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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內容試閱

第一章 導言(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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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談宋代士人?

宋代的歷史意義,在其奠定傳統中國爾後近千年以士人為主流群體的社會風貌。宋朝採行文治,透過相對公開的科舉制度,以鄉試、省試與殿試三級考試,拔擢士人進入官僚體系。通過殿試這道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關卡,士人便可獲得任命為基層親民、幕職或學職官員,搖身為國家統治階層,享有賦役優惠,吸引無數庶民投入舉業,祈求一朝翻轉個人與家族命運。受惠於宋代社會經濟繁榮、教育普及與印刷技術發展,庶民階層獲取知識的管道更為便捷。讀書識字、從師業儒者急速膨脹,進士數量持續增加,士人群體逐漸擴大,明顯取代門第貴冑;學術也由家學轉成師承,強化師承淵源,形成門派。在宋代文治政策下,以舉業仕進為目標的一般士人,和為數眾多以蔭補入仕的高官子弟,形成新興士人階層。這些以知識謀生的士人,共同促成了宋代以降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並引導了學術文化趨向,成為傳統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主流群體。

然而,宋代的文治政策也構成了士人之間不同的群體劃分。當業舉人數增加,考試競爭漸形激烈,絕大多數舉子被摒於官場之外,必須靠知識在各行各業謀職,以獲取生活之資。少數有幸者考中進士,釋褐為官,卻不意味從此平步青雲。宋代職官體系主要將官員區分為選人與京官二類,士人取得進士出身後,多半先獲選人身分,只能擔任低階官職;選人必須通過種種考驗,才有機會改換任官資格,躋身京官之列。宋朝設計循資序、考課與薦舉等制度,通過細密繁複的程序與標準,拔擢符合資格、具備潛力的選人升任京官。選人晉升京官,除了才能,更仰賴奠基於仕宦人際網絡的薦舉制度。按規定,晉升京官須有五封長官舉薦信,而舉薦者又有官階與推薦額度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推薦者必須承擔受薦者宦歷表現的連坐責任,能否信任受薦者是影響舉薦意願的重要因素。薦舉制度攸關士人宦途發展,無法取得有力舉薦就只能在龐大的官僚系統中緩慢循資攀爬,使得士人官僚在仕宦的過程中,須著力於經營並累積人脈。選人改官升遷所面臨的挑戰絲毫不遜於科舉考試,而取得舉薦與否更在科舉出身之外,進一步凸顯出士人之間的群體差異。

從讀書業舉到中舉任官前的養成過程中,士人受到個人才學能力、家族資源與社會關係等多方影響。釋褐為官後,在分層負責、循序升階的官職設計下,龐大的官僚群體出現金字塔式的官序差異,低階員多,高官位少,職官制度搭配舉薦制度,使官職升遷競爭更為激烈。眾多進士中,只有少數能獲得京官乃至朝官職位;能爬升到金字塔頂端成為決策者,則為數更少。絕大多數的進士終其一生沉浮於選人階層,只能出任低階州縣層級官職。因此,宋代文治政策首先在士人群體中,區隔出中舉者與落第者之別;而通過科舉取得官職之後,士人官員又逐漸形成三大級別:州縣基層親民幕職的選人、中高階的京官與朝官,以及極少數居金字塔頂端的宰執高官。

士人群體是學界長期以來研究中國近世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不過,學界對宋代士人的關注多集中高官與大儒,主要議題有三:一是重視高層士人官僚與著名學者的角色、君臣關係,以及其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二是強調不同士人官僚之間的集體性與彼此競合,以呈現朋黨、學派等群體的對立性與差異性;三是說明科舉考試對士人乃至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性,透過成功個案,論述其在行政與學術的傑出表現。這三項研究成果彰顯了少數菁英士人在宋代乃至近世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影響力,也形成探討中國政治與學術思想史的焦點。然而,學界對中低階層士人官僚和無出身士人,則所知甚少。此現象來自既有政治史研究格局和史料囿限的雙重影響,以致宋代史研究議題長期以來始終聚焦於士人菁英,討論內容環繞主要事件、領袖生平,以及各種制度發展,難有突破。以道學研究而論,美國學者田浩(Hoyt C. Tillman)教授關注宋代重要道學家,研究成就斐然。當他回顧學界既有成果時,尤呼籲研究道學應將探討觸角持續擴及參與道學的一般士人,而非限於幾位領袖人物;同時,學界對道學以外的南宋儒學者所知更少,也必須加以關注。這項呼籲正說明目前學界對宋代士人的研究尚有極大發展空間;除了聲譽卓著傑出的學者、政治家與高級官僚之外,為數眾多的中低階層官僚,乃至活動於基層社會各層面士人的生命世界,都值得進一步開拓。

