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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說經》導言摘錄試閱

三、漢宋論述的不對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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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漢宋之爭,或者說漢宋話語權的此消彼長,是清代學壇無可爭議的史實,也是清代學術發展的主軸。但是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我們的認識面還是有所不足,甚至對兩造之間的論述,有極大的不對稱性。許多人對於漢宋之爭的「印象」,定格在江藩《漢學師承記》與方東樹《漢學商兌》的狹窄視域中。然而江藩與方東樹所帶動的學術紛擾,時代已在嘉道之際,可謂是乾嘉時期漢宋紛爭長期累積後的必然結果。那麼,在此之前的諸多漢宋對立的面向,該如何呈現?至於後江藩與方東樹時代,漢宋意識互動之間,又是如何光景?

這當然是難有整體性答案的問題,但我們必須有以下的理解:不論就理論闡述、著作質量抑或就學壇動態乃至後人筆下所呈現者言之,漢學的活力在乾嘉之間,實遠超於宋學。即使不去深論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口號所潛藏的「道在六經」的精神對乾嘉漢學的鼓舞,顧炎武的古音韻理論所帶動的乾嘉時期大江南北學人對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強調,以及惠氏一家信服「漢人去古未遠」而強調「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的治經原則所喚醒的對古典注疏的宗尚,再加上盛行的古籍版本、校刊、輯佚風氣所帶動的漢學熱潮,都是當時學壇一股強大的活力。對宋學而言,若上述新興的漢學形態還算停留在各說各話的狀態下,那麼,在理論領域上,來自戴學體系對宋儒義理的反轉所帶來的「新義理」思潮,對宋學就有本質上的威脅。不論是戴震對程朱「理氣說」、「心性論」乃至「一以貫之」諸多概念的駁論,抑或是乾嘉之際凌廷堪、阮元等人所掀起的「以禮代理」的風潮,乃至有所謂的「新朱子晚年定論」之說,都有入室操矛,直欲去理學而後快的決然之意。理所當然,這種新興漢學強烈的排他性,以及欲從根本處推翻宋學的態度,必定會遭致宋學支持者的情緒反彈,而漢學風潮自然也會被納入批判之列。我們只要把乾嘉間眾多文人,如袁枚、蔣士銓、錢載、姚鼐、伊秉綬、秦瀛、王芑孫、石韞玉、唐仲冕、張問陶諸家的詩文集拿來一讀,就可以看到許多對程朱之學的維護以及對漢學風氣的批判之言。

但是,嚴格來講,至乾嘉時期,已罕見有從哲學體系上用心勤力、有所發明的理學家,即使如清初的理學名臣,亦不多見。章太炎在〈清儒〉篇中言:「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原因無他,正如熊十力所觀察,清人言及義理之學,多半只謂於身心修養有補,視之為訓條或格言而已。其故在理學於清初,已為高層所定調。而這種現象,時代愈晚就愈明顯,道咸之間唐鑑,咸同之間倭仁、李棠階,晚清如徐桐、豫師、惲毓鼎、賀瑞麟諸人,皆有此傾向。當時宋學的支持者,最顯著的反而是桐城派及以文章名世的諸多文人。如王家儉即言:「將近一個世紀以內,漢學家雖然對宋學展開全面的攻擊,可是除了桐城派的古文家,如姚鼐、方東樹等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外。在當時的理學家中,卻很少有人提出系統而有力的答辯。」暴鴻昌亦言:「乾嘉時代漢學家卻屢遭同時代學者之攻難,被斥以門戶之偏,細檢各家所論,令人驚奇發現,這些責難文字竟不是來自宋學家,而是來自文士。……如果把乾嘉時期攻擊漢學最厲者列舉出來,那麼應該是袁枚、蔣士銓、錢載、姚鼐、王芑孫等。但以上諸人無一為理學家,而為文士,即詩文家。」龔鵬程則言:「在樸學興起後,仍能揚宋學之纛,講程、朱之學者,反而是桐城派。自方東樹撰《漢學商兌》,以迄桐城派流衍而出的曾國藩湘鄉派,都講義理、倡宋學,不僅以文藝為主旨。但世人所看重的,或所認識的桐城派,其實仍只是個文派。」

