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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類學家對臺灣史研究的觀察與反思:《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作者訪談側記

一個人類學家對臺灣史研究的觀察與反思:《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作者訪談側記

與談人:邵式柏、張隆志、臺大出版中心
訪談記錄:張詩雅(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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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柏教授在訪談中,提到他多年以來對臺灣平埔族與歷史研究的觀察與反思

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教授在1993年所出版的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是研究荷西-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移民社會關係的重要著作,更啟發了許多後來的臺灣歷史學者與族群研究者。在英文版出版二十多年後,中譯本《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終於在2016年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所出版,讓更多人能接觸到這本重要的臺灣研究作品。

本次和邵式柏教授的訪談由臺大出版中心編輯,以及本書譯者之一的臺史所張隆志教授所主持,希望透過本次訪談能更全面的了解邵式柏老師過去在臺灣是如何結合人類學與歷史學觀點來進行研究的歷程;以及對於在二十多年後,其著作終於在田野地臺灣以中文問世的想法。另外,在訪談中,邵式柏教授也談論了他對這二十多年以來臺灣平埔族與歷史研究發展的觀察與反思,除了讚賞現今研究者的努力之外,也表達了他對之後臺灣史研究方向的期待。

以下為本次訪談記錄

1. 清初或荷西時期的臺灣研究,不如日治與戰後的資料完整,邵老師您為什麼會選定這段時期進行研究?而當時研究的最大困難為何?另外,您認為在現今來做這方面的研究有何困難之處?

我在1970年代第一次到臺灣做人類學田野調查,當時其實是為了研究土地改革,例如地主跟佃農之間的關係(註1) 。原本我以為會看到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階級衝突,但進了田野後才發現,當地的地主和佃農其實是更傾向合作,而非衝突的緊張關係。其實這也是人類學的常態,真正的田野總是與想像的不太一樣。
但我後來發現當地地主還保有清朝時期的地契,而且這些地契最早是和平埔族簽定的,我覺得這點很特別,因為臺灣平埔族很少在學術研究中被提到,因此我才改變我的研究方向,改從荷西時期到清代的地契為出發點來進行研究,研究過程中也漸漸對平埔族本身產生興趣。
關於當時進行研究的困難,做荷西時期的研究,比較大的困難是要用日文資料來研究,而閱讀古代中文(文言文)也需要很多時間。不過當時很多基本的荷蘭資料已經有英文翻譯,像是Wm. Campbell在1903年已經出版了一本很好用的書,Formosa under the Dutch;另外,當時研究荷蘭時代的包樂史(Blussé)和曹永和也給我許多幫助,因此在語言能力部分其實還好。
其實我使用的材料大多是臺灣文獻叢刊的檔案,沒有自己親自去地方蒐集文獻資料,這是因為我所研究的時代太早,很難只做一個小地點的細部研究,所以後來我的書是從全臺灣的尺度去書寫的,這點和一般作小型地方社會研究的人類學家比較不一樣。
現在若要進行荷西時期的研究,有更多很好的材料,像是包樂史和Natalie Everts的《邂逅福爾摩沙》(The Formosan Encounter)、李壬癸對西拉雅雙語契約的研究、陳秋坤的大崗山契約研究,還有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所翻譯的The Spaniards in Taiwan。現今二十世紀的研究問題應該是太多檔案了!

2. 由於英文版已經出版二三十年,老師在中文版序中也提到,當時地方文史研究深度及廣度均不如今日;若您有機會重新修訂或改寫,您會調整或增刪哪些內容?

現在有很多討論各地平埔族和移民之間詳細關係與發展的地方研究,都是相當好的作品,我希望參考這些新研究並且整合他們的主要發現,可以著重在區域差異的部分。但是因為這本書是從整個臺灣的框架來談,範圍比較廣,有些新研究的細節雖然很豐富,但反而因為受限於研究尺度較小而很難全部納入原來的大尺度框架中。
另外,我當初在中文版導論的時候也提到,像是柯志明、洪麗完和臺大經濟系的吳聰敏,他們做了很好的研究,也對這本書提出一些見解和批評,若有機會修訂或改寫,我也想對此做出一些回應和修改。

3. 老師是人類學研究出身,這樣的跨界背景在探討臺灣史時,您認為有什麼優勢及劣勢?又可如何與臺史學界對話?

