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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中作樂的劫後「天堂」──戰火下的畸形繁榮講座側記

苦中作樂的劫後「天堂」

文/楊勝博(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

20170824
左起為本書作者巫仁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力。

8月24日晚間,走進臺大對面的聯經書房,一場從不同角度論述二戰期間蘇州城市生活史的講座正在進行。這場講座由臺大出版中心主辦,由新書《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作者巫仁恕老師主講,並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張力老師擔任主持。

主持人張老師提及,巫老師專攻明清社會、經濟與文化史,看似和現代史研究無關,但作者在1997年當兵期間也曾發表過抗戰時期的研究論文,因此,本書的完成並非無跡可循。過去,針對二戰中國淪陷區的研究成果不多,一個原因或是政府的意識形態無法接受此類研究,另一個原因則是許多史料文獻過去未曾公開。隨著時光流轉,未能親見的史料如今都已揭開面紗,也讓研究者有了深入研究的機會。

巫老師也期許自己的研究,會是一個新的開始。在巫老師的研究過程中,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蘇州新報》(1938-1941)和《江蘇日報》(1941-1945)、蘇州市檔案館的同業公會檔案和各種口述記錄、戰前各類蘇州旅遊導覽書籍、名人遊歷蘇州的報章文章和書籍,像是日本學者高倉正三的《蘇州日記》等個人記錄,都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巫老師也特別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編輯團隊,從審書、校對到出版,過程中的專業協助,讓自己的研究成果順利成書。之前曾寫過談明清時代群眾運動的書,恰巧由當年發起學運的北京大學出版;此次《劫後「天堂」》則是在母校臺灣大學出版,可以說每次出書都有著特殊連結,頗感珍貴。

劫後天堂:顛覆既定印象的繁華盛景

說到戰爭,或者「八年抗戰」你會想到什麼?巫老師用三個小故事開場,他父親當年在廣東省興寧縣,日軍不時轟炸近郊的軍營,學校課程也因躲避空襲而時常中斷。中研院史語所張偉仁老師,也曾在蘇州親眼目睹日本軍官搭乘的船隻,後面拖著許多門板,載著孕婦被剖開肚腹的屍身,成為他一生最黑暗的回憶。近史所張朋園老師,年輕時在貴陽讀書,當時日軍只離貴陽六十里遠,學校老師和他們說,即使國家滅亡,也要記得自己是誰。後來,張老師在醫院見到日本傷兵,他們不過是十來歲的孩子,或許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所以,巫老師認為戰爭研究,除了戰役與傷亡之外,其實更多是凸顯了人性的問題。

話鋒一轉,巫老師提到一般人對於抗戰時淪陷區的印象,是經濟凋敝、物價高漲與民不聊生。但是在汪精衛統治時期的蘇州,巫老師發現一篇社論顛覆了這樣的既定印象:「四館的生意,卻還是『座上客常滿』,就這一點上瞧來,也就可以透視出社會的畸形」。這段話來自於1943年10月25日的《江蘇日報》。四館指的是茶館、菜館(含餐廳和咖啡廳)、旅館和煙館,背後的原因究竟為何?這引起了巫老師的注意。

雖然《江蘇日報》是帶有官方色彩的報紙,相關報導可能是粉飾太平的假新聞,但有趣的是,《江蘇日報》上對於官方政策的報導都有所美化,然而社會新聞不但沒有美化,甚至還對政府有所批評。因此,《江蘇日報》的社會新聞依然保有撰稿者的主觀性,作為社會史的研究材料,仍是有相當的可信度。由此出發,巫老師以「四館」作為觀察抗戰期間蘇州社會的切入點,展開了相關研究。

繁華背後:淪陷蘇州的日常荒謬與苦中作樂

巫老師首先介紹四館的轉型與變遷。煙館從清代即是鴉片煙館,後來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在蘇州建立戒煙所,煙館行業暫時蕭條。抗戰期間,日本人鼓勵民眾使用鴉片,煙館因此再次興盛。其餘三館各自轉型西化,抗戰後多數茶館沒有留下,但某些菜館、旅館現在都還能找得到蹤跡。

蘇州的茶館,淪陷後仍是居民的社交場所,例如作為民間商業下單交易地點的「茶會」、處理民事糾紛的「吃講茶」、或是作為「彈詞說書」的娛樂場所。淪陷前後唯一的差別是,茶館從獨立自治、為同業服務的組織,轉變成必須配合政府政策、受管制監控的地方。即使如此,上茶館依然是一種品味的象徵,抗戰末期物價高漲,茶館仍高朋滿座。巫老師認為,這也反映了當時逃避現實的集體心態。

蘇州的菜館,也起了有趣的變化。原本流行的徽州菜被上海菜取代,音樂咖啡廳、咖啡座也相繼出現,唱英文歌聽爵士樂,還有歌女和女侍者,當時的報紙還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插圖,點出女性被物化的問題。在空間分布上,菜館原先都集中在城西、城中,但因為省會公務員在「養育巷」一帶辦公,形成了新興的餐飲集中區。至於面對政府收取的各類稅捐,菜館選擇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因此仍能保持盈利。

淪陷後的蘇州,大量的人口流動,日本觀光客、國內半官方的旅行團,以及前來蘇州剪綵兼旅遊的上海藝人,讓旅遊事業再次興盛,旅館自然也因此受惠。加上來蘇州定居的外來者暴增,空屋不足,有錢人選擇把旅館當自家來住,導致旅館迅速增設,價格也日漸高昂,住一個月得花上中學教師一年的薪水,可說是「蘇州居大不易」。除了政府各種稅捐與審核政策之外,旅館侍應生身兼嫖賭仲介的行為,也讓旅館經營者深感困擾。

蘇州煙館在四館之中和政府的關係最為密切。淪陷後,官方執行「寓禁於徵」政策,煙館集「宏濟善堂」(管理鴉片販賣)、「特業公會」(販售鴉片)和「戒煙總局」(戒煙所)於一身,想要吸鴉片得在「戒煙總局」花錢購買煙民執照,而且每半年就得換一次,即使如此人潮仍是絡繹不絕。除上流階層與商賈之流,窮人、乞丐、失業者,乃至於公務人員都染上煙癮無法自拔。當時的諷刺漫畫,也以人一進入戒煙館就會變成骷髏為主題,諷刺戒煙館等於合法吸煙所這件事。

從茶館到煙館,蘇州的繁榮建立在新的消費階層的大量移入,和民眾希冀追求暫時安樂、現實的避難所的願望有所關連。然而在繁華的背後,卻是乞丐暴增、自殺率高升,勞資糾紛不斷的世界。然而,當時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不僅是在蘇州,即使是在上海租界、大後方重慶都是如此,像是聯大教授梅光迪的日記,盡是重慶菜館的紀錄,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與一般人民所共有的逃避心態。

巫老師的演講,以戰時蘇州的繁華盛景,顛覆聽眾對淪陷區的刻板印象,豐富的史料與詮釋,也讓淪陷區的日常生活栩栩如真。然而,繁華背後巨大的貧富差距,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荒謬情事,也讓這份繁華再次蒙上陰影,也讓現場的聽眾若有所思,一時不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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