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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開中國經濟奇蹟的外殼,挖掘尋租國度的真相:「一個尋租的國度──談資本主義下的中國崛起與台商角色」講座側記

剝開中國經濟奇蹟的外殼,挖掘尋租國度的真相

文/林彥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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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陳志柔、臺大政治系副教授陶儀芬、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

講題:一個尋租的國度──談資本主義下的中國崛起與臺商角色
時間:4月25日(四)19:30-21:00
地點:聯經書房(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B1)
主講: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陳志柔(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藍佩嘉(臺大社會系教授)、陶儀芬(臺大政治系副教授)

作為近代最重要的經濟轉型案例,中國崛起已然成為全世界矚目的重要議題。然而,中國從共產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其國家治理模式有何轉變?臺商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吳介民教授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親身田野調查,以「尋租發展型國家」概念切入,從宏觀視野到微觀互動,深入理解「中國奇蹟」的真相,寫成這本《尋租中國》。

開場

陳志柔首先分享自己過去的經驗,第一次是在九零年代,他曾到中國當臺幹,十五年前的中國和現在可說是完全不一樣,基本上臺商就在農村裡包一塊地,和當地民工的互動產生最基本的「尋租」行為;第二次約莫是在十年前,民工開始被教導「勞動意識」,企業和勞工須簽訂勞動契約,臺商在這之中扮演的角色也算是「尋租」行為。

尋租中國

1994年吳介民到中國做田野,實地觀察到中國民工的現象,在一個人口數約莫1000-2000人的小村子,其民工在居然有1-2萬人,也就是說這組成人口中,外來人和本地人的比例幾乎是10:1,然而這群外來民工並沒有本村的公民權,因此無法享受本村的公民福利,這件事就也構成《尋租中國》此書的一大主題。

以實際例子來說明,中國為何能在這三十年來猖獗的尋租行為中,仍然持續有穩定的經濟成長呢?這對這個半邊陲型的國家到底代表什麼意義,是本書最想要探討的主題,並且企圖要得出一個結論。

如何解釋「尋租」行為?它是被誤解、憎恨的行為,也是與經濟成長並存的現象,更是在人類經濟世界中,無所不在的行為,然而,「尋租」仍缺乏一個統合的理論架構。

「尋租」行為一般被認為是「非生產性」及「反生產性的行為」,但是1982年時,一位貿易學者Jagdish Bhagwati提出尋租是「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簡稱DUP),這比1974年Anne Knaeger的「尋租」定義更廣,Anne Knaeger認為尋租的導因是貿易管制與進口配額,但是在Jagdish Bhagwati的DUP理論中,這只能算是其中一環,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絕對是不只貿易管制與進口配額。1990年Gordoo Tullock認為政府干預市場,會產生人為壟斷,導致企業和官員對此的追逐,而在他的理論中,是將個人與公司視為是尋租的主體,也是DUP的一個類型。除了以上兩位主要學者的理論,也有學者提出尋租行為和經濟成長或停滯之間並非是線性關係,必須要看租金類型以及尋租過程結果。以上大致上是學術在理解尋租行為的圖像。

中國作為一個「尋租發展型國家」,似乎是把兩個矛盾的概念擺在一起,吳介民藉由五個工具理論來協助分析,分別是機械化尋租、公民身份差序、在地鑲嵌治理、價值攫取、回顧東亞發展型國家理論。

在《尋租中國》中第七章中的表格,是關於組織管點的尋租行為類型,為本書最重要的理論,尋租行為是很廣泛的,若不去分類分析,是很難看清楚的,究竟是國家公權力影響的尋租行為還是非國家公權力的,究竟對象是個人還是企業、公司?每個向度都是影響其發展的重要環節。

本書主要要討論的是「機構化尋租」,包含人頭稅、工繳費、管理費、批租土地的收益以及社保費,這塊尋租行為是如何受到控制、如何去激發官員經濟誘因,又是如何影響經濟成長的速度?

