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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與禮──儒家美德倫理學與處理衝突的藝術》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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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君子的美德與處理人際衝突之藝術(摘錄)

導言

孔子的《論語》為美德或倫理品格的卓越(virtues or excellences of ethical character)提供了豐富的語彙,我們可以在其中處處發現某些諸如仁、禮、義等經常出現的詞彙,這些詞彙顯示了孔子持續關注著基本美德的教養。我們或可援引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說法,作為支持將他的思想看成是一種整體觀(a holistic perspective)的部分證據。但是,我們並沒有在《論語》裡發現一套為行為舉止制定的系統方案。此外,衡諸中國思想的歷史以及當代中西方討論儒學的著作,我們發現,它們對於諸如仁等基本概念的詮釋也相當紛歧。

孔子倫理思想的無系統性,部分反映了他對具體與個殊的強調。論者甚至認為,華人喜歡「特殊、具體以及直覺性解釋」的思維特質是受到了《論語》的影響。中村元(Hajime Nakamura)主張,這樣的偏好「或許表現在他們會使用個別的事例來解釋觀念及教導人民的方式上。因此,對大多數的華人來說,他們並不是將倫理學當成一項普遍律的一部分來理解或教導,而是根據特殊經驗來掌握,進而將之用來實現人類的真理」。儘管有人會質疑將這種性質當成華人倫理思想特點的恰當性,但是《論語》完全可以支持這個看法,因為這在那些經常被孔子用作其理想的範例的人名中,是相當顯而易見的。孔子將堯、舜視為人類統治者的典型,他們為人民提供大量的福澤與幫助(《論語.雍也》:「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同時為他們帶來平和與安全(《論語.憲問》:「安百姓。」)。歷史傳說中的其他人物,也同樣被當成行為舉止的具體榜樣。孔子大量使用「君子」(而不是原則)概念來解釋倫理美德(ethical virtues),以及說明它們在人類行為舉止中的實踐意義,是一個更為明顯的例證。

孔子的「君子」概念,涵括了一種對於在應對變動不居環境時的通權達變(flexibility)之關注。「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這句引人注目的自傳性評述,表現了通權達變的態度。孔子關於作為理想人物的「君子」—他是實踐道德的一項典範標準—的構想,也許是處理這一部分的儒家倫理思想之最佳切入點。因此,我們最好將孔子的倫理思想—與孟子或荀子的倫理思想不同—描繪為一種「君子」或典範人物的倫理思想。

儘管孔子認為,只有得到超凡的啟發(divinely inspired)與具有直覺慧見的聖人,才能夠預見並建立和諧的社會秩序,但是,他並不認為我們在現實中可以達到成聖的理想。他曾經說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但是,在另一段對話中(《論語.憲問》),我們的確看到一段關於「成人」的描述,而這個「成人」可以被解釋為「全人」(perfect person)。當子路問到作為一位「成人」的要件時,孔子引述了一個由某些歷史人物所展現的優點(諸如智慧、勇氣、清心寡欲、多才多藝,並且可以藉由禮樂來成就這些特質)之綜合體,但是他補充說道:「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在這段話裡,「成人」不是被解釋為聖人,而是可以被解釋為「成德之人」,即一位具有完善美德的人,也就是在倫理方面完善的人,他在那些似乎有益於個人獲利的情境中,持守道德信念,特別堅定地重視
「義」或合宜的行為舉止。在這種觀念裡,「成人」不是「完美的或已經完美的人」,也不是具備所有聖人特質的人,而是在值得推崇的美德方面,卓越出眾的人。

孟子和荀子,以及某些主要的宋明儒者,都嚮往較高的境界。例如,對程顥和王陽明而言,所有人都能夠成為聖人。孔子關於達到人性卓越在實踐上的可能性的睿識,是比較實際可行的。對他而言,如果一般人全心全意地委身於道(「志於道」)、仁、禮、義等理念,並且無論在逆境或順境中都能盡其所能地自我修養,他們便有可能成為君子。從另一方面來看,成為聖人只是一個願望,在倫理追求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個合情合理、實際可行的目標。

