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注目新書 / 《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內容試閱

《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內容試閱

第十一章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摘錄)

copy

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對社會運動—特別是與之意識形態相左的社會運動—往往會不予報導。當不得不報導這些社會運動時,西方媒體則傾向於瑣碎化與妖魔化這些社會運動。因此,在對現有體制的挑戰性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相當的保守性(Gitlin 1980; Molotch 1979)。而在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卻與西方模式大相逕庭。中國媒體通常在社會運動發展的初期,就會努力試圖衝破種種阻礙,對社會運動以及各種集體性抗爭事件(以下簡稱「社會運動」)做出支持與正面報導,媒體甚至會積極介入社會運動,並以社會運動相近的形式集中報導一些社會問題,以對現狀做出衝擊。從一定程度上說,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筆者認為,這種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差異,與一個社會中是否有著能被國家精英和知識精英共同認同的霸權性文化(或者說核心價值觀)有著緊密的關係。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識形態上的霸權性地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礎。而在中國,共產主義價值觀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失去其霸權性地位,而其他價值觀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產生的霸權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國記者與西方的同行相比,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有著更大的熱情,更願意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的根源,並且更為激情地為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的實現做出努力。

本章首先簡要闡述,為什麼霸權文化的存在與否是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和中國媒體激進性的關鍵,然後轉為分析在缺失霸權文化的情況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形成及其發展。我們首先描述中國媒體在八九學運期間與政府的直接衝突,隨後分析90年代以來商業化新聞的產生、改革的發展及中國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高,如何改變了媒體生態和變更了新聞行為的邏輯。最後,本章通過分析近年來發生的反廈門修建化工廠運動、反怒江建壩運動和新聞揭黑運動中新聞媒體的表現,來闡述在國家與媒體的新型關係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不變關係。

「霸權文化」與媒體性質

在西方社會,主流新聞對於公共輿論有著很大的建構作用,民眾對於自己身外事情的了解基本上是靠媒體報導,一個沒有被報導的社會運動就如同一個沒有發生過的事件(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Lang and Lang 1981; Pride 1995)。因此,西方的社會運動組織十分重視獲得媒體的報導—哪怕是負面的報導。媒體報導是社會運動傳播其思想及主張一個最為重要的渠道,是社會運動動員大眾和尋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會同情和從輿論上擊敗對手的法寶(趙鼎新2006b: ch. 12)。西方大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基本上是新聞源的一個傳聲筒(Bennett 1990; Gans 1979)。如果一則新聞與政府有關,媒體報導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見(Sigal 1973),這種現象在國際報導中尤為普遍。在面對反對現有體制或者有較大改革訴求的社會運動時,西方的媒體都傾向視而不見。即使當一個媒體必須對這樣的運動加以報導時,它也會有意無意地歪曲該運動的目標和規模,並著重渲染運動中所出現的一些為主流價值所不能接受的口號和行為(Gitlin 1980; Molotch 1979)。

學者們對於西方媒體的保守性有著不同的解釋。有學者從西方媒體機構及從業人員的階級地位來解釋媒體的保守性(McChesney 1997)。他們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是由大財團所控制,新聞記者受的是精英教育,他們在多次的問卷調查中都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屬中產階級(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and Wilhoit 1996),因此所生產出來的新聞自然就代表了其階級的觀點和利益。這種階級歸屬感不僅加強了主流白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而且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他們的「專業主義」取向,甚至是美國主流媒體中的「自由化偏見」(Lichter et al. 1996)。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來源於新聞製作的性質和新聞組織內部的社會壓力(Breed 1955; Schudson 2002)。在利潤的壓力下,西方媒體有著體制性的人手不足。在沒有能力進行耗時的調查時,西方媒體生怕報導有誤而被起訴,因此落筆謹慎,並在報導中大量引用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淵源很深的「專家意見」(Soley 1992; Tuchman 1972)。當人手不足時,記者就會集中在最可能產生新聞的政府機構。為了能搶先取得新聞,記者必須與有關政府官員打好關係。媒體的缺乏人手也給了政府機會。西方政府新聞發布會的材料一般以新聞稿的形式寫成,媒體也往往稍加修改就加以發表,於是媒體就成了政府觀點的傳聲筒(Epstein 1973; Fishman 1980)。西方也有學者強調,媒體的保守性根源於新聞的商業化。商業化新聞必須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否則就會造成收視率和訂閱量的下降以及廣告收入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廣告收入不僅僅取決於收視率或訂閱量,還取決於收視者及訂閱者的購買力。富人的購買力強,針對富人的報紙和電視節目的廣告費就昂貴(Herman and Chomsky 1988)。基於上述原因,主流媒體的編輯經常要求他們的記者在寫報導時,針對有巨大購買力的讀者,這也造成了西方新聞的保守性(Ryan 1991: 121-122)。

