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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邊緣的拓荒敘事──「站在帝國邊緣:《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新書講座」側記

帝國邊緣的拓荒敘事

文/劉建志(臺大中文所博士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胡曉真於2017年推出學術著作《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並於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舉辦新書講座。該講座為「2017台北國際書展大學出版社聯展活動」系列講座之一,請來臺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擔任講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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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臺大歷史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陳弱水、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胡曉真

陳弱水提到,《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為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第一本著作,自有其特殊意義。此叢書為臺大與哈佛燕京學社合作,希望收納跨學術、跨領域的研究論著。本書獲選,一如王德威在書中序言所說:「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以《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作為第一本專書,不論就學術深度或作者臺大與哈佛背景而言,都是最佳選擇。」
胡曉真在講座開始時,分享自己的治學過程。她提到在她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所得到「最震撼的批評」與「最受用的讚賞」。最震撼的批評是:她總是以西方流行的研究方法,做出西方流行的題目,例如以女性主義研究女性文學。最受用的讚賞則來自一位網友的發言,該網友提到閱讀胡曉真的明清女性文學著作時,覺得比小說還要好看。胡曉真從這些批評與讚賞談起,並肯定的說,這本新作並非追隨任何學術潮流,從才女到炎徼,從滿族到西南,此「西南轉向」讓許多朋友不解。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其放棄「江南盛景、海上繁華」,而轉身面向「明清文學語境中以深山密箐、瘴癘窮絕、民族雜異、動亂頻仍而令人畏懼的西南地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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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真教授與讀者分享研究西南文學的過程

在講座中,胡曉真交代這個研究成形的過程。她以《兒女英雄傳》為契機,接觸到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這本書,而對西南地區產生興趣。然而,「西南研究」是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的老課題,如何以「文學」的視角打開研究的可能性,便是她首先面臨的問題。胡曉真提到,二十世紀以來對文學的界定著重於小說、詩詞,是有所侷限的。因此,應該將更多文學形式納入,如奏議、方志、隨筆、史傳、戰略書寫等,以開展文學研究更大的可能性。其重心放在「敘事」,則組織了這些文類的脈絡,使之擁有特定觀點,構成合理性的世界。胡曉真更期待,文學性的詮釋可與歷史學的考證、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深描產生深度交流、對話,此亦與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試圖跨學科、跨領域的目標一致。

西南研究是以「邊緣」的角度看帝國「中心」,此與胡曉真之前所作才女研究有其內在關聯,才女研究亦是從邊緣(才女)角度看中心(文人)。明清文學中的西南經驗,因語言文化、歷史傳承都與中原不同,士人來此將經歷強烈的文化衝擊。然而,胡曉真也提醒了,文學研究必須從文本最細微的空間去思考,如果只讀文字表面,容易落入歧視的窠臼,而產生華夏的沙文主義批判。一如其書中所提:「文學詮釋對歷史學、人類學已然建立的堅實詮釋範式,是否具有核心的意義。文學是情與志的抒發,是想像、虛構與實用、真實的雙人舞,是面向生命的方式,是人與人、人與萬物、人與歷史的扣榫,也是修辭的藝術。」 唯有細緻的分析,方能一探西南敘事的複雜性。

本書第一部分討論「情感與世界」,從閱讀西南研究敘事可能的兩端:內裏與外顯,來開展其研究向度。內裏為文人內心幽微的世界,外顯則是西南與明清新世界觀的連結。作者以旅行的觀點來看,在文人觀察到西南特殊的民俗,如跳月、奪婚,因與漢族婚姻習俗不同,文人究竟是覺得反感還是好奇?此心理感受在書中多有著墨,而對其他文化的好奇之心,亦與明清文人對世界的好奇一致。第二部分討論戰爭與統治,中原與西南長期的爭鬥、征服,以戰爭、文化的暴力將西南納入中原版圖,使西南邊疆華夏化、儒家化、或是漢化。然而身負征服者、統治者、化育者的文人,面對異文化時,其內心感受必定十分複雜。本書舉例的漢族文人,雖不免帶著由外到內、上到下的統治者眼光,但西南歷史風物、地理、文化、社會,又如何去影響漢族文人?此為本書第二部分所探討的主題。第三部分討論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胡曉真在講座中以奢香故事為例,說明獨立於大明王朝的小國家,如何藉由女性、身體、婚姻習俗與大明王朝政治協商,一方面保持其文化認同的獨立性,一方面又能與中央王朝和諧相處。

在講座中,胡曉真以書中所引的文學材料為例,說明明清時期的漢族與苗族接觸會越來越多,會帶給作者非常多文學想像的空間。以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為例,這部作品虛實交錯,既似小說亦似民族志,書中以大篇幅描述自己與龍家土司的婚禮過程與婚後生活,內容鉅細彌遺,將苗族婚禮習俗寫得非常清楚,其中更有與中原上古婚禮相同之處,這是否意味理想的上古婚禮在西南被實踐?而其所述,是否是真實歷史狀態,抑或作者自己的想像?胡曉真以「書寫自我的民族志」觀點,認為作者以書寫回憶的方式,描述其生活與體驗的感受,真正重要的關鍵,其實是在於「對自身文化的回眸」了。

講座最後,胡曉真提到,本書雖然擴充了文學的定義,將許多文本納入以討論其「西南敘事」,但這些資料都屬於外來觀點,從西南內部出現的觀點仍是缺席的。不過她也提醒,即便使用已翻譯的西南文學資料,也不一定就能呈現真實的西南面貌。外來的文人與官員有其自身背景的限制,但本地文人的文本,亦是經過書寫重構記憶的過程。內與外的觀點,未必真正反映了實與虛、真與假的現實。如何以文學文本討論其敘事、感知,才是探觸西南問題核心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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