本書目標之一,便在回應學界關注中低階層士人生命世界的呼籲。對宋代士人及其家族而言,科舉與薦舉兩項制度的重要性等量齊觀―科舉提供了士人個人的身分轉換,乃至其家族連帶轉為統治階層的起家機會;薦舉則直接左右了士人日後的仕途發展,政務能力與人際網絡的經營攸關仕途榮衰。政治大環境變動是影響士人生涯的外在條件,相較於高官大儒,中低階層士人缺乏改變大環境的能力,則其如何應對外在環境變化,更值得審慎觀察思考。這些複雜且多樣的問題,是了解宋代士人階層乃至政治文化不能迴避的課題。學界雖已認識到相關議題的重要性,但由於史料零散,彙整梳理不易,一時難有明顯而突出的成果。

鑒此,本書選擇以孝宗、寧宗朝官員孫應時的宦歷與人生境遇,探索在南宋政治變動最激越的時代裡中低階層士人的生命世界。關注議題既聚焦於孫應時及其學友致力兼顧學、宦的努力與生命歷程的轉折;也著意人際網絡在宋代中低階層士人的仕途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權勢與人際情誼如何在政局變動中交互影響。一如孫應時及其道學學友,中低階層士人官員多力圖兼顧仕途與學術,卻少有成功者,這些士人如何在為學與從政之間權衡取捨?本書希望藉討論孫應時等道學追隨者,探索南宋中低層士人官員生命故事,拋磚引玉,既為日後討論鋪設基礎,也能引發同道對此類議題的興趣,吸引更多有志者投入相關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道學」一詞的涵義。長期以來,國內外宋代研究者,特別是思想、哲學界,對如何表述以程朱等人為代表的儒學者,看法相當分歧:宋學、理學、道學、新儒學(Neo Confucianism)等不一而足,彼此論辯甚烈。筆者雖也略能區別宋代主要人物在哲學面的根本分歧,但本書主要關懷是孫應時及其學友在學術與政治糾葛中的角色與關係,因此不擬對這個群體的學術思想性格提出嚴格界定。為使討論單純化,本書主要採用田浩教授以李心傳的《道命錄》的論述作為考察的觀點,以「道學」一詞概括指涉這時期的師徒關係、學派競合等課題。這批士人強調道德修養、師友淵源,因彼此間的認同與凝聚力量,形成具有共同理念的關係網絡,而且不同流派之間交流互動相對開放,並未專尊一師,故而本書稱之為「道學群體」或「道學追隨者」,而非組織性鮮明的「道學集團」;「道學官僚」則用以指稱任官的道學者。此外,書中所稱的「中低階層官員」則泛指
擔任事務性或任職地方的官員,而非參與決策的宰執、侍從等顯官重臣。

誰是孫應時?

本書討論環繞著孫應時的一生。他是南宋中期一位中下階層官員,畢生所任最高官職也僅僅是富縣常熟的知縣。孫應時受教養成於南宋內外關係相對平穩的時代,他躬逢學術蓬勃發展而成為道學領袖追隨者,日後也因為道學領袖捲入朝廷政治鬥爭而受其連累。他的生命故事恰能體現南宋中期道學追隨者,在激越的政治變動中,如何利用自身的宦歷政務經驗與人際網絡資本,因應變局;較之於以往學界對名宦大儒的關注,藉由追索孫應時對其所處時局、人事的因應與理解,希望能提供學界理解南宋政治、學術與社會文化一個新的視角。

南宋孝宗、寧宗二朝,是宋代道學與政治糾葛變化最劇烈的時期。乾道、淳熙年間是道學蓬勃發展階段,各派學說並興,彼此藩籬不甚明顯。殆及道學各派自立門戶,諸儒雖偶為門派所限,在學問上固持己說、彼此批評,但在政治上仍能精誠合作、相互扶持,在朝廷共抗近倖官僚,致力於道學得君行道的目標;在地方致力於興學校、興祠堂,實踐道學教化育民的理想,共謀道學發展。寧宗繼位後,趙汝愚、韓侂冑因定策之功的行賞問題而交惡,進而引發激烈政治鬥爭。韓侂冑一時佔得上風,為避免立場對立的政治領袖集結臨安,因而發動慶元黨禁,以逆黨之名驅迫道學大儒及其追隨者。身居黨禁之列者面臨政治迫害,多遭外放或被罷黜、貶謫,道學書刊也禁止流傳。

韓侂冑等執政者對待異議分子的手段雖不嚴酷,但一系列打擊異己的政治行動,卻使道學中人遭逢前所未有的逆境。特別是黨禁後期,在朝野和戰爭議交雜下,人事更迭頻繁、政策變動急遽,身處官僚體系之中的道學追隨者,尤其是尚在仕途起步階段的中下階層官員、士人,遭遇衝擊更為嚴峻。南宋中期道學與政治的糾葛與變化是掌握南宋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脈絡,學界前輩與同道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不過絕大多數是從直接涉入其事的皇帝、名宦大儒的角度進行觀察。本書則以孫應時的學宦生涯為例,闡述身歷其境的中低階官員及道學追隨者的切身處境,探討士人面對政治情勢複雜多變的應對進退之道。這些如孫應時般身處官僚體系中下階層的道學追隨者,在不同政策、人際關係等內外條件下,發展出不同的因應對策,各自在政壇上迭有起落、仕途榮枯有別;其變化之複雜,非道學大儒所能比擬,亦不應視為集團而加以籠統涵攝。

