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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法匪──「以現代之矛攻殖民之盾:從台灣人的法庭抗爭看殖民地法學的極限」講座側記

矛盾的法匪

文/林宣瑋(臺大歷史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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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

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殖民地的法學者》一書,改寫自吳豪人教授在京都大學時的博士論文。「而今天,對臺灣法律史而言,是個重要的、期待已久一天。」擔任本場講座主持人的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老師如此感歎道,他在15年前寫碩士論文時就曾引用這本博論,當時就很希望有中文翻譯版能讓臺灣學界使用。但這一等,就等了15年。

過去20年,臺灣法律史研究有長足的進步、有很多的成果,但唯獨在「法思想」領域,卻仍沒有深入突破。「因為資料缺乏、無法掌握完整思想系譜,加上研究者還得深究當時日本社會的狀況,讓法思想的研究寸步難行。」也因此吳豪人教授的研究無非是個「獨門絕技」,也補足了法思想研究不足的缺憾。

天生自由人

吳豪人老師在1990年代前往日本留學。當時日本的社會氛圍已經有重大改變,看待臺灣人的態度也很不一樣,這個轉變大致發生於1989年。在此之前的日本人瞧不起臺灣人,對臺灣也很無知,直到該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後,才開始想要重新了解這個過往的殖民地。

自日本返臺後,吳教授其實很少發表有關臺灣法律史的論文。原因一方面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年輕一輩的學者已開始投入,也很有生產力;二方面是他常常覺得「在臺灣隨時都遇到有意義、但又討厭的事情」,路見不平的個性讓他閒不下來。吳教授相信「天生自由人」的信念,因此跟自由有關的事情,都會特別引起他的興趣。

「讀書是為了自己,我想要解答自己的疑惑,因此比較悲哀的當了學者。」在學生時代,吳教授就喜歡慢慢來,也因此他也不急著將博論出版, 以致於15年後的今天才「重出天日」。

殖民者的悲歌

「我一直很想要知道日本到底是什麼?」吳豪人老師說道。對臺灣這個島嶼來說,日本影響了中華民國的命運,而中華民國也牽絆著日本的發展。「臺灣人一直不斷憂患」,認為自己沒有根、沒有歷史,只能一昧抵抗強權。「但你不能只有抵抗,而是要了解自己,了解誰統治我們,了解那個統治者。」但長期以來我們似乎對殖民我們的人不甚了解。這也開啟了他的好奇心,想要知道:這群殖民者抱著怎樣的態度、什麼樣的想法,讓臺灣人接受現代思想、形塑臺灣這個島?

反過來對日本來說,也需要透過了解自己曾經的殖民地,才能弄清自己的前世今生。吳教授借用印度裔哲學家G.C. Spivak的說法,認為「殖民地的統治者在建構殖民地之際,同時也建構自己。」也因此,當他閱讀到若林正丈教授對臺灣的研究時,其實相當感動。因為他知道,日本的主流社會其實對以前的殖民行為是連碰都不想碰的,更遑論理解。換個角度想,日本在當時花了那麼多的心力治理臺灣,臺灣對他們來說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存在,「在形塑臺灣的當下,日本已經形塑了自己。」

無主物先佔

「殖民者有些時候也很迷茫。」作為一個航海者,殖民者不畏風險地帶著一批人出航了,但他自身卻也不知道去向何方。尤其日本更是如此,法律對日本來說也是個舶來品,他們採用的是來自西方的二手法律制度,而非原創。為了維持天皇制度,日本不能選擇法國式的共和體制,只能選擇普魯士第二帝政的體制跟法典。但也因為無法使用共和制,讓日本自己的內部能力限縮很多,也開啟了他們日後對殖民地地位的爭論,種下日後悲劇的種子。

1895年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日本帝國內部出現許多爭論,即臺灣到底適不適用日本憲法?倘若適用了憲法,則臺灣人是否為日本國民?那原先沒有被清朝納入管理的原住民又該如何看待?這些都是當時深深困擾著日本人的議題,也衝擊著當時的日本法學者。「很多人說日本人在法律上歧視殖民地,但他們不是歧視殖民地,而是碰到了問題,大家爭論不休,只好自己跟自己吵架。」最後,日本只能以模仿哥倫布的方式,用「無主物先佔」的理論,來完整統治整個臺灣島。

法匪行為

日本殖民者一定要有法律為後盾才敢做壞事,吳老師稱之為「法匪行為」。「法匪」跟「匪」有很大的差別,前者有個「法」的保護傘,後者則是赤手空拳。很多政府在講的依法行政,其實就是法匪的概念。

從1895年到1937年間,臺灣就像是日本的法律實驗室。幾乎所有殖民者都這樣,每當有新的法律想要執行時,就先拿到殖民地試驗,先看看成效如何,再拿回母國實行。也因此,才會產生大量的臺灣人類學研究。

日本在臺灣實施那麼多的實驗,其根本目的還是希望同化臺灣人。同化政策一方面是想要讓日本人接納臺灣,再來也是想讓臺灣人知道,自己若是安分守己,未來就可以當個真正的日本人。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就曾對留日的臺灣人說過:「你們來自鬼島,我們以前也是鬼島,但接受現代知識之後,我們不是鬼島。」至於要多久才能不當鬼島人?民政長官後籐新平曾經給過一個80年的期限,但這個預估是否正確,後世也已無法驗證。

矛盾的語言

「從世界史的背景來看,日本殖民時期送來臺灣的人,其實蠻多是還不錯的人。」雖然不像英國般都派遣精英前往印度殖民地,但日本也不像法國對待殖民地那般地高傲,只認為自己最好、無懈可擊。吳豪人老師表示,當時來到臺灣的日本文官其實都要具備一些法律知識,可稱得上是「廣義的法律系」。

吳老師也提醒我們要注意:法律提供一個對話場域,與其說它是個價值理念,不如說它是個工具。政府若要依法行政,那麼就得有人來討論法律這件事。法院如果打開門,就會有原告與被告兩造產生,兩邊都必須說話,他有他的道、我有我的理,法律變得好像怎麼講都可以。也因此在日治初期,臺灣可以說是個法律的實驗天堂。日治前期來臺的技術官僚,構想了很多法學理論與實踐方法。但到了後期,討論的議題開始定型了,官僚才開始像法匪,只講求依法行政。

日本很注重法律,因為法律代表文明,比起法國人的灑脫,日本作為一個後進者,他只能效仿文明的先進,也因此他們必須「在乎」法律,技術官僚就是其中扮演「在乎」角色的人。然而,日本採用的現代法律來自德國,當法律有曖昧之處時應該回溯到母國,看母國的最終解釋。吳老師補充道,就像現在臺灣的司改會議,很多人說要回到德文來看檢察官的原始定義。但對當時日本的技術官僚來說,不可能用德語來進行法律辯論,只能如瞎子摸象般見招拆招。對日本的殖民者而言,法律讓他們蒙受矛盾的痛苦。

「日本當今有許多問題,其實這些問題以前也都發生過。」而那些問題,就發生在日本人所形塑的臺灣。在日本右翼勢力崛起的今日,能夠提供日本人認識自己的,只有以前被他統治的人。「日本的希望可能就在臺灣,因為我們掌握統治者過去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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