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注目新書 / 《黃靈芝的文學軌跡》精彩內容試閱

《黃靈芝的文學軌跡》精彩內容試閱

序章 戰後台灣日語文藝的概略(摘錄)

100dpi
台灣有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作家,他的名字是黃靈芝,1928年出生於台南。日本戰敗時,黃靈芝才十七歲,日本撤離台灣之後,二十歲的他開始從事創作,創作生涯超過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共內戰落敗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制定北京話為官方語言,不但禁止使用日語,更將日語視為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荼毒的語言而加以鎮壓,以日語創作的作品不僅沒有發表場所,更要有危及身家性命的覺悟。反觀日本人對台灣的態度,戰後的日本為了自己的生活忙得焦頭爛額,對於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絲毫不感興趣,更遑論將台灣作家以日語創作的作品納入日本文藝範疇討論。

也就是說,以日語創作的作品,不管台灣或日本,都被視為沒有價值的作品,當然就沒有通盤性的相關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不遺餘力地發掘戰後日語文藝,特別是在建構戰後台灣思想史及台灣文藝史之際,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與文藝作家、作品。在史料方面,有《明台報》、《軍民導報》,作家則有陳蕙貞、邱永漢、黃靈芝三人及其作品。筆者是第一位將這些史料及作品納入台灣文藝範疇中論述的研究者,然而這一方面的文藝研究尚未有定論,原因除了上述語言問題之外,還有大多數人仍傾向以政治意圖的有無來評價作品。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故事性、寫作技巧、人性的追求、人類共同的普遍性等藝術價值絲毫不受重視。

關於台灣文藝的評價以及定義等,透過筆者提出的作家、作品,想必可以成為一個出發點,讓研究者重新檢視台灣文藝。相對於一些創作期間不長的作家以及前述兩份出刊短暫的報刊,黃靈芝從戰後開始以日語創作許多優秀作品,範疇涵蓋俳句、短歌、詩、小說、隨筆、評論等不同領域,而且具有後人無與倫比的文藝性,由以上看來,他無疑是戰後台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本書將嘗試從戰後台灣社會及文化的角度探討這位特異的作家,試圖找尋他在台灣文藝中的定位,同時重新詮釋戰後以來的台灣文藝並重新定義台灣作家。

第一節 語言與文藝性的相對關係

擺脫清代舊文學的漢詩、漢文,白話文學1920年代開始在台灣抬頭。可惜此時台灣已經是日本的殖民地,雖然台灣文壇由日本人主導,但是並非完全禁止使用中文。

之後,日本政府開始加強皇民化政策,徹底實施日語教育,大多數作家選擇以日語創作,而非白話文。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信以為是「祖國」的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將「國語」由日語改為北京話,日語從社會上消失了。戰後回歸祖國的台灣人開始憧憬中國大陸的一切,積極學習北京話,此時開始經過半世紀以上的歲月,新文學的誕生幾經波折,刻劃將近百年的台灣近代文藝史。

這段期間,使用的語言歷經變遷,儘管執政者或時代數度更迭,文藝作品評價上均有一個共通性,即是以政治意識有無作為評價文藝作品的基準。在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作家抵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到了戰後,台灣又成為國內殖民地,作家抵抗國民政府的獨裁政治以及思想統治,長久以來這些都成為主要創作題材。這樣的傳統思考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單純地在作品中找出其文學藝術性,儼然成為一種禁忌。

台灣文學界的翹楚賴和(1894-1943)被喻為「台灣文學之父」(或台灣新文學之父);楊逵(1905-1985)是日語創作的先驅,及第一位社會運動家及無產階級主義者,他們兩人在台灣文學領域已具有穩固地位。賴和無視日治時代的顧忌,終生以白話文創作,他反帝國、反封建的精神被視為對日本的抗議,受到極高評價。楊逵則以代表作《送報伕》(新聞配達夫),是第一位被介紹到日本文壇的台灣作家,亦受到高度評價。

