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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時代與時代使命──《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新書講座側記

命名時代與時代使命

文/林宣瑋 (臺大歷史系學生)

160920
左起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組研究員楊宗愈、《早田文藏》作者吳永華

臺大出版中心於八月份出版吳永華老師新書《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並舉辦兩場新書分享講座,本場為第一場次,邀請作者吳永華老師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楊宗愈老師,以「自然史視野下的早田植物學」為題展開對談。楊宗愈老師首先提道:「學自然科學的人常常忽略了歷史,特別是學科的發展史;但要往後看一百年,就必須先往前看一百年。可見歷史有多重要。」

我們現在常遺忘許多前輩學者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貢獻。前幾年,自然科學博物館想規劃一場與日籍植物學者相關的展覽,然而,臺大與林業試驗所缺乏相關資料,楊老師等人只得跑去向東京大學博物館商借,歷經一番波折,文物才得以飄揚過海到台灣。這個展覽不僅讓歷史重新見世,也感動了出借文物的東大博物館,他們沒想到:臺灣竟有人想認識這段歷史。

自然史的發展,對當今的生物學至關重要。從19世紀開始,在臺的西方學者便陸續發現、採集、命名臺灣的植物特有種。但由於自然環境限制,西方人無法進到高海拔地區。直到1895年日本殖民後,日籍學者才克服險惡,深入高海拔地區採集,早田文藏(1874-1934)就是其中的先驅人物。他用拉丁文,將這些臺灣特有種介紹給全世界,這也是早田文藏最大的貢獻!

楊老師也喟嘆,要撰寫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的傳記,並非常人能及!除了需懂得生物科學的發展脈絡、處理不同語言的文獻外,更得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史家精神,吳永華老師究竟如何具備這些「非常人之能」?又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願意投入莫大心力,找尋早田文藏的百年身影?楊老師請吳老師替現場聽眾娓娓述說箇中緣由。

我做事情都有使命感

「人生有很多轉折。」吳老師大學畢業後,決定回到家鄉宜蘭。當時的宜蘭,還遍佈著沼澤濕地與成群的水鳥,散落在好山好水之間。但同時也有許多台怪手在一旁進行開發,1980年代臺灣,大家一齊向錢看,沒人關心環境議題。吳老師看到此情此景,便打算用相片記錄那些值得保護的水鳥。「就這樣花了約七、八年的時間,做了個自然觀察者。」

吳老師喜歡爬山,因此對南澳山區很熟,為了研究荒廢的蘇花古道,看了許多臺灣史的研究資料。在閱讀的過程中,他發現:以前走過的地方,早已佈滿前輩採集者的足跡。這些採集者將所找到的物種製作成標本後,有些甚至存放在大英博物館。吳老師開始好奇這些物種的來龍去脈,以及發現這群物種的人。

「之所以會有這個興趣,也是社會氛圍使然。」時值1995年,臺灣進入了「終戰50年」。當時整個社會都在思考戰爭的影響,也開始思考:因為戰爭,大家遺忘了哪些「人」?「人」的價值又為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吳老師寫了《被遺忘的日籍台灣植物學者》與《被遺忘的日籍台灣動物學者》。在這兩本書中,吳老師第一次與早田文藏相遇。

波瀾「撞」闊的人生

早田文藏吸引吳老師的原因,也與早田所處的時代有關。殖民初期,日人對臺灣瞭解甚少,由於總督府的理蕃政策,早期的學者若想上山採集,除了需警察陪伴之外,還得有冒險患難的精神。「儘管危險,但那也是個令人期待的時代。」只要超過一定的海拔,就有可能看到滿山新種的世界。這對植物學者而言,莫不是個極大誘惑。

早田文藏曾說過:「人生在世,當有所作為。即使刀折矢盡,也在所不惜。」。生長在明治時代的人,每個人好像都身懷抱負,想在這個世界有所作為。臺灣滿足了他們的慾望。縱使西方學者在19世紀初期早已搶攻臺灣低海拔山區,但海拔9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仍是未開發的處女地,是屬於後來的日籍學者採集天堂。這也使得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得以和西方學者媲美。早田文藏看重松柏科(現為「杉科」),當他發現臺灣杉,將它製成標本帶到英國做學術發表時,除了成果分享之外,更多了學術宣示的意味。