歷史學家對文書方面的資料是專家,不過,人類學讓我有了分析和比較原住民與漢人社會結構、跨文化互動的能力。如果要做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歷史研究,我想會需要人類學的觀點,因為一般歷史學者很少有研究不同的親屬、婚姻和政治組織的相關訓練,如果我不是人類學家,我不可能寫出研究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的這本書。
然而,人類學研究一般來說,較著重共時性,比較不注意歷時性觀點和巨觀政治經濟的理解,所以我想有歷史方面的觀點也很重要。我個人大學主修政治學,研究所的老師們也對中國史很了解,像是施堅雅(G. Wm. Skinner)、馬若孟(Ramon Myers)和武雅士(Arthur Wolf),所以我想我做歷史人類學方面的研究是沒有問題的,他們也不會反對。

4. 本書英文版及中文版出版後,西方及臺灣讀者的回應與反饋中,印象較深刻的分別有哪些?

我收到的回應大部分都蠻正面的,沒有甚麼很激烈的批評。不過,我對臺灣的回應這麼好有點驚訝,我當時沒有預料會收到這樣的反響,因為這本書很多部分是從清朝政府的視角來書寫的,而以前很多寫臺灣史的史學家,主要都會認為清朝政府沒有作為或忽視臺灣,所以我的看法和他們的不太一樣。

5. 目前的臺灣研究主要集中於日治與戰後,老師覺得荷西及清初這段的臺灣研究中有哪些議題仍值得後續研究者關注?這段時期又如何影響臺灣後來的發展?

我想十七、十八世紀時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十七、十八世紀的臺灣漢人是移民社會,但我更想了解他們的移民家族史──他們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泉州、漳州等地是怎麼生活的?為甚麼會選擇移民到臺灣?因為當時的他們其實也可以選擇去東南亞。那麼一個家族好幾代人,有些人移民到臺灣、有些移民到南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是因為時間或是地方差異?例如這個村子多數人到臺灣、另一個村子大部分卻移民到東南亞;另外,我也很想了解福建地區那邊,當時那麼多的人選擇移民到海外,在這樣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某些機制存在,並藉由這樣的機制組織起大量的移民?
所以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移民家族史的研究,例如到當地看家族系譜;或像新加坡公墓的墓碑銘文研究(註2) 。再來是通婚的題目也很有意思,臺灣平埔族和漢人之間的通婚狀況,可能有地方和年代上的差異,很值得研究。最後,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這段時期高山原住民的歷史,我認為了解臺灣歷史本身的多元文化面向,對於現在的學生相當有價值。

6. 您未來關於臺灣研究的興趣包括哪些?

我已經進行好幾年人口歷史學的研究,用日本時代人口普查資料,也用莊英章、武雅士一起協助的日治時期臺灣戶籍資料計畫(註3)蒐集資料,從中尋找早期人口普查、人口動態和家戶登記資料中有價值的線索和訊息,特別關於死亡率偏低的原因和印象。
另外,我有一本今年秋天要出的新書是討論纏足的(Foot binding as Fashion: Ethnicity, Labor and Status in Traditional China),裡面超過一半的素材是使用臺灣日治時期的普查資料,其他則是中國方面的研究。例如許多做民國初期的歷史學家認為就因為滿州人反對纏足,所以漢人反而更注重纏足,作為反清復明的文化反抗手段和象徵,但我認為這個解釋不太對。而富裕家庭才會纏足這個說法也有問題,因為從臺灣的資料可知,福建來的女性在超過二十年後,纏足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但這些人不可能都是來自富裕家庭,所以纏足和家戶經濟狀況其實比較沒關係。
另一方面在河北和遼寧地區的纏足,有一個假設是,到非漢地區的漢族移民為了保持漢族認同就保持纏足風俗,但這個假設的問題是,很多山東河北的人在清朝十九世紀搬到遼寧後就放棄纏足了,但河北山東地區本身的纏足比例很高。我的認為是受到滿州旗人的影響,旗人雖然有的是漢人、滿人或蒙古人,不過他們都不纏足,所以山東河北人搬到遼寧被旗人影響後才放棄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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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後,邵式柏教授與張隆志教授合影。

註釋1:於桃園三峽。
註釋2:新加坡華人公墓,一個年輕國家的歷史記憶。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07.02。(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406/here-lies-a-graveyard-where-east-and-west-came-together/zh-hant/)
註釋3:民族所歷史人口計畫簡介:http://www.demography.sinica.edu.tw/indu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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