在接下來的各節裡,我會呈現一幅將孔子思想的某些主要面向重建為一種君子倫理學的圖像。我會聚焦在《論語》中「君子」的美德之上。我偶爾會運用孟子和《禮記》的睿識,但為了闡釋,我會更常援引荀子與朱熹的深刻理解。第一節將簡要區別各種對「君子」的詮釋。第二節則呈現「君子」美德的圖像,「君子」的這些卓越之處或個人價值,說明「君子」概念的某些顯著特質,同時凸顯基礎的、相倚的、倫理的美德,以及仁與禮選擇性的(selective)附從美德。第三節首先處理作為通權達變之美德的「義」,以及附從於義的美德;接著,將探討處理衝突的兩種方法,以及儒家對於仲裁(arbitration)或協調的偏好,而非裁決(adjudication)或爭訟;最後,我會討論「君子」如何在變動不居與緊急情況下的通權達變。在本章結論中,則會處理儒家倫理思想中的某些問題。我秉持著為儒家倫理學的學習者們提出進一步探索之建議的精神而提出這些論點。

第一節 對《論語》中的「君子」之各種詮釋

為《論語》中的「君子」概念找到一個精確或合適之英文翻譯的難度,反映在19世紀以來的某些翻譯與註解裡。我們可以將這些英譯列舉如下:superior man(理雅各〔James Legge〕、陳榮捷、卜德〔Derk Bodde〕、德效騫〔Homer H. Dubs〕)、gentleman(威利〔Arthur Waley〕、劉殿爵、華生〔Burton Watson〕)以及noble man or person(翟理斯〔Lionel Giles〕、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在某些顯然是詮釋性的研究裡,我們也可以發現paradigmatic individual(柯雄文,1969、1971)、12 model of emulation(孟旦〔Donald Munro〕,1969),或者exemplary person(郝大維與安樂哲〔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1987)等翻譯。在《中庸》的翻譯裡,我們也看到profound person(杜維明)這個詞。既然在英文裡沒有「君子」的對應詞彙,那麼,不翻譯它是最好的處理方式。這個提議並不否定為了可讀性與一致性,而在翻譯時作一抉擇的必要。但是,無論選擇了哪個英語詞彙,撰述者都必須為他的選擇提出解釋及理由。讓我們來看看以下幾個例子。

1.1 理雅各的提案

理雅各是19世紀晚期《論語》英譯的先驅,他以“superior man”翻譯了大多數在倫理意義下所使用的「君子」概念。我們在兩個獨特的情況裡看到“man of complete virtue”這樣的翻譯。第一個例子,同時也是君子概念第一次在《論語》中出現的地方,是他將〈學而〉裡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譯為“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junzi],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 of him?”。理雅各扼要地評論了這裡的「君子」概念:

從字面義來看,他是一位「君王之子」(princely man)⋯⋯對於中國道德作家而言,它是一個術語,在英文中並沒有精確的對應詞,也無法總是以相同的方式處理。

第二個例子則是〈學而〉裡的「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這段文字,理雅各將它譯為:

The Master said, “He who aims to be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junzi] in his food does not seek to gratify his appetite, nor in his dwelling place does he seek the appliances of ease; he is earnest in what he is doing, and careful in his speech; he frequents the company of men of principle that he may be rectified: —such a person may be said indeed to love to learn.”

理雅各沒有說明在這些評論中使用“man of complete virtue”的原因。這個翻譯也抹去了「君子」與「聖人」概念之間的差別,因為“man of complete virtue” 傳達了「聖人」在倫理造詣上的最高境界或者在倫理方面處於完美狀態的觀念,而不只是「君子」(我們稍後會看到)這樣不完美的存有者—相較於在較低或不明顯之倫理成就的一般人而言,他已經達到崇高或較高的倫理造詣。在這意義下,「君子」是一位「成人」,即一位在倫理方面已然完整的人。帶有這種意義的「君子」概念,為理雅各之所以偏好使用“superior man”來翻譯《論語》其他章節裡的「君子」,提供了一個具有解釋性的正當理由。

