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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精彩內容試閱

第一章 對地方領導者的教化:1910年代(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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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言

進入1920年代後,臺灣各地開始設立爾後成為青年團基礎的青年團體。不過,為了建立青年團體的社會基礎,日本政府從1910年代起便對地方領導者展開教化。正當武裝抵抗的抗日行動於1910年代暫且終止,1920年代則轉向以活躍知識分子領導抗日民族運動。這個時期的臺灣,地方社會的混亂有所收斂;另外,板垣退助訪臺亦帶來新時代。在本章中,首先概觀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架構與教育制度,再考察與後來青年團體關聯甚深的教化團體,在1910年代成立之社會背景。也將以新莊街為例,考察教化團體的誕生及其相關人士。

初期的青年團體中,混雜以抗(反)日為目的,以及無此目的之人士。本書不拘政治主張,以「青年團體」一詞指涉「被視為青年的人們組成之團體」。

1.2 臺灣統治的架構及教育制度

在此略談殖民地臺灣特有的臺灣軍與教育制度、法制度。由於臺灣青年團制度是在殖民統治大框架下展開的,有必要論及這些部分。

關於臺灣軍,以下根據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一書敘述。日本軍在臺灣擁有強大力量,起於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1894-1895)後的乙未戰爭。當時,面對抵抗日本殖民地化的臺灣民主國建立戰爭,或是抗日游擊武力(土匪),日本軍無法只憑近衛師團鎮壓下來。此際,投入第二師團及混成旅團的兵力,雖然造成比日清戰爭更多死傷,終究是鎮壓下來。由於占領臺灣之際,軍方扮演重要角色,便確保其往後對臺灣統治的發言權。臺灣總督也從統治伊始就由武官擔任。

1919年,隨著臺灣總督從武官變為文官,臺灣軍司令部從總督府獨立,另外設置。率領臺灣各部隊的臺灣軍司令官由陸軍大將或至中將擔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軍縮期,經1925年編制修正,臺灣軍軍力縮減,在殖民地統治上的發言權大為後退。不過,在臺日本軍的特徵即是壓制抗日運動的最大勢力。

其後,以大亞細亞民族主義者松井石根1933年8月就任臺灣軍司令官為契機,軍事勢力再度在臺灣社會抬頭,取得政治發言權。松井於1933年3月在東京設立大亞細亞協會,1934年1月創立該協會臺灣分部。臺灣分部於1935年1月改稱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變成「南支南洋」相關團體。1919至1936年間臺灣總督雖然是文官,1936年以降又改回武官。影響所及,軍方發言權強化,這也可說和臺灣或以臺灣為基準點的南方開發有著密切關係。

接著,談談青年團體設立正式化的1920年代之前,對臺灣人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制度。1895年成為日本領土的臺灣,居住著十七世紀從中國大陸渡海而來的漢人(臺灣人)居民,以及南島語族的原住民。在臺灣總督府的統治體制下,原住民主要居住之山地、東海岸地區,列為警務局管轄的「特別行政區域」,教育系統和對臺灣人之教育系統相異。

總督府在1898年以臺灣人為對象,設置初等普通教育機關的公學校,修業年限訂為六年。然而,1910年又指定修業年限應為四年之公學校,試圖縮短年限。中等教育機關方面,總督府從一開始就只承認國語〔譯註:即日語〕學校、醫學校及實業教育設施,沒有打算設立正規中學校。1915年在臺灣人強烈要求下,認可公立臺中中學校之設置,但規定修業年限為四年,入學資格為公學校四年畢業程度,成為「比日本內地中學校更低階的教育機關」。

1922年全面修正教育制度,制訂標榜「內臺共學」之第二次《臺灣教育令》。此一教育令的原則,在初等教育以「常用國語者」讀小學校,「不常用國語者」則讀公學校為區分,對部分臺灣人打開進入小學校的道路;同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以民族共學為原則。不過,公學校費用龐大,使得臺人就學率低落。富裕家庭子弟以中等學校為目標,但因考試以日語進行,不利臺灣人進入中學校。

