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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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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摘錄)

如何將近代中國放在東亞乃至世界的脈絡中重新思考,乃是近年來文史學者致力的重點。在此一學術思潮中,「中國與周邊」以及「中央與邊陲」的觀念都不再不證自明,多元視角以及互為主體則成為觀察與思考的主線。相對於中心,才有了周邊或邊陲的概念,其間不但必然存在我他的緊張關係,甚至牽涉集體或個人的,以及實質或象徵的衝突與暴力。以此思考為背景,可由兩個關懷點出發來進行討論,一是派任或貶謫帝國邊緣地區的中華官員,如何以征服者、統治者、旅遊者的多重眼光,理解並表現他的聞見經歷;一是卸任官員或地方文人,如何出於地域認同與鄉土意識,重新感知並記錄他的人文情懷。離鄉與歸鄉的眼光,看似背道而馳,其實乃一體兩面,都是在莽蒼中尋找自我、安定感情的努力。在第二章中,我們曾借用「自我書寫的民族志」這個概念,討論清初文人陳鼎以回憶錄形式撰寫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發掘其中敘事者私人經驗與邊疆社會文化的交錯,以及敘事者如何透過這一書寫過程回眸其自我以及自身文化背景。本章將繼續藉此概念,探索應屬「紀實」的文類,是否仍可能是一種自我書寫。換言之,「故實」的考論,不無可能盡是「故事」的講述。本章所論,擇定一個兼有以上兩種身分、經驗與視野的個案,以期由此輻輳點為中心,對中心與邊緣、離鄉與歸鄉的敘事做較全面的思考。

這裡所選擇的個案是明代中葉的田汝成。田汝成,字叔禾、號藥洲先生,錢塘人。生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左右。嘉靖五年(1526)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尋改禮部,後擢祠祭郎中。曾因勸諫嘉靖皇帝不應大興齋醮的「祈嗣」事件而獲罪,後於嘉靖十三年(1534)出任廣東僉事,此後數年都在邊境地區為官。後知滁洲,遷貴州僉事。嘉靖十七年(1538),升任廣西右參議,分守左江(一說右江),處理了很多西南邊患問題。當時斷藤峽為黔江一帶地區交通樞紐,受到當地土酋勢力的控制,田汝成成功鎮壓了叛亂,並制訂後續的安撫政策。此一時期,他也參與了協助安南黎氏政權平定莫登庸內亂的戰爭。嘉靖十九年(1540),遷福建提學副使,不久因故罷官,歸居杭州,而問學者紛至。田汝成為官廣西、貴州時期,私下仍撰述不斷,之後將其在邊境的見聞與對邊政的見解,整理為《炎徼紀聞》一書。退居家鄉後,他又編纂了《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兩部廣為後人徵引的杭州歷史與文化紀錄。

田汝成的傳世著作中,《田叔禾小集》由其子田藝蘅編輯,收錄了他的詩作、議論、遊記等各體文字;《炎徼紀聞》專收田汝成個人有關西南地區的觀察、紀錄與意見;而《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則代表一種述而不作但情志自見的努力。《明史.田汝成傳》說田汝成「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這裡大致說的是田汝成熟悉先朝遺事及典故,又在多年遊宦生涯中,養成蒐集各地風土人情與奇聞怪談的習慣,而且精於文章之法。這是從作品表現的特色而言的。田家友人蔣灼為《田叔禾小集》寫序,則稱:「夫先生年始逾六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海內之愛慕悅服之者,咸觀其衰壯以為欣戚,豈非以豪傑之所蘊,自有不可泯者存焉?」這是從私人的接觸而言的。這兩則紀錄一公一私,透露一個有趣的訊息,亦即在口頭表達上,田汝成是不善言詞的,近乎失語的;但形諸文字,他卻是善於敘述的。考察《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三種著作的選材與文字,甚至《田叔禾小集》中部分敘事成分高的作品,也確實可見作者對「敘述」的講究。以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田汝成不論是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傳述軼聞雜史,都表現了多敘細節、以對話營造實境感,注重情節高潮,以及好以個人經驗支持議論等特色。事實上,田汝成所「敘」,核心內容未必具有獨占性,借用各種筆記資料的情況亦所在多有,但他往往能以其敘述之法,加以轉化與再創造,使其所敘的版本在細節與完整性上超越其他類似紀錄。考慮田汝成諸多「善敘述」的書寫特色,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他對炎徼絕域的理解,對錢塘家鄉的勾勒,都透過講述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構建而成。因此,本章的討論重點,便在考察田汝成如何以文字扮演說書人的角色,重新講述遐方與故土的故事。同時,西南地方與杭州在田汝成生命史上分別代表離鄉與歸鄉的階段,而在認同敘事上則分別象徵他人與自我,然而兩者皆發生複雜的互動與緊張關係,我亦將對此進行探索。

