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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蝦米對大鯨魚:從反國光石化運動看公民社會如何對抗國家機器」講座側記

「小蝦米對大鯨魚:從反國光石化運動看公民社會如何對抗國家機器」講座側記

文/王安琪(臺大社會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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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臺大社會系陳東升教授、臺大國發所所長周桂田教授

本次演講內容是討論在氣候變遷的風險之下,臺灣公民社會對抗國家機器的策略產生什麼典範轉變,並以反國光石化作為主要案例。這次演講是由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東升老師擔任主持人,同時也是由臺大出版中心主辦的第二場周桂田教授《氣候變遷社會學-高碳社會及其轉型挑戰》的新書講座。

主持人陳東升老師指出本次演講深具社會學的關懷。社會學關注公眾如何討論公眾議題與形成社會運動,周老師以國光石化的反抗運動作為一個成功案例,探討這個事件在臺灣公民治理議題上創立什麼樣的典範,一般研究氣候變遷的學者比較不會提及這樣的洞見。此外這個議題也牽涉到公民科學如何建立。在跨界知識的時代,自然科學家生產科學數據,而中間過程需要經由社會科學家把數據轉化社會意義,進一步形成公民社會的社會行動。綜合以上兩點,周老師的演講能帶領我們思索臺灣的公民治理與公民科學未來的可能性。

思索臺灣的轉型能耐

周桂田老師首先指出,在劇烈的氣候變遷下,氣候變遷的風險治理影響各國政府政策。大多數國家的產業政策因為全球性氣候變遷議題興起,轉而追求經濟與生態永續的平衡。因為全球脈絡治理政策的轉變,地區性的公民社會也因而產生許多不同的應對策略。周老師在演講中,講述公民社會運動的不同階段變遷,如何從反污染運動轉型成氣候變遷風險運動。他論證公民社會因為不同抗爭事件逐漸生成社會強健性知識,以反身性治理挑戰並監督政府的決策。從這個案例出發,周老師思考東亞社會在面對全球跨界風險時,政府與公民社會在治理層面的轉型能耐為何,並修正過去轉型能耐只考量國家決定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層面,提出未來必須考慮公民社會參與風險治理過程的觀點。

從發展型國家到新自由主義下的公民認識論

周老師將東亞發展型國家定位為「遲滯型風險社會」,因為這些國家在快速擠壓的工業化歷程中,威權政治體制與專家治理一向以經濟發展為優先,忽視科學不確定所造成社會與倫理的風險,並故意隱匿其中的風險。相對的,較為弱化的公民社會往往難以監督或抗衡政府與專家,連帶對政府與專家兩者產生不信任感。臺灣的政權歷經從發展型國家到新自由主義政權的轉變,在解嚴的前後期追求臺灣民主化的過程,新任政治家為了對抗黨國資本主義,同時結合新自由主義式解除管制模式,因此在1990年代政府開放石化產業政策下,石化產業的發展加重臺灣的空氣污染程度。

在從發展型國家轉型到新自由主義政權的過程中,公民社會的認識論也有所轉型。公民社會從過去被動式的感受污染,開始轉變成事前主動感知風險並且監督專家政治,從而產生累積社會強健性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相對於單一學科生產所謂可靠性知識,強健性知識是在社會脈絡下生產的豐富知識。如此積極參與的轉變是為了打破專家政治的壟斷性,並實踐科技民主與公民科學。接著周老師便以反國光石化運動作為案例,分析公民社會如何發展風險知識,以及其中的轉型能耐。

1980-1990年代反污染運動

1980年代臺灣還在戒嚴時期,所以當時興起的環境運動多為隱形抗爭,地方民眾因為健康受損,因而自力救濟地對於地區性的污染積極對抗。此時期的運動主體是地方居民與地方政治人物,主要論述是反公害與反污染,其抗爭策略多為政治動員、包圍廠房。不過到1990年代初期,後勁反五輕運動開始有異議專家參與,由學界組成的台灣環保聯盟開始參與活動,異議專家與當地居民共同形塑社會性強健知識。在這個時期,雖然學界個別介入反污染運動,但公民社會仍缺乏能與專家對抗的系統性論述。

1995-2011氣候變遷風險運動階段

周老師指出從1993年開始的反濱南運動是重要的歷史階段轉折。歷經解嚴後的民主化,此時期參與運動的主體更加多元,除了地方居民與政治人物,還增加了學界、各級學生、藝文團體、醫師聯盟、以及中產階級生態團體,這些團體共同形成風險論述聯盟。在反濱南運動後,臺灣公民從原先地區性的反工業污染訴求,轉向全國性反高耗能、高排碳、高污染的議題,並開始關注比先前規模更大的環境永續議題。

2011年的反國光石化活動,具體產生運動的典範轉移。運動策略從原先單一的抗議路徑,逐漸形成多重的政治動員路徑,研究顯示其中包括行政路徑、法規路徑、司法路徑、與公民知識路徑。
一、行政路徑:異議專家與環境團體參與環評和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二、法規路徑:推動濕地法和公民信託,讓民眾認股保護白海豚。
三、司法路徑:環境公民訴訟。
四、公民知識路徑:大學教授提出反專家知識論述、大學生調查隊、彰化醫療界聯盟提出PM2.5空污議題、藝文界寫詩、創作音樂、諷刺文章、高中生靜坐、小學生寫信給總統。
從這些策略可以看到環境運動的重要典範轉移,同時結合學術界的理性知識,以及地方居民團體的感性訴求,形成多元與差異化的運動動員。這些都是公民社會聚集小蝦米之力對抗國家大鯨魚的展現。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公民社會的參與性知識日益強壯,不僅挑戰現有專家政治的霸權地位,並追求科技民主,形塑出新的公民認識論。不過這樣的挑戰同時加深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不信任關係,所以如何形塑出國家與公民社會相互溝通學習的反身性治理,成為未來最重要的課題。

公民社會的合作的可能性

在周老師結束演講後,有一位聽眾提問,在本次演講中聽到周老師陳述許多抗爭的案例,不過卻較少提及公民社會如何與政府合作,所以他關心雙方未來的合作的可能性。周老師回應,臺灣目前沒有鼓勵各部會強化溝通協調的機制,所以常常會變成由經濟決策主導,這是目前各方難以達成合作的主要困難點。陳東升老師接著回應說,有時對抗是理解的開始,雙方在衝突時把想法攤開來一起討論,經過溝通後會創造出合作的可能性。對於公民參與如何促進生產社會強健性知識,陳東升老師也分享他參與埔里PM2.5空汙減量團隊的經驗。該團隊在社區中設置PM2.5微型偵測器,讓社區居民可以隨時知道空污資訊,並偵測污染的來源。陳東升老師說明這樣的活動能讓地方居民產生反思性,提升環境當作共有財的意識,有利於地方發展公民社會與反思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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