如此,臺灣實施與內地相異的教育政策。而保證臺灣總督有強大權限能如此作為的,是認可總督裁量權的「六三法」、「三一法」。法律學者王泰升指出,1896年公布的法律第63號、也就是俗稱的「六三法」,認可臺灣總督擁有強大的委任立法權。帝國議會根據這條法律,認可臺灣總督在臺灣能制訂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亦即「律令」,因此只要得到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決議以及天皇勅裁即可。之所以認可臺灣總督府擁有強大裁量權,係有鑑於日治初期臺灣各地反抗頻傳之特殊狀況,而採取「臺灣人不直接適用內地法律」這樣的特別統治主義。

其後1921年,公布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方針的法律第3號「法三號」。此令之後,臺灣進入勅令優先的「勅令中心主義」時期。話雖如此,還是加入「臺灣有『特殊情況』之際,即便有勅令,仍不必要適用於臺灣」的規定。又,內地法律並非無條件在臺灣施行,仍然保留臺灣總督的律令制訂權。因此,直至1945年,臺灣在日本帝國中實際上一直被放在法律的特殊位置。

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到1942年10月為止,都被置於統籌殖民地行政的拓務大臣監督下。到了1942年秋天,由於如第五章所述的「內、外地行政一元化」,臺灣總督與朝鮮總督轉而置於內務大臣監督下。表1-1依照時期區分以青年團體為中心的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青年教育所屬部署關係,後文以此為基礎進行論述。

1.3 臺灣教化團體的成立

筆者調查發現,青年團體相關文獻幾乎都在1920年代以降出版。由此可知,青年團體最早成立於1910年代,並且是由日本人基層官吏或臺灣人領導階層為首組織的教化團體為基礎。本節即探討1910年代臺灣的教化團體。

在內地,特別是明治以降的「教化」,係透過與民眾宗教、文化、生活規範相關的事業,企圖推動結合神道國體思想、皇道思想、家父長制國家思想的教育勅語(1890)倫理(即以忠孝倫理為核心)之滲透。奠基於天皇制國民教化政策的「教化團體」,成為以民眾為對象,試圖普及宗教、道德式教義的權威主義組織。在臺灣的「教化」政策,是以尾隨內地實施政策之形式推行,教化團體的組織化亦是根據內地的方法。臺灣與內地的教化內容一開始非常不同,但隨著時代前進,臺日連結漸深,內容差距日益縮小,逐漸收束為「普及天皇制價值觀」此一企圖。

本書使用的臺灣「教化」一詞,是根據臺灣總督府外圍團體臺灣教育會所編《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指稱「由日本殖民地行政在統治過程中實施的行為」,「教化團體」則是以教化為目的之團體。臺灣教育會於1901年3月設立在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由學租財團等資金支持經營。《臺灣教育沿革誌》是總督府整理1895至1936年教育政策的歷史而來。此外,國史館文獻館所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筆者能確認到標題最早出現「教化」者,是1912年5月的丸井圭治郎〈蕃人教化事務ヲ嘱託〉。由此可以認為,總督府就是於1912年時在臺灣行政中使用「教化」一詞。

內地方面,明治十年代(1877)起,開始稱補足學校教育而對民眾施以直接教化的活動為「通俗教育」。同時期雖然亦有「社會教育」用語,但這並非指具體的「教育實踐」,而是學校外教育重要性之「教育論」。「社會教育」是在1921年於內地成為官方用語,文部省設置社會教育課則要到1924年。

臺灣也是同樣的狀況。《臺灣教育沿革誌》中有一章節題為「本島社會教化的起源」,舉出事例說明「教化」範圍,包括最早起自占領臺灣後不久各地進行的一、幻燈會或理化實驗,1904年左右實行;二、國語夜學會,1900年前後開始推行廢止纏足或辮髮等;三、「風俗改良」。前二點特別被稱為「通俗教育」。臺灣教育會出版的《臺灣教育會雜誌》(後來的《臺灣教育》),1901年第一次出現「社會教育」一詞,係對比「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而用以指稱「自政治、法律、風俗、習慣等接受之感化」。在此之前,臺灣社會中在學校以外場所推行的官方教化、教育,並不稱「社會教育」,而是「通俗教育」。臺灣普遍將在學校外進行的教育稱為「社會教育」,已經是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設立的1920年代後半。