奇絕與核實的古典辯證

中國小說傳統既與史部同源,故始終虛實纏繞,即便好異述奇之作,也往往堅稱以崇實存真為原則。此一虛實辯證的精神,也表現於田汝成對「史」與「志」的態度上,而且又參雜了宗教與教化的意識。這種態度貫穿《炎徼紀聞》與《西湖遊覽志》及《志餘》,更是田汝成書寫特色構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田汝成自己善於敘述,同時他也對出入於歷史與傳說邊緣的著述特別有興趣。在退官回鄉之後,田汝成介入了不少出版工作,其中尤著者包括《越絕書》、《路史》與《夷堅志》,這三種書雖成書於不同時代,敘述的也是不同時代,但三者有明顯的共通性。《越絕書》大約為漢代作品,主要講述春秋戰國間吳越爭霸故事,涉及早期吳越地區的史地文化。《路史》為宋代羅泌作品,所記是上古三皇五帝以至夏代的事跡。《夷堅志》是宋代洪邁所編寫,廣泛記載宋代的各種奇聞軼事,幾可謂無所不包。這三種書於杭州梓行,田汝成都作了序。據田汝成的說法,當時的兩浙督學相信「入其疆應習其故」,感於《越絕書》有助於了解吳越地區的歷史,故校訂後付梓,且委託「吳越之遺黎」田汝成寫序。田汝成在序中對「越絕」二字之義提出說法,認為有「奇絕」與「斷絕」二解,而他傾向前者。田汝成所謂奇絕,並非指神仙靈異之事,而說的是吳越長期爭霸過程中,雙方勢力消長不因大小而定,而取決於領導人的態度,最後造成吳廢越興的結果。田汝成如是描述敗吳之後的越國形勢:

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

原本占有優勢的強大吳國,因為夫差不能守成,竟使國運猶如懸絲的越國重新興起,不但敗了吳國,還成就了比跡桓文的霸業。這近乎奇蹟的越國興起史,便是田汝成所謂「越絕」。此一定義,當然表現了杭州人田汝成的地域認同,同時,也顯示他對不同意義之「奇」有高度興趣。所以,雖然他認為《越絕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所敘也多可疑之處,但仍「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而有出版、閱讀的價值。《路史》所記的是遠古時代,內容龐雜且具高度神話性,不被認為是信史。田汝成也指出「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亦不載藝文志」,不過他卻肯定此書的價值,為之序曰:

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於五帝,功莫大於作者,是皆諸史所,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談史事於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則寡原。

「諸史所畧」的資訊,田汝成認為有特別的重要性,所以《路史》能談邃古之史事而不病其畧,便受到他的重視。《夷堅志》是著名的宋代筆記小說集,也成為後來諸多小說與戲曲取材的資料庫,所謂「小說之淵海」,這其中包含大量的志怪故事。於此書,田汝成不再以史書的標準讀之,也不批評其荒誕不經,而轉以教化的觀點處理書中的奇詭敘事。他在序中說:

雜採古今陰冥報、可喜可愕之事⋯⋯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汩,不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為冗籍也。

