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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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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掛「客滿牌」的旅館(摘錄)

第一節 從浩劫到復甦的旅遊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從8月到11月淪陷,蘇州經歷了自太平天國之役以來最嚴重的浩劫,旅遊業沉寂一時。直到次年11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報導,指出蘇州西邊城郊著名的虎丘、山塘風景區,不見結隊旅客,而是寂寞蕭條,到了人潮冷落車馬稀的地步了。鐵路沿線的住家被日軍燒光,又在虎丘東的李鴻章祠附近駐軍,這樣虎丘就被劃為警戒區了,沒有人再敢上去。其他的景區,如寒山寺一度被日軍占據,後因游擊隊出沒而撤回城內;靈岩寺雖未被占,但香火斷絕;石湖與上方山一帶,則成了日軍的演習場,旅客自然裹足不前。

過去蘇州旅遊業的興盛與交通的便利關係密切,而淪陷後蘇州交通逐漸恢復,也有助於旅遊業的再興。第二章裡已提到淪陷初期交通的狀況,1938年時的水路交通只算是勉強恢復,少數國際旅行社與輪船可為旅客遊人接送兩地。在淪陷初期旅客想要往來蘇州,可說是困難重重,據1938年10月的《申報》記載:

近來凡往各淪陷區域,較前更為困難。蓋往來旅客均須向日方領得通行證,而領通行證之手續又麻煩不堪,除填具保證單及備具照片二張、暨防疫證明書等手續外,所有發給通行證須經過十數日之久,兼以內地往返尤為危險,故往來商民較前銳减。

1939年時交通路線仍不斷遭到破壞,直到1940年才算穩定下來。

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到,1939年開始,旅遊業正在努力回復到戰前的情況。例如《蘇州指南》這類旅遊手冊在戰前曾經流行一時,蘇州的文怡書局請人撰寫並於1939年出版《新蘇州導游》一書。作者尤翔曾是南社的社員,交友頗廣,著作亦多,他先後在浙江各地與上海任教。他在抗戰初期從浙江回到故鄉蘇州,編輯了這冊導遊書在蘇州當地出版。作者在〈序〉裡指出其所撰此書,乃是受文怡書局的主人周文達所請;而他強調該書與過去的遊記、方志皆不同:「蓋地方指南之書,所以備遊人手此一編,可以按圖索驥,藉省導遊者口講指畫之勞。」而書成之日是1938年冬,此時蘇州已淪陷近一年。全書除〈附錄〉外,共有11章,其中詳盡記載了四組旅遊行程,分別是城西附郭郊區、城內北區、城內中區與城內南區。至於距離更遠的如木瀆、靈巖山、光福、天平山、支硎山、天池山等地,則有說明:「或需舟往、或汽車可達。」此書雖成於抗戰初期,但內容所述有許多是戰前蘇州旅遊發展的榮景,如關於旅遊行程與景點的擴大;而部分又是呈現戰亂淪陷後的蕭條,如關於旅館數量的記載。

從1940年的報紙可以看到江南其他地方到蘇州的交通已逐漸恢復,例如從太湖的香山到蘇州之間的汽輪已重新開設,可見社會秩序穩定,甚至有國際旅行社與輪船可為旅客遊人接送兩地。《蘇州新報》有一則〈旅程〉的遊記,作者自述:

足足有三年我不曾坐過輪船汽車與火車了,這一次重溫過去的旅行滋味,到處不覺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誠然戰爭破壞了一切交通機構,但現在卻迅速地恢復了、重建了,……。從常熟到蘇州,到處充滿著和平的氣象,四煙稠密,市況繁盛,軍警忠實和藹地在那裏服務,……。

雖然這則報導帶有為汪政府宣傳的味道,不斷地宣揚「和平」、「反共」,但是述及交通的恢復,卻是客觀的事實。再從1941年以後蘇州的報紙內容,常看到蘇州赴各地的輪船時間表,內容有蘇州出發到洞庭西山、無錫、常熟、湖州、崑山等地,顯見交通的恢復。