以上對於西方媒體保守性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當我們把中國媒體在90年代以來的表現納入比較視角的話,這些理論的局限性就顯示了出來。90年代中國新聞逐漸商業化後,記者的收入成倍增長,擠入了社會中上階層行列,中國媒體也同樣越來越面臨制度性的人手短缺,並且廣告收入同樣成了各類媒體存活和發展的關鍵(Zhao 1998)。儘管商業化的發展並不能使中國新聞完全獲得其獨立性(Huang 2001; Ma 2000; Pan 2000),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讓新聞媒體大範圍地妥協,成了一部軟性宣傳機器(He 2000; Lee et al. 2006; Zhao 2002),但是,中國的新聞直至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它對體制的批判傾向,以及對社會運動的天然同情。新聞媒體不僅傾向於正面報導社會運動,而且試圖從體制弊病的角度來分析社會運動產生的原因,並試圖提供體制改革的建議。這種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在80年代體現為以精英式的啟蒙性話語和對體制的總體性批判,而到90年代中後期開始,則發展成以局部性的和選擇性的批判。這一傾向體現在媒體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報導中,比如對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公共衛生事件、自然和人為災難的報導。

我們認為,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作為西方世俗社會意識形態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中仍然具有霸權地位。這些意識形態為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和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提供了一個核心價值體系,為西方國家政權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並且導致西方媒體趨於保守。在這些霸權性價值觀的主導下,西方媒體運用他們的觀念對各類國際事物加以衡量和進行報導(比如西方新聞在圍繞著當前西藏騷亂和奧運會火炬事件所運用的報導方式)(Lin and Zhao 2016)。在西方國家的國內事物中,霸權性價值體系的存在使得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即使在面對重大政府失誤(比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美國政府在卡崔娜颶風面前表現出的無能)和重大社會問題(如美國的黑人問題)時,所能提出的僅僅是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對西方體制和價值觀的根本性批判(Zhao 2001)。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雖然在物質生活品質上有了難以想像的巨大提升,中國政府卻沒有能夠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大減低後,構建出一個能為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正處於上升中的中產階級所共同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或者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式的霸權文化(Gramsci 1971),作為其執政的意識形態基礎。霸權文化的缺失給了中國媒體反體制的傾向,使得中國政府出於統治需要而必須對媒體加以控制。但是這種控制遭到記者的抵制,並使公眾不信任媒體中關鍵性的政治新聞。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中國沒能在致富的道路上同時樹立起一個被廣為接受的核心價值,因此當環境汙染、貧富差距、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淪喪等社會問題開始嚴重,或者被認為是嚴重時,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包括記者)之間就缺乏對話溝通的價值基礎。這種共同價值基礎的缺失,正是中國媒體的反體制傾向,以及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關係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

80年代的新聞與社會運動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極左政治所帶來的教訓以及國家財政經濟的極度困難,迫使中國政府發動改革(第四章)。在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寬鬆環境下,在記者們尋求新聞開放的努力下,中國新聞報導逐漸走出了文革時代的極左局面。在70年代末乃至整個80年代,中國記者以批判文革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己任,發起了以去毛澤東時代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目的的「真理問題大討論」、「馬列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的大討論」、「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關係的討論」,以及在80年代中期出現的中國文化批判。但是,雖然這些新聞開放的動力往往來自於黨內的改革派,其目的也更像同一價值觀下的忠誠反對,這些改革派的行動仍然引來了中共黨內左傾及穩健勢力的反對,並導致了1983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1987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雖然這兩次運動均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不了了之,其後果是把一批黨內改革派和黨內知識分子推向持不同政見者,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英雄,並使廣大民眾對中共的做法感到沮喪。因此,雖然中國新聞在80年代不斷走向開放,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記者)與政府的關係卻在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上也迅速地喪失了其統治地位(Lin 2006)。80年代末,中國改革遇到了挫折,通貨膨脹、腦體倒掛以及官僚腐敗等問題馬上成了媒體關心的核心問題。大量的負面新聞迎來了「球籍問題大討論」和「《河殤》熱」。這些都為八九學運的爆發提供了關鍵的輿論和思想準備(Zhao 2001: ch. 2)。