關於文藝作品的評價,志賀直哉曾經對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評論如下:

談到我個人的感受,十分介意無產階級運動的產生。小說不應該帶有任何特定目的,對於支持無產階級運動的人而言,這是無可避免的現象,但是就作品本質來說,作品變得不再單純,因為作品不純使得效果薄弱。〔中略〕我不懂得無產階級運動理論,但是參雜政治意識而寫下的作品,無論如何都會變得微弱而且不好。

筆者非常認同這點。不僅無產階級運動文藝,世界文藝遺產中,故事裡描寫戰爭或獨裁政治等乃是理所當然,筆者認為真正能夠打動讀者靈魂的,是作品裡描寫的人類共通之普遍性及藝術性。

作家為了什麼創作?台灣受到高度評價的鄉土文學作家吳濁流(1900-1976)將自己出生在殖民地台灣的不平與不滿,全寫在作品《亞細亞的孤兒》(アジヤの孤兒)中;企圖在共產主義中追求理想的陳映真(1973-2017)則為了表述「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這一兩行字,他寫下了《山路》。為了一行文字或者一件事寫下一篇小說並非壞事,山本周五郎曾說:「只是為了表達一行文字,常常讓我構思出一篇小說」,他為了「最討厭說父母壞話的孩子」一句話,而寫下《母親》(かあちゃん)。假設這行文字帶有特定意識型態,那麼就等於傀儡小說,與文學藝術性漸行漸遠。

如果在評價文藝作品時著重文藝本質,也就是回歸作品藝術性之後,那麼困擾台灣文藝的語言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即使創作語言並非母語,而是被強迫使用的日語或是北京話,其實對於作品本身的藝術性都不構成問題,族群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即使台灣作家用日語寫作,其作品不該歸類於日本文藝,用北京話寫作的作品也有異於中國文藝。從世界文藝的觀點來看,文藝沒有必要以國界區分,島國日本所使用的日語,並非像英語一樣的國際語言,國籍非日本的台灣作家自由自在地使用日語創作,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所致,或者誤解為「崇拜日本」、「嚮往日本」,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論述台灣文藝與語言問題,並表達一己之見。五、六年前,日本出版台灣歌人創作的短歌集《台灣萬葉集》,在日本深受好評,當時日本人的反應也大多和上述情形一樣。

不僅日本人,很多台灣人對於像黃靈芝這樣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俳句、短歌的作家嗤之以鼻,謾罵他們是「殖民地後遺症」。事實上,對於年幼期度過的日本時代依然抱有懷舊之情的俳人、對於日本抱有憧憬之情的歌人也同時存在,這些因素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語言的觀點來看,不論日本人或台灣人都把焦點放在作家使用的語言上,用「崇拜日本」、「殖民地後遺症」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日語作品等於沒有價值的作品,或者日本人才是模範等,都是先入為主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偏見。筆者認為台灣人以日語創作的作品,不論俳句、短歌、小說都該歸類於台灣文藝。「日本文藝」、「日語文藝」根本上分類基準就不同,因此就算台灣的俳句是以日本當成範本,也沒有必要拜日本為師。如果說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詩,那麼不一定要以日語寫作,「沒有用日語就不是俳句」、「季語、切字才是重要的」、「閑靜幽寂只有日本人才能領會」等如此狹隘見解只會讓人覺得沒有度量。無獨有偶,長久以來台灣對文藝的評價基準是沒有政治性反抗的作品就不算文藝作品!不該以創作的語言來評斷作品的優劣,這是自明之理。以上論述長久以來充滿偏見與不恰當見解,語言問題與作品的文藝性評價應該加以分割,重新評估台灣的日語作品才是當務之急。