1.2 翟理斯的回應

儘管翟理斯同意理雅各主張「君子」的字面意思就是「君王之子」的看法,但他認為“superior man”是一個會引起誤解的翻譯。翟理斯將《論語.學而》第一章的同一句話翻譯為:“The Master said: Is he not a princely man [junzi] —he who is never vexed that others know him not?”;接著,翟理斯為他的翻譯提供了一段長註:

「君子」是一個受到廣泛討論的概念,它在英文表達中的典型對應詞是“the superior man”。但令人感到不滿意的是,這個詞帶有和原來詞語完全不相關的倨傲與嘲弄(superciliousness and irony)意味。在我看來,這點反而使得該翻譯變得不妥當。“princely man”是盡可能貼近字面意義的翻譯,而且,就如同我們會看到的,在某些時候它真的是指「君王之子」。但是,在多數情況下,它的階級或權力的內涵確實不明顯,而我通常喜歡將它翻譯為“the higher type of man”、“the nobler sort of man”,或者,在某些時候更就只是將它翻譯為“the good man”。在歐洲語言中,也許希臘文裡的“ho kalos kagathos”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最為接近君子內涵的語彙,因為它指的是一位有教養的人之較為崇高的心理與道德性質,以及他的外在儀態。我們也可以把「君子」概念拿來與亞理斯多德的“ho spoudaious”作對比,雖然後者指的是一個更為抽象及更具理想形象的人。

為了幫理雅各辯護,我們可以說,翟理斯的看法實際上呼應了理雅各的提醒,即「君子」這個概念並沒有精確的英文對應詞彙。翻譯中的差異在於為翻譯提供了理據的解釋性附語(addendum)。雖然我們現在把“superior man”當成是一個描述倫理理念的語詞,它的內涵不「帶有倨傲與嘲弄的意味」,可是我們會偏好諸如“individual”或“person”這類中性(gender-neutral)的詞彙,因為孔子曾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

“superior person”是其優點、價值或智能都在常人之上的人。如同我們先前所指出的,正是因為君子較好的美德與倫理成就,使得他比其他人優秀。翟理斯對於展現了較為崇高的心理與道德性質之“the higher type of man”或“the nobler sort of man”的偏好,或許恰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理雅各“superior man”的概念,因為這些人正是具有優異倫理成就的人。重要且值得注意的是,人們擁有成為君子的相同能力。孔子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對於諸如孟子和荀子等大多數的儒者來說,人人都有成為君子或聖人的能力,他們在倫理方面所達到的狀態,並不意味著他們是人類中具有「較為崇高的心理特質」特徵的特殊階級。這就像荀子所說的: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荀子.榮辱》)

為了區分倫理成就的程度以及所得到的褒貶,荀子會在「大儒」與「雅儒」或「俗儒」之間作一區別。

不過,翟理斯提及希臘文中的“kalos kagathos”的理念和亞理斯多德的“spoudaious”概念,與「君子」之間的某種相似性,為比較倫理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線索。如果我們著眼於「君子」對禮的關注(尤其是在合乎儀文方面),特別是如果我們把「君子」理解為荀子所說的尊崇禮與義的「雅儒」,那麼,將「君子」與“kalos kagathos”作一比較,就頗具啟發性。或許也有人對於目前常見的「君子」翻譯“gentleman”提出過類似的看法。更為有趣而重要的是翟理斯關於君子和亞理斯多德的“spoudaious”概念的比較,因為將「君子」與“spoudaious”當成是與典範人物在作用上相類似的概念,是有道理的。

1.3 威利、劉殿爵與狄培理的建議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熟悉的「君子」英文翻譯“gentleman”—這個詞同樣是翟理斯提出的。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威利與劉殿爵在使用同一譯名時的不同理據。威利說:

關於「君子」這個詞的翻譯,儘管在英語中“gentleman”有時候未必能發揮恰當作用,但我認為除了這個詞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詞,它原本是指出生的尊貴,但也意味著道德方面的尊貴。理雅各的“superior man”以及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所提出的各種對應詞(man of the higher type 和wise man),都無法滿足這個條件。