最核心的議題就是,若尋租行為控制不好,很容易就會變成掠奪行為,但為什麼在中國這種集體的尋租行為並沒有惡化成掠奪行為呢?這必須要回頭觀察其歷史背景:首先,中國是轉型經濟中的官僚行為導向,從反商到招商引資就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問題。再來,其組織特質好似在地聯合壟斷的「一條龍服務」,有官方的壟斷性服務,吳介民稱其為「黑手黨聯盟」,在地內部有所競爭。第三,廠商繳付租金帶來的預期利益必須要大於租金本身,在外銷市場中,商品價格會受到國際市場制約,所以廠商不得任意將租金轉嫁到商品價格上,這也是為什麼在探討尋租行為時都是在看其國內經濟行為,全球價值鏈能夠制約政府掠奪的一個重要作用。

在外向型成長聯盟中,民工勞動力價格的快速飆漲,例如:從2005年以來每年勞動成本都持續增加,便撼動了尋租與成長的制度均衡狀態,這是有條件性及歷史性的,吳介民稱其為「多重因果併生解釋」,故此非線性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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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右)在講座上談到,中國民工的公民福利,構成《尋租中國》一書中重要的討論主題。

中國崛起

對陶儀芬來說,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逾40年,但其經濟崛起是要等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才算真正開始,才跟全球資本主義連結崛起。從1992年至今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92-2006年,中國漸漸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這也是本書中談到臺商如何在這價值鏈中發展經濟行為扮演的角色與推手,對吳介民而言,這是「尋租中國」,但對中國自身而言,更認為這是「借船出海」,藉由東亞這些已經和國際貿易緊密結合的國家,來讓中國也快速進入到這個全球市場。

中國能夠產生「世界工廠」的價值,最主要的價值創造者其實是中國的農民工,然而這些價值被創造之後的利潤卻都是被跨國企業拿走,例如:美國的Apple、Nike等等,再來則是臺商、港商、日商、韓商等等,事實上農民工只賺了微薄的打工錢。

在這之中的金融部分,地方政府透過中國政府的制度,農民工只能將錢存在銀行、把外匯換成人民幣,讓政府能夠將資金回流以投資社會主義的建設;在土地部分,地方政府靠著這些土地開發也是其主要的財源,因此,政府有辦法將利潤吸回國家機器裡去運作。

第二階段為2006-2012年,一方面中國農民人口紅利已經走到盡頭了,二方面農民工生產的商品在西方市場也有一個極限,西方的保護主義興起,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達到飽和,因此中國要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需發展內需以達到雙引擎的成長。

在此一階段可以看到中國工資的上漲、罷工現象漸多,都是「世界工廠」正在轉型的過程,除了要發展內需還要擴大投資,特別是在2008年後的金融海嘯,中國政府更積極將資金投入中國國內市場。

第三階段為2012年至今,自習近平上臺以後,中國朝向「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用對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崛起。在前兩個階段,中國是自由經濟市場的需求者、受益者,然而到這第三階段時,中國似乎成為了挑戰者。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本身就是和自由經濟市場是相衝突的,陶儀芬將之稱為「特殊發展模式」,和普遍模式不同的是,它會用管制然後用交換、恩惠的方式,所以國家在市場的角色就成了球員兼裁判,其基礎是在交易上,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它的交易成本絕對是比普遍成本還要來得高的,產生短期機會主義行為,也就是能撈就撈、能偷就偷。中國藉此模式來成長規模後,就讓我們看到西方主義和中國主義相抗衡的局面。

那為何中國經濟的成長率還是這麼高呢?陶儀芬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早期仍是初階工業化的過程,任何國家從農業經濟轉型至工業經濟時,其經濟成長率必定是高的,而即使底下的農民工是很有效率的,但他們必須扛著上頭沒有效率的官本位資本主義,因此到了2006年後可以看到「世界工廠」的萎縮,而「世界市場」更讓中國能夠為所欲為的膨脹,因此其經濟成長自然就下降了。