此外,自從汪政府成立,接手管制淪陷區之後,社會秩序漸次恢復,對於旅客旅行的管控與限制,也較淪陷初期來得放寬許多。以旅行活動而言,「清鄉」運動開始之後,1942年由當時的警察機關發給人民居住證與旅行證,如需要出外旅行者,必須要申請由警局核發的證明書。但即使擁有旅行證後,能夠通行的範圍仍有嚴格的規定。到了1944年又改變政策,淪陷區內不再使用旅行證,只要擁有居住證者即可旅行。由是旅行者不再需要向日方申請通行證,辦理通行證時也不再需要防疫證明書等文件。

1940年以後,當地的旅遊業大興,來蘇州旅遊團裡常見半官方式的參訪團,當時淪陷區的偽政權各界互相組團參觀,名曰「觀光團」,其中成員不乏文人作家們。當時有人作〈觀光團〉樂府描述其盛況,稱此舉不過是侵略者所施之麻醉劑:

東瀛神洲若唇齒,一水之隔一葦至。不圖鬩牆戰端開,觀光之團往來如流水。明治維新致國強,取法規制惟中邦。東施效顰君莫笑,挹彼注此理亦妙。紳商學政各有團,如梭在織忙可觀。香檳一飲杯盡覆,演說之稿人爭看。人爭看,人非議,蠶食鯨吞太無理,觀光盡是麻醉劑。

官員參訪的例子,如1943年4月所謂的「國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周作人(1885-1967)就曾偕北大教授沈啟元、周豐一、蘇端成、王古魯等多人,與宣傳部事業司司長楊鴻烈等,造訪蘇州。旅程包括赴木瀆鎮石家飯店午餐、遊靈岩勝跡、弔國學大師章太炎墓等。在城內即下榻著名的樂鄉飯店。同年4月還有滿洲國地方行政官一行35人,至南京考察,並順道到蘇州觀光。抵蘇州後,省會機關派員前往歡迎,下榻樂鄉飯店。在蘇遊覽地點包括獅子林等。

日本來的遊客頗多,如1943年9月有日本內閣總力戰研究所派遣之華中華南觀光團一行9人,抵達南京參訪後,又乘車赴蘇,預定在蘇州參觀後,再乘車赴上海、杭州等地觀光。1944年有所謂的「第三次文學者大會」在南京召開,其中代表出席者順道到蘇州觀光的,約占三分之二強,計有42人。文學者大會其實全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乃是抗戰期間為配合日本國家政策為目的,以日本文學報國會等團體為中心所組成的文學者交流大會,聲稱是期望在大東亞戰爭中以文化建設作為共同任務,而邀共榮圈內各地文學者齊聚一堂對話討論的大會。該會於1942年到1944年之間,共召開過三次大會。前兩次分別在1942年11月與1943年8月於日本召開,第三次則是在南京召開。第三次會議參加者中,日本代表有14名,「滿、蒙、華」代表54名。中方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錢稻蓀(1887-1966)領銜,日方最著名的是漢詩學者土屋久泰(1887-1958)。

來到蘇州旅遊的遊客,最多、最著名者其實都是來自上海的演員、明星。當時電影明星剪綵在上海是非常風行的一件事,是商店的廣告噱頭。至於上海以外的城市,因為電影明星甚少接觸,所以若有明星一到,總會引起轟動。來自上海著名的電影明星李紅(1915-?),曾受邀為蘇州南國孔雀廳開幕剪綵而到蘇州旅遊,因為影迷追隨甚眾,到處有人隨行,所以居處隱密。另一位也是抗戰時期在上海發跡的明星陳璐(1922-2000),當年有「黑女美星」之稱。1943年曾到蘇州旅遊,還接受採訪,暢談她遊蘇的經驗。她自稱在漢口住時早已聽聞江南水鄉之美,就抱定到蘇州去一次。當時她在上海戲台演舞台劇,一完戲就跳上火車到蘇州玩上幾天。到了蘇州,住在一家和上海有同樣設備的旅館中,之後遊歷了虎丘、劍池、留園、觀前街等地,天平山還不及去。他們常去的景點,半數以上是傳統的旅遊地點:虎丘、玄妙觀、九塔寺、拙政園、獅子林、開元寺,以及城郊的寒山寺、留園、靈岩山與天平山等等。這與1939年版《新蘇州導游》所記載的旅遊行程之景點,幾乎完全一致,由是可見蘇州旅遊業正逐漸恢復過去的榮景。

