個說法是有別於以往的。從某個角度來看,張隆志老師認為作者不是一個「小心」的學者,他用的是人類學的概念,漢化與涵化都是。涵化指的是策略性工具應用,這是人類學的概念運用,只是臺灣的讀者沒有很小心運用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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