在2003年左右中國其實也曾經陷入共和國與黨國的辯論,例如:零八憲章,但這很快就被黨國打壓下來,接著習近平路線更是強化一黨專政來解決中國經濟轉型問題。至於中國模式是否能挑戰西方資本主義成功,陶儀芬認為要看未來貧富差距問題是否會繼續惡化,目前中國以一帶一路輸出中國主義,較歡迎的國家多是全球化下最受害的第四世界地區。而中國模式是否能擴張,也要看其內部成長的狀況與問題。

臺商與資本主義

藍佩嘉認為《尋租中國》之所以難得,是因為這是一本從臺灣觀點出發去看中國問題的著作,以臺商為節點串聯於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裡,並且扣連到在地體制,同時肯定吳介民在此為學界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在地鑲嵌」的這個觀念。

藍佩嘉將「在地體制」的討論分為兩項:首先是中央政府,在書中又被稱為「差序公民身分」,它在制度中是如何創造廉價而有效率的勞工以及創造這個經濟的基礎呢?再來是同樣非常重要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他們在中國發展中是扮演怎樣的角色?又是如何和臺商保持既合作但又鬥爭的關係?而尋租這項行為是如何機構化組織化呢?

臺商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然而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定義臺商?他們是在全球資本主義前線的拓荒者,同時也是尋租中國裡的受害者,但同樣不可忽視的就是,臺商更是血汗工廠的剝削者,例如:富士康事件,這樣多重的角色讓臺商在各方面的關係都形成緊張的拉鋸。

以台陽公司為例,早期臺幹會用軍事化管理將工人「教」到會、「不這樣罵他們學不會!」到了第二代的接班人,大多是留美回來的,因此也帶來了新的管理方式,並且和地方政府有更多的互動關係,進一步影響勞工管理的發展,例如:幹部在地化,這使得勞工階級與雇主之間的關係更為模糊複雜,使得整個勞資關係都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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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佩嘉(左)認為,《尋租中國》以臺灣觀點探討中國問題,透過臺商的角色扣連至全球資本主義與在地體制。

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下,《尋租中國》不只討論中國發展,還將臺灣、香港、日本、韓國乃至整個東亞都拉進來研究,另外也包含臺商到各國投資的經驗分析,這樣的「跨國」比較有其重要性。

以越南和中國為例,兩者皆是從社會主義轉型的國家,也都是臺商選擇投資的地方,但兩國的發展卻不相同,其勞資抗爭的模式也不一樣,像是中國工人靠的是NGO來訴求,而越南則是靠工會來集體罷工,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王宏仁教授曾說,這是因為臺商於兩地的在地扣連方式不一樣,與其土地所有權有關。透過不同國家的比較,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到底中國作為尋租體制的獨特性與普遍性為何。

《尋租中國》有關改變中的民工並沒有討論太多。從制度層面來看,中國基本上還是維持差序公民的框架,但裡頭其實出現了很多鬆綁,例如:讓農民工落戶、開放子女教育權等等。

除此之外,從農民工本身外在型態的樣貌,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改變,現在流行的APP「抖音」,其主要群體很多都是農民工,這些就是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不只有世代的差異,這些第二代可能只是生在農村而成長在城市,有的甚至從來沒在農村生活過,這些人的認同及其農民工意識其實都和以前很不一樣了,其實這也和網路有關,因為它改變了資訊流通和文化認同的模式。

現在臺商、港商其實都在鼓勵到內陸設廠,其勞動人口雖然仍是勞工及農民工,但大多是鄰近農村的農民工,和過去比起來不再是那麼無根原子化,而是更與在地的社會網絡連結,這也意味著當他們在看待其權利意識、維權時的方式會有所不同。在未來經濟發展的過程,這些都會是很重要的議題,特別是在中國動盪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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