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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自可觀風色》精彩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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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摘錄)

一、前言

唐仲冕,字六幕,晚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長沙)人。作為一個對泰山歷史沿革有深厚研究,在當時史林享有盛譽的學者,唐仲冕與許多他的同輩學人一樣,在清代中葉學壇所留下的聲光身影,到了兩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經模糊黯淡,乏人聞問了。不難想像,造成這樣的結果,往往與後代學者過度依賴前輩「篩選」後的學術史論述作為對前代學術的認識前提,導致對前人如何表現「學問」的認知產生偏差,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如果我們不僅止是藉由經過「篩選」後的乾、嘉論述,而是通過對乾、嘉文人著作的廣泛閱讀,來理解當時的學壇風貌,直觀地體認他們對所謂「學問」的看法,當能看出,不論贊成或反對,諸如唐仲冕、王芑孫、吳錫麒、秦瀛、法式善、石韞玉、張問陶、伊秉綬、陳用光、程恩澤、何紹基以及眾多被「篩選」掉的文章之士,也是共譜乾、嘉乃至嘉、道學壇之聲的重要音符,在眾人的文集中,留下了豐富的線索供後人採擇。所以,我們不但需要適度地把眼光或標準放寬,還要對自己想要理解的清代中葉學壇風貌,有一番出於自身,而不僅是來自於別人描述的想像。這兩項原則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唯有在放寬對清代中葉學壇風貌的想像之後,才能建構屬於自己對乾、嘉乃至嘉、道學術的論述風格。

例如,本章論述的主角唐仲冕,就是一個觀察乾、嘉學壇風貌的絕佳範本。出身湖湘,幼年隨父唐煥仕宦山東平陰,以母喪結廬陶山(今山東肥城),因自號陶山居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未及而立的唐仲冕即應邀赴泰安主持泰山書院,教童子以科舉之業。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十歲成進士之前,除了作育英才之外,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修輯《岱覽》之上。由於久居泰山腳下,唐仲冕對泰山的歷史、宗教、地理、名勝、掌故、傳說、文獻乃至各支山情況瞭如指掌,從而培養出扎實的文獻與考據功底,成為日後他預於漢學之流以及校論漢學的學識基礎。

成進士之後,唐仲冕周流地方,歷任荊溪、吳江知縣,後升任海州知州,又調任通州、蘇州知府。嘉慶初由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最後官至署理陝西巡撫。任職期間,興利除害,修治古蹟,興學教化,禮待賢俊,可謂多有惠政。換言之,唐仲冕既是一位學識豐贍、富有教學經驗的科舉名師,也是一位擅於處理地方政務的學者型官僚,更是一位活躍於乾、嘉之際的積學之士。張舜徽在閱讀《陶山文錄》後,曾有如下評論:

是集為仲冕自定,每篇之尾,附載錢大昕、王昶、姚鼐、孫星衍、洪亮吉、段玉裁、法式善、秦瀛、伊秉綬、許桂林諸家評語。錢、王、姚年輩視仲冕為長,蓋嘗褰裳奉手;孫、洪、段、法、秦、伊諸家,乃等夷之人,情好較密;許則其門下士也。證之《陶山詩錄》二十四卷中酬答之作,知其與乾、嘉學者,交游殆遍,宜其聞見博洽,卓然有成。

張舜徽以「學者」來概括唐仲冕所廣泛交游的乾、嘉人物,拙見以為,這是表述當時學壇風貌的最佳用語。這些人物當中,有錢大昕、段玉裁這樣的漢學大家,有孫、洪這類身兼學者與文人的漢學支持者,有文章大家與宋學維護者姚鼐、伊秉綬,也有詩文名家王昶、法式善、秦瀛、王芑孫。當然,在道問學氛圍濃厚的乾、嘉時代,能顯名於其間者,必有過人的學問識見,只不過表現其學問識見的載體,或因文章,或資考據,因人而有所偏重而已。換言之,以「學者」的身分來理解像唐仲冕、王芑孫這類以詩、文表述自身學術識見的傳統文士,是重新建構乾、嘉學壇風貌的重要步驟。

蓋張氏稱許陶山說經乃「實事求是,自抒心得」。並援引錢大昕、段玉裁推許其所說《易》義、《周禮》義為窮極窈眇,考核精審,剖析精確,懸諸日月不刊。又推許陶山所為〈編詩說〉一篇,「合〈小序〉、《鄭譜》,仿《周易.序卦》、《說文.繫述》之例,融會全經,蟬聯珠貫,尤有裨於初學,又當時言《詩》者所未及也」。可謂於陶山經說,推崇備至。而後話鋒一轉說:

顧仲冕治經,仍主於闡明大義,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然則仲冕之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顧其致力之端,力宗古注,語必有據,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故不為乾、嘉經師所屏。

張氏對陶山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的論斷,可謂已掌握了陶山治學之大端,然而限於篇幅,尚留有待發之覆。蓋陶山之父唐煥以義理治經,以制義名學,陶山深受其父學術之影響,詩文集中留下大量唐煥教以制藝之記載;而陶山之子唐鑑以理學名於嘉、道、咸之間,其學承自父祖,祖孫三代皆以制藝文章闡發義理為學問之歸趨,與乾、嘉諸老輩究心名物度數自有區隔。例如在〈岱覽自敘〉中,唐仲冕對其父唐煥之學術大端,有如是之介紹:

