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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交雜的罌粟花──「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講座側記

虛實交雜的罌粟花

文/林宣瑋 (臺大歷史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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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中研院臺史所副所長鍾淑敏、東京女子大學教授栗原純,以及口譯人員。

在1946年到1948年的東京大審中,鴉片被視為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代表物。然而由於檔案史料的限制、國族之間的矛盾、意識形態的爭紛,讓日本帝國的鴉片銷售問題至今無法展開討論,結論仍塵埃未定。

這次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一書,作者為長年耕耘鴉片販售問題的栗原純教授。栗原教授提到,日本在臺販賣鴉片的問題,在當今日本社會中仍是個禁忌,鮮少人願意在公開場合談論,相關者也常常噤聲不語,嚴謹的學術研究十分少見。早期的研究先驅,如江口圭一、山田豪一等學者更由於關鍵史料未開放,對此無法細緻論證,僅能提供通說的見解而抱憾。而過往學界長期關注日本在中國大陸生產販售鴉片的問題,但卻忽略「日本的鴉片政策根源地,其實是臺灣。若要理解帝國的政策,臺灣是個不可略過的起點。」所幸,日前出版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讓日本在臺販售鴉片的問題得以展開討論。栗原教授也希望透過這本書的出版,能夠補足日本帝國鴉片貿易的重要一角。

剷除陋習vs. 開闢財源

鴉片向來被日本當作是清朝所留下來的「陋習」,而文明的日本應該將野蠻的臺灣馴化,其首要之務,就是在臺灣落實禁煙政策。

在殖民體制下,日本本土(包含琉球)與透過戰爭所得到的外地,如臺灣、朝鮮,採行不同的法律措施。當時日本本土已嚴格禁止鴉片,但臺灣吸食人口眾多,總督府認為貿然採用禁斷政策恐釀民眾不安,必須另尋方法。也因此總督府在1897年頒布了律令第二號,也就是俗稱的「臺灣鴉片令」,宣布臺灣採行鴉片漸禁政策。

鴉片漸禁政策的想法來自後籐新平。時任衛生局長的他建議總督府,就長期來看,消滅鴉片是絕對必要的。但短期而言,考慮到仍有許多吸食者,則必須供給他們鴉片。後籐新平替這樣的行為定義為「治療」,並且建議加強使用規範,如吸食者必須向警察提出申請、並且取得總督府的許可證明。總督府想要控管鴉片的來源、壟斷鴉片的生產利潤,於是開設了專賣局製造鴉片,並任命合法的零售商,專門販售鴉片給吸食者。同時,總督府也對外宣稱「鴉片的稅收都是充當實施衛生政策的費用」。就整個比例來看,到1930年,鴉片大約佔整體專賣收入的4%到5%左右,而專賣又佔總督府財政收入的五到六成,對財政不無小補。

財政收入 vs. 文明形象

從數字上來看,後藤新平的漸禁政策起了效用。1900年領取吸食證的人有十萬多人,到了1930年僅剩下26,000人。然而,總督府是否真心想要引導吸食者不使用鴉片,這件事情卻值得深究。總督府的確一直宣傳禁煙政策,但對他們而言,鴉片專賣這樣重要的財政收入,實在是無法輕易放手。

栗原教授指出,「讓重度使用者吸食鴉片」只是個藉口。當時的臺灣民眾只要向警察登記、申請,不論是誰都可以取得吸食許可證。甚至也出現未吸食鴉片者轉賣許可證的現象。總督府雖然處罰無照吸食者,但卻恣意地發放證照。當時總督府也派許多人到台灣各地訪查鴉片的吸食狀況,並要求訪員撰寫「復命書」(出差報告)。從復命書可以看出,日本人顯然認為臺灣由於有許多傳染病,民眾必須靠鴉片醫療才能夠活下去。儘管總督府一直提倡漸禁,但實際上仍放任許多民眾吸食鴉片。而在輔導上更顯得緩慢。原本預定治療重度吸食者的臺北更生院,直到1930年才開始對病患進行治療,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晚年時就曾說過:「總督府並不讓自己對所有的吸食者進行治療。」