第二節 旅館的繁榮與其原因

至於旅館方面,抗戰爆發後,大馬路與石路一帶遭到日軍機轟炸,附近許多旅館,包括老蘇臺、新蘇臺、惠中、第一、中華、利昌、大新、中華、瀛州、同義公與西善長巷的大中旅社等10餘家均被炸燬。淪陷初期,幾家大旅館先後被日本人占有,如鐵路飯店被占後改為軍妓院,大東旅社、東吳旅社被占開設「軍人慰安所」。觀前街的中央飯店也成了日兵慰安所,門前大書「日本美人」、「支那美人」的招牌。從雜誌期刊的記載顯示,淪陷前蘇州閶門外的旅館早已是情色產業的集中地,旅館業也多有妓女寄生其中。淪陷後該地區的旅館則成為良家婦女被捉去被迫賣淫,或是公開販賣鴉片的集中地。

雖然在1937年年底已有人陸續回城,但整體而言,蘇州的市容要經過一年多才逐漸復甦。如同第二章所云,蘇州大概到1939年下半,情況才漸趨穩定,市面逐漸復興。據該年10月的統計,全城人口已近28萬,至年底蘇州人口每月以一萬人的速度增長。相應的是當時的旅館業已呈現畸形發達,旅館數量已達122家。這個數字超過戰前出版的《蘇州指南》所記載的旅館數量。旅館的集中地之一,即觀前街附近的北局一帶。這一帶至此已見復興繁榮之景,不但有娛樂業(電影院、京劇院),還有數量眾多的旅館,如東方、吳中、新蘇等大旅社,所以是「奢靡淫樂」的集中地。每晚華燈初上之時,顧客如雲,霓紅燈令人眩目。甚至流傳蘇州的繁榮是建築在旅社、菜館上面。

不過,也有報紙的專欄指出,雖然人口增多,但是大多乃回城之難民;其中許多是無家可歸和食無常所的流浪者。再從上海報業所作的報導指出,在1938-1939 年之間蘇州旅館業的復甦和上一章提到菜館業的情形一致,都是因為一般偽組織的新貴揮霍甚豪,以致旅館業、菜館業與食品業反而較戰前更加發達。

到了1940年年中,蘇州已恢復接近戰前之人口數。人口之所以增多的官方說法,是因為他地物價高而紛紛回到蘇州。1940年之後,蘇州新開設的旅館數量之多更可謂空前,據警局的調查,1940年年初蘇州的旅館已有137家,較去年增加了15家。這可能是為了迎合旅行者之需求而出現的現象。到了1940年8月,根據《蘇州新報》的報導,因為旅館房間奇缺,該年新闢的旅館就有40餘家之多。這樣的情況和1938年的情形簡直是天壤之別。

到了1943年,本章開頭所引用《江蘇日報》的社論,已呈現淪陷後期蘇州旅館的盛況。同樣的報紙另有社論〈畸形發展下的蘇州旅館業〉一文,指出蘇州戰前與戰後旅館業的差別:戰前數量少、品質好,但生意差,戰後則反。先是論戰前的旅館,雖然當時設備頗佳,價格也低廉,卻是生意清淡:

(戰前)那時城裡城外,算來共有幾十家旅館,在這樣嚴肅條件之下,單憑一些過路客商,營業上委實可說是「淒哉慘焉」!挺好的旅社,當時統扯也祇有賣一個六成,所以那時的旅社業,正陷於苟延殘喘之境。……愈是生意清淡,愈是設備完善。

接著對比戰後的情況:

以前蘇州的旅社……絕不如目下旅社的要一樣沒一樣,甚至要拿一付信封箋,茶房也得看看客人的資格為標準,一張衛生紙,也得要撳電鈴叫茶房。事實上戰後的生意,比戰前來得好做,但,旅社老闆,卻絕對不肯承認。……事變後的蘇州,從住宅區的都會,一變而為商業繁盛的省會,車輛輻輳,交通頻繁,旅社業便應時代而走紅。於是一般人看得眼紅,幾年來蘇州的旅社,大大小小,便由數十家而增加至百餘家。可是,旅社雖多,旅客也會與日俱增,縱然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家,照樣也會天天客滿。