第二節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文藝的衝擊

概觀戰後的台灣文藝,可以發現語言問題以及1947年2月28日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作家莫大打擊,使得作家的文藝創作劃下休止符,作家在黑暗中摸索的同時,卻也是重新再出發的絕佳良機。每位作家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程度各自不同,但是論及戰後的台灣文藝,絕對無法撇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儼然成為台灣文藝的分水嶺,其之前和之後的台灣文藝更是大相逕庭。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1947年2月的二二八事件之前,短短不到兩年,日語文藝孕育出什麼樣的作品?又具有什麼特徵?當然這些作品中有些值得探究文藝性,有些則不然。闡述戰後台灣人心聲且具有高度史料價值的優秀作品比比皆是,其中《明台報》以及戰後女流作家陳蕙貞的作品是筆者發掘出來的,這些作品都是被埋沒在黑暗角落的日語文藝,長久以來從文學研究的範疇中遺漏,之所以被遺漏當然有各種背景原因,其中又以作品發表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影響最為重大。

進入正題之前,先簡述二二八事件的概要。好不容易從日本五十年統治下解脫的台灣人,歡欣鼓舞地慶祝台灣「光復」,得以回歸祖國;卻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官僚背叛了台灣人的滿心期待,光復後的台灣在處境上儼然是國民政府的國內殖民地,被迫強忍各種不平等,導致台灣現代史上最大政治事件爆發。雖然最直接的導火線是查緝私菸,但背後原因是戰後祖國的政府軍隊接管台灣之後,社會治安惡化,賄賂四處橫行,台灣人的憤怒再也無法壓抑,藉這個機會爆發,衍生成全島規模的反政府運動。蔣介石調遣中國援軍全面鎮壓台灣人的反抗,進行報復行動,因為屠殺而犧牲的台灣人,根據1992年行政院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計多達一萬八千人到兩萬八千人左右,這個事件使台灣人對政府徹底失望,並對政府產生極度不信任與恐懼心理。事件過後至1987年解除戒嚴令為止,二二八事件一直都是禁忌話題,沒有人敢公然談論或進行研究調查。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過後,明確規劃戰後台灣經營方向,作家因為二二八事件清楚認知自己的立場與未來,日語的命運亦是如此。

終戰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日本戰敗撤離台灣,撤離的不只日本政府和軍人,戰前及戰時主導台灣文壇的日本作家、文學相關人士也逐漸從台灣這塊土地消聲匿跡,剩下的是原本和日本人一起合作或者態度反日的台灣人作家,這些作家當然意氣風發地決心發揮自己的力量,創造新的台灣文藝,實際上他們也開始發起各種文藝活動。

楊逵在戰後於1945年9月發行《一陽周報》,由東華書局出版。他積極將中國的文藝作品譯成日語,介紹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魯迅的《阿Q正傳》、郁達夫的《微雪的早晨》、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以上均為1947年出版)。

1945年11月,中文與日語參雜的文藝雜誌《新新》創刊,執筆者有吳濁流(僅用日語)、呂赫若、吳漫沙、楊雲萍、吳瀛濤(以上僅用中文)、龍瑛宗、王白淵(以上日語、中文併用),以台灣本地的作家、詩人為主,算是地方性的雜誌。另一方面,帶有官方色彩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在1946年9月創辦中文雜誌《台灣文化》,執筆者多數是來自中國的作家,如臺靜農、許壽裳、袁聖時、李霽野、雷石榆等文學家;戰前就開始活躍的台灣作家如呂赫若、王白淵、楊雲萍、黃得時、呂訴上、楊守愚、吳新榮、劉捷、蘇新等人也參與其中,皆以中文創作,當中曾經出版魯迅特輯,內容多半以介紹中國的新文化、新文藝為主。