先大父上舍棕舟公,尤長者,好學,屬先公石嶺府君於鄉賢李朗軒先生之門,窮研性理,敦實行。先公乃深求三代為學之要,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患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其高明者以扞禦開悟,逃儒入墨,於是揭循禮體道,契性達天,切近漸積之功,於制義中,深發明之,以為時文者,士子束髮從事,先入為主,故其為文,精括軒豁,使讀之者可以通經,可以入道,每一義出,時論翕然,所著詩古文詞,必衷諸道。

蓋於制藝中闡釋三代為學之要,與夫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發明循禮體道,以契性達天,累切近漸積之功,從而避免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之陋習,這是唐煥三代治學家法。只是勢異時遷,祖孫三代所面臨的學術環境,亦各有不同。以陶山而論,自言《文集》所載「經說多出通籍以前」,則是在漢學既為學術主流又滲透於科舉場域的乾、嘉之際,力宗古注,語必有據,使文章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又能得先儒義理之正。簡言之,即是將舉業文章與漢學古注做有機結合,藉古注以闡發性道之義蘊,是長期準備科舉考試,同時又擔任科舉塾師,並且在釋褐後歷任州縣,身兼官師而不斷參與地方教育規劃的唐仲冕,所一再面對的現實課題。

另外,為了準備舉業而不間斷的文章訓練,也讓他自然而然地以文章表現學問,乃至以官僚之身議論政事而能融經術於文章之中。蔣業晉稱許陶山「愛民本學道,吏治經術飾」,可謂深得陶山學問之實。所以,藉文章以闡發義理,乃是他治學的第一義,與同時代依詩文名世的文人之學問觀並無不同。只不過由於他能很好地運用考據爬梳之功,因而得到了漢學家的認同。尤其,他對待學問的方式,與純粹於學問者之間,頗有差異。這一點,從唐氏所留下的相關文字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例如他對舉業文章的重視,這一點就與大部分的漢學家絕不相同。另外,他善於借用文章以整合漢、宋之學,張舜徽對陶山經說「實事求是,自抒心得」的推許,理應從這個層面來考慮。至於他將經學知識施於政事的獨到見解,或對當代學術的觀察與反思,都不見得是出於純知識的探討,而是有其實用性的目的在內。

換言之,雖然同為文人或文章之士,但務實的唐仲冕與他的同齡好友王芑孫之痛批漢學頗為不同。亦即漢學或宋學對唐仲冕而言,更多的是對學問如何運用的問題,而不見得是學術立場歸屬的問題。也因為多從實用性的角度對待學問,所以他對依以出身的宋學,既顯示出深厚的根柢,亦有理性的駁斥;對於風行一時的漢學,既能嫻熟運用,亦有微詞譏諷。更重要的是,身在乾、嘉之際,作為一個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的文章之士,即使沒有刻意表現自身的學術主張,然從其文字之中,既可以見到對當時學術風氣的豐富記載,也可以看到至少有一部分的文章之士,能將兩種不同的學術方法與價值觀,自然地融合在文章中的現象。此種現象,雖不足以當學術風氣之變化,然或可以視為具有官僚或準官僚身分的文章之士對學問的普遍立場。亦即文章才是他們重視的主體,而不論是何種學術體系(漢學、宋學),在實用性的前提之下,皆可將其主張化用於文章之中。其中差別,僅在於對所化用學術體系的輕重主次而已。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如前所言,我們必須先以「學者」的身分看待這些傳統文士,了解這些傳統文士對學問的認識,以及如何表現學問,才能夠進一步討論他們學問的內涵。基本上,這類傳統文士是以「文章」表現他們的學問。與唐、宋以降的前輩並未有太大的差異,清代中葉這些傳統文士仍是以詩文為其「文章」表現之形式,如陶山所謂「文兼詩筆言」者。文士既是以「文章」為其學問之載體,亦是以「文章」表現學術識見。所以,古近體詩、辭賦、長短句之外,駢文、散文或時文、古文等各類「文章」體裁,已成為眾多清代文士詩文集中的共相,與考據家劄記式的讀書筆記,頗有殊致。換言之,以詩文為表達「學問」的手段,是注重「文章」的文士們優而為之也是普遍認可的方式。至於他們對「學問」的看法,或者「學問」所涉及的面向,則因個人的義理價值與學術氛圍而有異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即表現「學問」之「文章」,普遍會有標榜通於「經術」,或是以「經術」為根柢的現象。

陶山既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則一如詞家之尊詞體,尊其所熟悉的文章體裁,亦事勢之必然。而時文乃其表現學問識見慣用之載體,何能不尊?平心而論,八股時文自有其價值,明、清也有不少文人看重自己時代的八股文。明代如茅大芳、李贄、艾南英、王思任、焦袁熹與公安三袁之輩,清代如方苞、姚鼐、焦循、王芑孫、陳用光、李兆洛、龍啟瑞等,無不尊崇時文之體,如姚鼐即以為經義「可以為文章之至高」。當然,陶山也從不諱言其學問來自制藝時文之教,更自謙所為古文乃「散體時文」,而「其志乃欲以經義〔即八股時文〕為著書之事」。所以,對於時文的地位,陶山給予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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