南宋中期,在仕途與學問兩端艱苦耕耘的中低階層官員、士人為數甚眾,但他們的學術、事功均難以與名宦大儒相比,相關的事蹟與傳記皆十分簡略,文章著作尤為零散、缺乏。這正是學界過去雖然意識到這些道學追隨者不可忽視,但在研究上卻難有進展突破的根源。幸運的是,與孫應時相關的資料相對豐富,不僅其著作《燭湖集》收錄了許多與師友互動關係密切的書劄,朱熹、陸九淵等人的著作中也保存不少與孫應時的往復紀錄。這些資料非但有助於了解孫應時及其家族的起家與鄉里關係,更呈現孫應時的學宦人際網絡,提供了一道窗口,讓我們觀察道學追隨者被捲入學派競合乃至政治競逐中的遭遇與因應。孫應時的生命故事顯示出,在政局變化下,除了身居風暴中心的名宦大儒,為數甚夥的中下階層官僚也遭捲入其中。不論是少數的道學意見領袖或眾多的道學追隨者,面對南宋中期的政治風暴,都得共同承擔;但由於各人條件有別,際遇與結果也有所不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本書以事蹟較多的孫應時為主軸,結合與其成長背景相近的學友,作為探討南宋士人發展的案例。將研究視角聚焦於追求仕進與道學的中低階層士人官僚,爬梳其仕宦歷程與學術發展軌跡,分析在道學與政治糾葛的複雜環境中,這些中低階層官員或士人所扮演的角色、開展的人際網絡,以及他們的遭遇與應對,以更清楚重建這段歷史的樣貌。全書大致上分為二個主軸:一是以孫應時本人為主,以其經歷側寫南宋中下階層官僚的生命歷程。二是孫應時與其學友在道學與政治的經歷與變化,希望能在道學與政治的糾結中,對他們有更深入的認識。

第一主軸包括〈奠基鄉里〉、〈學宦難兼〉、〈黨禁池魚〉與〈青史播芳〉四章,主要在介紹孫應時個人的成長與仕歷。餘姚孫氏家族透過鄉里教育奠基起家,由農轉儒,不僅開啟仕進之途,也藉以凝聚鄉里情誼,作為人際網絡的基礎。鄉里關係對孫應時邁向仕途固有所助益,但由於家境貧窮且鄉里資源不足,在爾後遊宦過程中,孫應時必須透過自身努力,加倍經營新的人脈。在太學期間,他與好友師從大儒陸九淵。任官時,他展現才學,結交朱熹、樓鑰等名宦。任教東湖期間,他獲得史浩肯定,與史家建立親近情誼,並得以廣交碩儒,精進學術。在遂安令任上,則持守道學價值,實踐道學理念。其後為爭取晉升京官的機會,受丘崈邀請,赴蜀任其幕僚,協助丘崈解除吳家在四川獨大的影響力,因功升京官並改任知常熟縣。此時正值慶元黨禁,又逢長官罷、死,孫應時處境艱難,雖再尋求新執政核心協助,仍被劾罷。等到韓侂冑轉謀北伐,黨禁舒緩,他獲平反再任官,但中壽而逝,孤兒年幼、母親老病、家道中落。韓侂冑被殺後,宋廷檢討吳曦之叛,肯定孫應時助丘崈壓抑吳氏勢力之功,得以惠及幼子。史彌遠當政時,其生平事蹟被編入〔寶慶〕《會稽續志》中,並出版《燭湖集》,使其事蹟與著作得以留傳。《燭湖集》除了見證孫應時致力學宦的艱辛外,更是認識在道學與政治糾葛中,下層士人官僚遭遇的難得資源。

第二主軸包括〈師承轉益〉與〈應變世變〉二章。以《燭湖集》為窗口,將焦點從孫應時延伸到不同時期結交的學友,闡述在道學競合、政治糾葛的年代,道學追隨者在學術發展與仕途榮枯之間所承受的壓力與相應抉擇。文中論及的孫應時學友,在陸門弟子中,除沈煥與胡拱兄弟外,包括劉堯夫、陳剛、石斗文、石宗昭、諸葛誠之兄弟、高宗商、項安世、潘友文、王邁等人皆是轉益多師的例子。在〈應變世變〉文中,除了孫應時,則論及呂祖儉、項安世、石宗昭、周南與王柟。這些人是孫應時就讀太學、講學東湖和仕宦時所識且相知甚深的朋友,彼此成長與學習過程相近,理念一致,但家境背景乃至個性均有所別。除了呂祖儉、王柟外,共同點是他們都是道學追隨者及中低階層官員,多出身於太學且為象山的門徒,有轉益多師的經驗。他們從政於政局變動激烈之際,特別是黨禁時期,為趨吉避凶,或出於自願,或因人際關係的際遇,有向現實妥協而調整轉向的現象;然而此舉卻使他們招致批判,陷入難以辯解的苦境。不過,從孫應時對他們勸勉的書信,以及他們轉向後的仕途榮枯及歷史評價的變化,都透析出政局驟變中士人官僚為學從政的考量多元而複雜。透過這群中下階層士人官僚的生命故事,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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