這則社論充分說明了淪陷後的蘇州,即使是不斷成立的旅館,也因旅客激增而供不應求;而且即使是服務與設備都不如戰前,仍可以獲利豐厚,不愁沒有房客。淪陷後期蘇州旅館業興盛的情況,以下是另一則相關的描述:

蘇州的旅館業,在現在是很幸運地進入了一個全盛的時期,大有開著旅社,就不愁每天不把那客滿的牌子供到門前,尤其是觀前和閶門一帶的旅社,要是你是帶著眷屬的標準旅客,就是在正午十二點鐘要去找一個房間,也是休想開得到,如非要和一般穿著白色號掛子的侍應生商量,講明了小賬的條件,方始給你一個聊以棲息的地方。

不僅如此,為因應蒞蘇旅客的大增,甚至有旅館租用寺廟空間來經營,遂引起糾紛的例子,由此也顯示了蘇州旅館業旺盛的另一側面。此外,因為常有旅客無房可住,省社會局為搶食這塊大餅,於1943年在蘇州選定地址成立平民飯店。

現代化設備仍然是招攬旅客住房的重要條件。蘇州一地經營旅館業最久的、最有規模者,當推紹興師爺黃駕雄所經營之新蘇臺飯店,該旅館在戰前已是蘇州現代化旅館的代表,只可惜在抗戰初遭祝融蹂躪,其家人也逃難到外地,所以該旅館未再復業。淪陷時期蘇州新開設的旅館中較著名者,從報紙的廣告看到有天然飯店、中國飯店、百樂門飯店、金山飯店、南洋飯店、三新旅社等,而原來著名飯店如樂鄉飯店等,在抗戰後期也是生意興隆。此時期蘇州新闢的旅館飯店,在廣告上宣傳的策略,常是聲稱為因應旅客之需求,力求新穎、「摩登」,還兼備「歐化」的設備。如1939年新開設在金門外橫馬路的金城飯店,廣告中以「唯一新型」、「極盡摩登之至」來吸引客人,聲稱是具有摩登的歐化設備,尤其強調浴室的現代化。另一家同年開幕的皇后飯店也有諸如此類的廣告。之後有天然飯店,其廣告也強調其具備歐化設備,並號稱規模宏大,獨霸蘇州。此外,像是百樂門花園飯店的廣告,除了宣稱有新式房間、衛生設備與宏大禮堂之外,還強調附屬設施,包括花園餐廳、新型大劇場、香煙糖果店等。

蘇州旅館的需求量大,當當時蘇州最著名的旅館,當以樂鄉與皇后二旅館莫屬,二者成了高級遊客的最愛,也留下較多的遊記記錄。例如前述的「第三次文學者大會」的觀光團,就訂樂鄉飯店與皇后飯店,取其在蘇州是規模最大,而且相鄰;尤其是樂鄉最好,所以是專門給外國代表住的,本國代表則是下榻皇后飯店。有旅客因無法訂到此二飯店而感遺憾,但是也有旅人對樂鄉飯店的住宿品質不以為然,如1944年的《藝文雜誌》中,有一篇〈蘇州回憶〉如是形容:

我在蘇州感覺得不很適意的也有一件事,這便是住處。據說蘇州旅館絕不容易找,我們承公家的斡旋得能在樂鄉飯店住下,已經大可感謝了,可是老實說,實在不大高明。設備如何都沒有關係,就只苦於太熱鬧,那時我聽見打牌聲,幸而並不在貼隔壁,更幸而沒有拉胡琴唱曲的,否則次日往虎丘去時馬車也將坐不穩了。

蘇州的旅館業之所以在淪陷後如此興盛,根據1940年《蘇州新報》的報導指出,蘇州因為淪陷後經二年來的恢復,成為華中淪陷區的經濟重心,各地來蘇銷售貨品或採辦商品的商人絡繹不絕,為數眾多;而四鄉不靖,富有的農民不時來城裡小住,以致旅館房間奇缺,甚至午後三時常有客滿被拒的情況,再加上房價較上海與南京都便宜,即使逐年漲價,業者年終結算仍是獲利三倍。所以旅館業者紛紛跟進,許多大規模的旅館紛紛成立。另一位上海《申報》的記者就形容道:「吳人考究飲食不亞粵省,尤其時代紅兒囤積暴發者,駢集省垣,非獨該業座上客常滿,即一般旅館客店、莫不利市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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