在八九學運中,霸權文化缺失下的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學運伊始,政府嚴加控制新聞報導,而記者卻努力擺脫政府的控制。許多記者自發性地收集運動的第一手信息,寫出關於運動的正面報導,敦促主編們發表他們的文章,並在部分報紙中取得成功。當欽本立在《世界經濟導報》報導北京紀念胡耀邦的討論會問題上與上海市委產生對抗,並在4月26日被上海市委解除報社主編職務後,記者對欽本立的聲援構成了八九學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者們不但與體制進行對抗,還在體制內進行遊說。黨內權威老報人胡績偉以西方新聞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為例,給趙紫陽講解了自由新聞可以有效地緩解並轉移人們的不滿,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的失誤。於是,趙紫陽在5月5日會見胡啟立和芮杏文—當時兩位主管媒體和宣傳的最高官員—說:「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險不大。」「不公正的媒體報導是導致學生運動升級的主要因素」於是成了記者的共識。在5月13日學生絕食開始後,中共對媒體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控制。

但是獲得了「自由」的媒體,並沒有如胡績偉所言,能幫助中共緩解並轉移社會不滿的情緒。當中共的意識形態失去了霸權地位後,記者們因為在價值觀上傾向於學運中提出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口號,而選擇了對學運進行完全正面的報導。比如,5月13日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在統戰部有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對話,對話中學生發言人一個個長篇大論,但內容卻經常與對話主題無關,列席代表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們甚至為了搶麥克風而發生打鬥,對話就在混亂中不了了之。中國重要媒體記者都在場準備報導這一歷史事件,但是記者們都對學生的表現極為失望,並因為害怕學生運動形象由此受損而自覺地選擇了不報導這次對話,使得大多數北京市民都不知道有這場對話的存在。在學生絕食期間,許多記者在寫完了稿件後首先交給學生過目,聽取建議並修改後才加以發表。當時整個媒體的口徑是一致的:這場運動是愛國的、民主的,學生是理性的、有秩序的,政府是頑固的、優柔寡斷的、不講情理的,而人民則都是支持和同情這場運動的(Zhao 2001: ch. 10)。這一新聞框架大大提升了學運在北京及全國市民中的地位,迎來了5月17、18兩日內數百萬市民在天安門前的聲援,把學運推向了高潮,同時也給學運造成了一個騎虎難下的局面,使八九學運朝向悲劇性的發展(Zhao 2001: ch. 6)。

分化性國家社會關係下的新聞

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第五章),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在市場經濟下日趨複雜。90年代以來的經濟成功,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一個被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主流媒體對體制的挑戰仍在缺乏霸權文化的狀態下得以延續。但是,市場經濟和商業化新聞的發展,分化了國家與社會在計劃經濟下結成的簡單關係。在收視率和訂閱量的壓力下,新聞人員不得不在關注政治的同時,把相當的精力轉移到經濟效益和同行競爭等問題上,這就導致了新聞媒體利益的分化。同時,中國社會在飛速的經濟發展中不斷走向開放,商業化新聞下的新聞工作人員的收入也在快速提高,他們中大多數人開始有房有車,享受著新型中產階級的生活。在社會的總體進步和個人的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像80年代時那樣與政府對抗以尋求激烈政治變革的做法,在目前中國記者中已不流行。更為重要的是,在商業化新聞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手段也逐漸從積極打壓轉變為多元防範。經濟軟控制手法被廣泛採用,對不同的新聞,政府也採用了不同的控制手法。政府的多元新聞控制手段導致了知識分子(及記者)對諸多社會問題看法的多樣化,知識分子不再享有一個共同的聲音。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靈活和多元的新聞控制方法,還改變了新聞行為的邏輯,使得國家和媒體的關係在90年代後變得更加複雜。要了解90年代後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關係,我們必須首先對該期間政府和媒體的關係加以了解。以下,我們從國家控制、媒介生態和新聞行為邏輯這三個方面,簡要介紹在9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與媒體之間形成的新型關係,以及這些發展對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影響。

更多《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籍資訊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