相較之下,劉殿爵的觀點恰當地淡化了「出生的尊貴」的意涵:

在《論語》裡⋯⋯就本質上來說,「君子」與「小人」是道德用語。「君子」是具有教養美德的人,而「小人」反是。值得注意的是,兩種用法意味著社會與道德地位並非相互排斥,而且,在個別事例中,除了其道德內涵之外,我們很難說這些詞語不會同時帶有它們常見的社會意涵。

狄培理建議分別使用“gentleman”和“noble man”,以區別「君子」一詞在《論語》中的這兩種用法。他說:

我們可以把《論語》多數時候提到的「君子」僅僅理解為“gentleman”,它指的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些人具備有教養的風度、完美的態度以及得到良好發展的道德感。只有在很少數的情況下—儘管我會說是值得注意的少數—「君子」才會扮演著非常崇高而且自我奉獻的角色,這是一種要求尊貴者(noble man)成為其他人的領導人的角色。據說,即便在那些低於“gentleman”之尊嚴與優雅品味的貧困環境中,他也能感到滿足(〈雍也〉、〈衛靈公〉、〈微子〉)。他同樣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衛靈公〉)。但是,除此之外,尊貴者是那些在社會中可能會扮演領導者的人們的榜樣,他的生命肩負較高的責任(〈子張〉)。

既然孔子著重的是「君子」的美德(包括仁、義及禮),我們會期待他的「高貴」能包括“gentleman”的主要特質,而不特別指涉階級身分。孔子對於中國倫理思想的主要貢獻之一,或許在於將「君子」這個概念,從一種描述社會與/或世襲地位的詞彙,轉化為描述個人倫理美德的體現的詞彙。如同陳榮捷所指出的:

他主要的關懷是由好的政府與和諧的人際關係所支撐的美滿社會⋯⋯詳而論之,他相信所有人都可以趨於完美,因此,他徹底修正了傳統的「君子」概念。就「君子」此一詞語的字面意義而言,乃「統治者(君)之子」的意思,由此引申而有「居上位者」的涵義,其所根據的理論是,人的尊貴與否,取決於他的地位—尤其是血緣地位。在《論語》一書中,此一詞語出現一百零七次,在某些場合,它仍然指的是統治者。然而在大多數的用法裡,孔子卻用它來描述道德高超的人。換言之,對孔子而言,尊貴與否已不再是血緣之事,而是人格的問題—此種觀念實等於一種社會革命,當然,如說成是演進,也許更為恰當。然而,的確是孔子穩立了這個新的觀念。

我們馬上會看到一個得到充分闡明的「君子」概念,包括了某些已經表現在仁、義與禮等美德中的基本倫理關懷。

要言之,對孔子、孟子及荀子而言,「君子」表現了一種有教養的特質與美德的理想。儘管我們需要更多解釋來避免誤導性的詮釋,我們可以將各種對「君子」的翻譯,當成是各個翻譯者運用能讓英語世界的讀者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來評價倫理特質理想的明顯特徵時,所做的珍貴努力。從這點來看,我們會隨著各種情境,把「君子」當成一個用來凸顯某種在倫理上理想而值得讚美的美德,或者理想人格特質的強調(emphatic)詞彙。用休姆(David Hume)的話來說,這些美德是特別值得我們在道德教育中強調之「個人的價值」。在討論學習與自我修養方面,荀子為我們撰述了見解深刻的文章,其中,我們讀到在禮、義與仁的實踐方面具有說服力的看法;它同時談到經典的學習、典範的導引、博通的教師、自省與反思、好習慣的累積之重要性。對於成為一位「君子」,荀子堅持的是具備完滿(「全」)與精粹(「粹」)。與這個強調作用相關的是,「君子」也作為儒家基本的倫理關懷—仁、禮、義—如何具有實際意義的範例,亦即作為一般道德行動者在實際上可以達到的各種程度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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