雖然田汝成在此強調報應觀念對人心世教的正面作用,以說明此書不是冗籍,但他也一再提點出「可喜可愕」、「出於億(意)料之外」等特質,恐怕這才是他念茲在茲的敘事特色。綜觀田汝成為序的三種圖書,至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共通特點,其一,三者都是敘事作品;其二,三者都具有很高的傳奇成分,亦即所謂在歷史與傳說邊緣的書寫。古人寫序,固然常是受邀而作,未必出於自發,但田汝成的這三篇序,偏偏都為雜史、筆記類作品而寫,應非偶然,而與他個人的閱讀與書寫興趣有關。我以為,田汝成的敘事特色與上述幾篇序文中表現的看法確實有契合之處。首先,他喜好奇特的效果,但同樣重視詳實;其次,他樂道他人未見、他書所略之事;其三,他留心某種意義的實用性,但未必是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同時,我們可由田汝成為《越絕書》所寫的序,看出他的地域意識,這也直接表現於他對遠道與鄉邦的敘寫上。以下,我們便可直接閱讀田汝成如何表述西南與西湖,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邊緣與中心,以及他如何安排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再讀紀行──田汝成的自我重掘

《炎徼紀聞》因為其豐富有趣的敘事,成為歷來常被徵引的西南歷史材料。然而傳統文人既有如此經歷,不可能在其詩文寫作上完全不予表達。其實,在田汝成傳世的作品中,有相當多與宦邊經歷直接相關的例子。這些文字與《炎徼紀聞》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的第一人稱敘事明顯迴向自我,而後者則是史筆,除了每則結尾的議論外,即使記錄作者本人的言行,也將自我化於敘事當中。

長期宦邊對田汝成的生活發生很大影響,其中最創痛的事件便是留在杭州的妻子在他遠別家鄉時過世。此事在他多篇詩作與祭文中有所反映,流露豐富的情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祭亡妻徐恭人文〉,田汝成寫道:

自我別子,運命迍邅。捐我家室,絕域播遷。依依僕從,奉我周旋。歸心忉怛,以日為年。子昔別我,握手云約。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邈不可度。⋯⋯爾魂如在,永託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陬絕裔,箐㠋嶙峋。百怪出沒,以怵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

這篇祭文的重點不在回顧長時間離家期間亡妻操持家務之賢德作為,而在凝固夫妻執手而別的一刻。文中悼亡與播遷之苦交織,夫妻魂之相親與體之遠隔並立,而邊陲之地扭曲怪奇的地貌—箐㟧嶙峋—更成為心靈傷痛的隱喻。西南之行在田汝成生命的關鍵位置於此可見。

宦邊經驗不只與喪妻這樣的事件連結,更重要的是,田汝成曾具體而細節化的描述自己多次的旅程,成為自我形塑過程的敘寫。田汝成有兩篇代表性的散文紀行作品,分別記錄兩次起點與終點相反的旅途,都收錄於《田叔禾小集》卷八的「行」部。一篇是〈桂林行〉,寫離開杭州,赴廣西就任;一篇是〈覲賀行〉,寫平定貴州地區動亂後,奉詔回京朝覲。這兩篇文字都本於當時的旅途日誌,由出發寫到抵達,途中地理之景觀、人事之拜會,以及本人的心境感想等,無一不逐日記錄。不過,我們可以合理推想,兩個篇名都是後見之明,當是作者之後整理日誌,裁剪出特定的一段時間,並賦予其意義,然後訂定篇名。這個命名與賦予意義的過程,作者在〈桂林行〉的〈序〉中做了清楚的說明:

予世勤農圃,少隱丘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聞見不越簡編之事。⋯⋯迺今竊祿一紀,沿牒九遷,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踪跡未遍於埏垓,而耳目已超於圭篳,況乎瑰山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餐,形容漸槁,追陳踪於疇曩,永欷嘆於來茲,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途次,條剌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話言必核於真見。⋯⋯(予)玩愒日月,汨沒塵埃,悼往懷來,秪增侘傺爾。書藏篋笥,以諗兒曹。

田汝成深刻認知自己生命中「行」的重量,並且刻意突顯之。「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的宦旅地圖,等於他半生的人生記錄,所以撫今追昔的感嘆,須以「紀行」解之。諸次遠行不只因艱苦而對他造成身體上可見的影響(形容漸槁),更由聞見耳目的體驗而促成個人的超越。廣西之行的逐日記錄,田汝成自覺不同於一般的記遊形式,他以「話言必核於真見」來說明將這段紀錄作為獨立文本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其實,重要的不僅是其所見之真,更在藉由重理日誌而進行的再次自我書寫與自我發覺。途次中逐日的寫作或是出於此行惟艱的認識與記錄現實的衝動,但拈出、命名、收錄的工作,則在在關乎記憶泯滅的恐懼與自我形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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