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果,也受其學科發展脈絡影響。日治初期臺灣的生物學,大約分為動物、昆蟲、植物三類,其中又以植物做的最好。脊椎動物的學術發展重心都在日本。昆蟲研究多著重於病蟲害的部份。早田文藏佔了得天獨厚的時代優勢。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任教的他,一方面繼承老師松村任三(1856-1928)的研究成果,又剛好碰到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關鍵點,加上曾赴歐洲考察、知道當年西方的生物學研究成果,時代機緣讓他搶奪先機,得以命名臺灣許多的特有種,作者在本書附錄中有詳細的整理。

儘管成功的早,早田文藏卻不止足於此。當他因書寫臺灣的植物誌,在1920年獲得日本學術最高殊榮學士院桂公爵紀念賞後,他仍進行多次採集活動,繼續探索新物種。

命名的藝術

在研究早田文藏的分類時,吳老師也發現,早田文藏對植物的命名,有50%是採型態特徵,剩餘的50%則用台灣地名與採集者的名字。這樣的命名方法,不知是否別有意涵,吳老師也趁此機會,向在場的楊老師請教。楊老師提出一種可能,認為早田文藏用人名、地名來命名新物種,比較不會造成與西方國家學者命名重複的問題,早田很清楚物種命名的優先權,若使用特徵,重複機率很大,他的命名可能因此被判定為無效,所以這是比較聰明的命名法。不過以地名命名的,應當有七、八成是當地特有種。 楊老師又補充。自然史對命名的考證,對分類學家來說十分重要。考證的過程當中,自然史學者可以推斷採集者的發現位置,帶領大家重返發現的歷史現場。然而他也呼籲,早期的命名多採用當地語音,有時翻譯並不精準,但在語言快速流失的今日,「若不快點做,恐怕將來就沒機會做了。」

現場也有觀眾提問:分類學之父林奈為了做研究,曾有段時間脫離學院,跑到瑞典北方與原住民一起生活,不知早田文藏在做採集時,是否有像林奈一樣,與台灣原住民交流、居住?而原住民有無一同參與植物的分類工作。

吳老師認為,沒有證據佐證原住民是否協助採集工作。但是就特有種的認定而言,與原住民的生活經驗應沒有關係,他的植物物種判定,多半來自於在東京帝大的研究成果。吳老師也說,從地點上來看,早田文藏所去的地方,還是「相對文明的地區」,而且時間多半在四、五月,背後可能跟物種生長季節有些許關係。

時代的使命

關於撰寫傳記式的書籍,吳老師認為牽涉到的,不僅僅是學科本身,其他如細胞學、遺傳學、生物學等知識等,還得討論學者背後的宗教觀、哲學思想,透過不同領域相互交織,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人物像。也因此,「不同背景、學科的人,來寫同一個人,就會有不同的詮釋。」書寫就與爬山一樣,儘管爬的山一樣,每個人寫的路線不同,呈現的樣貌也不同。

往後的日子,吳老師也將持續開發新的題材。例如植物學的田代安定(1857-1928,臺大總圖擁有田代文庫)、川上瀧彌(1871-1915,總督府博物館第一任館長)、金平亮三(1882-1948),昆蟲學的松村松年(1872-1960,寬尾鳳蝶命名者),動物學的大島正滿(1884-1965,櫻花鉤吻鮭命名者),以及前陣子逝世的楊南郡先生(1931-2016)、二戰最後於婆羅洲下落不明的鹿野忠雄(1906-1945)等,都是他寫作的對象。特別是楊南郡先生,吳老師曾與他一起研究蘇花古道,對於他的逝世感到相當惋惜。

從1997年開始,吳老師投入早田文藏的研究,當時想找尋的解答是早田對臺灣的貢獻。在網路不發達的年代,找資料也很辛苦,因此常藉此機會去日本蒐羅資料。但研究到最後,卻發現:若僅將這個豐富的人物放在臺灣的脈絡,只能看到所謂的「貢獻」,卻無法接近、理解這一個「人」。

受到時代的影響,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人」的重要,於是花費了更多的精力,從方方面面來追尋這個「人」,完成自己的時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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