輸出鴉片vs. 國際制裁

日本雖然在本土禁煙,但卻在海外販賣鴉片。然而這樣賣鴉片的行徑是不被國際允許的,1909年的上海國際會議就想要解決列強在殖民地販賣鴉片的問題,台灣總督府為此派遣警務局衛生課長高木友枝與會。高木友枝在會議上以臺灣為例,說明日本的鴉片漸禁政策,試圖說服列強其在台灣生產鴉片是「有所苦衷的」。

第一次大戰期間,日本採取進口替代政策,不再從歐美進口鴉片,反而要求國內的製藥公司自行研發製造鴉片。臺灣正是日本生產鴉片的地方。日俄戰爭讓日本得到關東州的控制權後,日本也實行出口政策,將臺灣製造的鴉片,運送到中國獲得暴利。一次大戰結束後,國際間批判日本販賣鴉片的聲浪益加擴大。在國際聯盟的鴉片諮詢委員會上,新崛起的美國與當時大量輸出鴉片而換取外匯的英國互相抗衡。美國批評英國無人道精神,而英國則以印度等地方醫療設備不足、鴉片是家庭必需的萬靈藥為由,認為鴉片仍有進出口的必要。日本在當時想要躋身國際列強,展現文明大國的氣度,則屢屢提出在臺吸食鴉片人數減少的證據,說明鴉片的漸禁政策的確有效。

總督府對待國際聯盟的管制,其實抱著兩種心態。一方面禁止販賣,希望博得名聲,但又以漸禁政策為由,繼續販售鴉片給重度使用者。栗原教授將其作為稱之為「轉換改變」。國際上列強僅管提出抗議,但總督府總用漸禁政策的名義,正當化製造鴉片的合理性。

但實際的情況是,隨著日本帝國的版圖不斷擴大,臺灣總督府銷售鴉片的市場也益加擴張,其中主要的出口地以中國的東北、山東半島一帶為主。在一次大戰之前,日本甚至也向大陸來臺的工人販售鴉片。二戰期間,更在金門、廈門與海南島等地種植罌粟花。

官方醫療 vs. 民間治癒

不過,從事實的角度來看,吸食鴉片的人口數的確隨著時間下滑。栗原教授認為,與其推定吸食人數下滑是為總督府政策的成功,倒不如說是臺灣社會開始淘汰陋習。

總督府並未真心想要改善台灣人吸食鴉片的情形。原本吸食鴉片應該受到刑事處罰,但總督府往往從寬認定。許多當時的意見領袖,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也抗議總督府的兩面手法,認為總督府利用漸禁政策之名,行販賣鴉片之實。

栗原教授強調,從總督府推行漸禁政策以來,民間即出現許多「據說」能夠幫助吸食者勒戒的民俗、宗教活動,例如從1901年開始在北部地區盛行的降筆會,即號稱在關公面前宣示戒煙,就可達到勒戒之效。畢竟吸食鴉片所費不貲,往往也是沈重的家庭負擔,家屬往往希望藉由傳統的民俗儀式,讓親人脫離鴉片的控制。但總督府對此相當感冒,因為中國有許多源於宗教、民俗的活動,到最後演變成反抗運動,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山東的義和團。總督府害怕降筆會變成另一個抗日運動,因此嚴加取締。在總督府的兩面政策下,臺灣人還能夠自行救濟、戒煙,是相當值得探究與深思的。

透過不同史料的爬梳,栗原教授從不同的視角,擺脫以往史料的侷限與僵化的政策宣傳,重新發現在鴉片政策下民眾自身的反抗與選擇。同時,他也深入淺出地解釋日本帝國在各個不同時期、不同地點所實施的鴉片政策。這樣苦心造詣的研究成果,當為我們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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