接著,關於臺灣教化團體組織方式、教化實情,則從文獻來確認教化團體的成立。廳長、區長等地方首長,身為教化促進角色,擁有特別大的權力。例如1904年,桃園廳廳長竹內卷太郎希望將臺灣習俗改為內地風格,並以「提高學識」為目的設置「桃園同求會」,邀集地方有名望者參加,參加這類教化團體者,幾乎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們。

教化團體正式廣為設立的契機,是因板垣退助來臺,而在1914年12月設立「臺灣同化會」,目的是「奉戴一視同仁之聖旨,致力於內臺人融合、風俗改良、精神修養等方面」。不過,該會由於組織內部問題,隔年即被命令解散。但是,受到臺灣同化會設立的影響,臺灣全島在各地廳長指導下促進教化團體設立;這些教化團體的名稱都叫做「同風會」、「敦風會」,大多以解纏足、廢辮髮之「改良風俗」、「精神修養」、「普及國語(日本語)」、「賦予臺灣人知識」為主旨。本書將此時期依同樣旨趣組織而成的團體概稱為「同風會」。

同風會的濫觴,是桃園廳樹林區(後來臺北州海山郡鶯歌庄一部份)區長黃純青、派出所巡查、公學校校長、保正等人,為呼應「臺灣同化會」,在得到三角湧支廳長贊成下,於1914年設立之「樹林同風會」。樹林是教化的「先進區域」,同風會會長、名望人士黃純青,與其子攜帶留聲機或幻燈機到區內各地,聚集許多人。樹林區同風會的發起,影響鄰近地區,不久即在行政上更為上層的桃園支廳下成立「同風會聯合會」。因此,樹林在1915年左右幾乎已看不到象徵清朝文化的纏足或辮髮。

1.4「青年」的教育問題

日本人對臺灣人教化的最前線,向來都是公學校。總督府一方面在公學校教授日語,另一方面也加強取締原有民間教育機關、教授漢文的書房;是故,1903至1904年間,公學校在籍者便超過書房在籍者。總督府開始注意到臺灣人公學校畢業生或年輕人一代的契機,是由臺籍知識分子於1920年代起領導之抗日民族運動。不過,這也不代表總督府在1920年以前完全不關心對年輕一代的教化。總督府外圍團體臺灣教育會,很早就指出年輕人不到公學校就學的「青年」問題。依拙見而言,《臺灣教育會雜誌》中最早開始探討臺灣「青年問題」的,是1903年臺灣教育會會員林元三郎(公學校教師)。

林氏指出,在他工作的新竹,公學校學生入學名額過少,相當令人苦惱。1903年當時,在學齡時就學的多為「中產階級以下」的孩子,但也不過只是學齡兒童全體的一兩成而已。另一方面,公學校在籍者有44%都超過學齡,他們是在學齡期沒有把握公學校教育受教機會,年紀增長後有感日語之必要,才再入學。因此,希望進入公學校就讀者雖然增加,但由於財源不足,沒有辦法再提高入學名額。

林氏一方面主張原則上有必要限於學齡兒童才能入學,另一方面又唯恐被剝奪公學校就學機會的青年,將會「化為無業遊民,危害社會健全」。林元三郎的結論是,「無業遊民」多為「富豪子弟」,富豪對社會基層的影響力又很大,就殖民地政策長期目標而言,應該拉攏他們才是上策。因此有必要設置針對他們的青年教育機構。

這個時期雖然還沒有提出什麼關於青年教育的具體施策,但實際存在「青年問題」此事卻相當明顯。刊載林氏文章的1903年,正當傳統教育機關書房在籍人數,和總督府設以推進日本語教育的公學校在籍人數逆轉之際。這個「青年問題」即是在面臨進入「學齡期」的教育轉換期,反映出當時在書房學習四書五經的富家子弟,因公學校入學名額不足,使得阻礙他們就讀公學校需求的殖民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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