戰後報章雜誌整合的結果,除了《台灣新生報》(1945年10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華日報》(1946年2月,國民黨)、《和平日報》(1946年5月,國民政府軍部)三份與政府有關的報紙外,地方性的報紙《民報》(1945年10月)、《人民導報》(1946年1月)也接連創刊。雖然說是具有政府色彩的報紙,《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中也設有日語文藝專欄,《中華日報》主編為龍瑛宗,他除了介紹魯迅之外,也將章陸描寫中國抗日戰爭的小說《錦繡河山》譯成中文,在報上連載。負責《中華日報》文藝欄的執筆者還有王育德、葉石濤、黃昆彬、吳瀛濤等人,其中王育德(1924-1985)不僅擔任文藝評論,也以王莫愁的筆名發表小說〈命運捉弄〉(春の戯れ)(1946年5月9日),引人矚目。在二二八事件混亂之際,原任檢察官的兄長王育霖慘遭殺害後,他警戒到自己生命危在旦夕,於是經由香港流亡日本,在日本成為主導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

戰後發行的文藝雜誌或報紙,多少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波及,除了政府發行的《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以外,其他報章雜誌幾乎都面臨停刊或倒閉的命運。

戰後出版的單行本有鍾理和的《夾竹桃》(北京:馬德增書店,1945)、楊逵的《鵝媽媽出嫁》(鵞鳥の嫁入)(三省堂,1946)、吳濁流《胡志明》(一)至(三)(國華書店,1946年9-11月)、(四)(民報,同12月)。《夾竹桃》以中文寫作,是鍾理和旅居北京時出版的;《鵝媽媽出嫁》以及《胡志明》皆以日語寫作;《胡志明》(五,終章)在二二八事件後無法出版,一直到1956年才改題為「アジヤの孤兒」,由日本的一二三書店出版。

以上除了鍾理和之外,其餘全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的文藝作品。接下來將論述主題轉向兩篇筆者發掘出來的作品,一個是戰後不久由台灣作家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創刊的《明台報》,另外則是長篇小說《漂浪的小羊》(漂浪の小羊)。

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人被迫以台籍日本兵的身分遠赴東南亞各地征戰,陣亡無數,在東南亞各地得知戰爭結束的台灣兵士,在等待遣送回台期間陸續被送往新加坡的收容所。在移送新加坡之前,雅加達的收容所裡的台灣兵成立了台灣同鄉會,志同道合的人則創立明台會(明理台灣之會),而後在新加坡聚集時,為了會員互相交換意見而發行《明台報》(共五集,1946年6月18至24日),包括日語隨筆十篇、日語詩一篇、中文隨筆六篇、中文詩兩篇、漢詩七篇,其他還有後記(日語三篇、中文一篇),中文日語參雜,每篇作品都清楚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想法,主要執筆者有林益謙、陳千武、林和甲、張瑞源、蕭再火、鄭清福、吳培輝、杜存禮、陳有全。

林益謙(1911-2008)是戰前台灣菁英分子的代表之一,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曾任台灣總督府財務局,戰時以司政官身分被派遣至爪哇島,戰後成立明台會並被推舉為會長。陳千武(1922-2012)自日治時代開始以日語寫詩,1943年12月以日本軍台灣特別志願兵的身分,被派遣到印尼帝汶島(Timor)。之後以戰爭經驗為題,寫下十五篇小說(中文),集結後以「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為題出版,其中〈獵女犯〉一篇獲得1977年度的吳濁流文學獎。他在爪哇迎接戰爭結束,1946年7月返台前,有三年的時間在新加坡收容所致力於《明台報》的編輯與發行,也投稿自己創作的詩文。陳千武戰後有段時間以日語寫小說和詩,這些並不為人所知,大多數都認為他停筆五十年後,再度於1950年代後半以中文詩人、作家的身分重返文壇。他是台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作家,名聲至高。《明台報》中充滿滯留外地台灣人的複雜心聲,也充滿對於未來台灣的希望與期待,這點後述。從外地回到台灣之士兵所要面對的社會,是不只《明台報》無法繼續發行,就連持有已發行的《明台報》都可能危急身家性命的現實。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