另外,龔鵬程曾舉姚鼐、紀昀、袁枚為例,指出三人為乾隆年間三種不同類型的文人說經,是惠棟、戴震,吳、皖兩派講經學、漢學時的另一種聲音。「其中姚鼐以跟經學家類似的方法及表述方式,寫出他的經學見解;紀昀不用這種方式,而用筆記小說來表達;袁枚也用治經之法、也有考證,但明建旗鼓,以與經學家分庭抗禮。三人對經學考證,姚鼐頗有附從主流之態,紀昀以平章漢宋為說,袁枚則有點卑視它。整體看,袁枚當然最具典型性,可以顯示經學家與文人的不同取徑,但三種形態在當時文人中,其實都是有的。」龔氏指出:「當時講漢學考證者,真正的勁敵,其實就是這一批文人,而非宋學家。過去我們講清朝學術史,是以『漢宋之爭』的架構去看那個時代,殊不知宋學在乾隆年間並無大師,也無法對講經學或漢學者提出什麼反擊,對經學考證之道,更不嫻熟,無法參與到他們的話語系統裏去。文人則不然。無論姚鼐、紀昀或袁枚哪一類人,都是能入室操戈的。看出漢學家的毛病、平衡其尊漢黜宋之偏,其實還得靠這些文人。後來在道咸同光間,反省漢學之弊的一些見解,其實也早見於這些文人議論中。」雖然龔鵬程指出了乾隆時期三種不同類型的文人說經形態,並且認為這些文人並非宋學家。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三類文人當中,與姚鼐親近宋學的學術價值觀相近的人,要占多數,然而此類群體的學術作為及其學術意義,並未被充分發掘出來,而這也是本節以「漢宋論述的不對稱性」為標題的原因。換言之,乾嘉漢學支持者對宋學的批判,引來的是那些長期浸潤舉業、攻文能詩的文人之反擊,並且產生了思想的碰撞。而科舉文人之勢力,恐不會低於當時皓首窮經的治經之士。故乾嘉時期所謂的漢宋之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經生與具有程朱情懷的文士在學術觀念上的碰撞。同時,我們也很容易做出判斷:即使言詞犀利,批判力度愈來愈大,這些宋學的支持者,或是傾向宋學而批判漢學的言論,很大程度上是處於失去話語權,只能在自己人的小圈子內自說自話,即使欲強為守衛,也很難找到願意對話的漢學家。

當然,我們不應該僵硬地將經生與文士的身分認同簡單地等同於漢宋之爭,也不應該對漢宋論述的不對稱性過分強調。或者說,應該將這種學術史上的不對稱性論述以另一種呈現方式加以扭轉。原因在於,透過對清人文集的細讀,我們可以發現,眾多文士面對漢學風潮的開展所做出的反應並不一致。可以確定的是,包括桐城派在內,堅持以程朱為式的舉業之正當性,並且著重詩文創作的文章之士,大抵上多有反漢學考據之傾向;然而,亦不乏在學術價值觀上親近漢學考據(如李慈銘)或常州學派(如譚獻)的文章之士。不過他們的共同特色,或是他們表現學問見解的載體,主要仍是以文章為主,經疏注解或學術劄記則是居於輔助的地位。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些或迎或拒的篇章中所展現出的學術意蘊,頗有勝義,是清代學術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值得吾人細細品味之,卻是罕見系統性的論述,無法成為共譜學術歷史的重要內容,殊為可惜。尤其,許多具有文人背景的清代學者,他們在經學上的努力,並未被充分看見;他們在面對漢學風潮吹襲時,所展現出對自身信從的學問之道的堅持,令人動容;乃至身處逆流之境,以自身所學為武器,勇於批判自身所處的時代風氣與學術風尚,讓人看到了犀利文字背後的高貴靈魂。即使他們在生前身後,大多聲名黯然不彰,但是透過他們的學術作為,可以說是為我們對複雜的清代學壇的理解,多開了一扇窗戶。

以本書所述諸人為例,如唐煥。唐仲冕說:「先君子源出馬、班。」雖然著作大多不存,但可以看得到身在乾隆盛世的唐煥,是一位具有科舉背景的文人。從其撰寫大量的八股時文以及注解朱子《四書》來看,是乾隆時期宋學潛在的擁護者,強調研習時文,可以通經,可以入道。而其《尚書辨偽》,也是具此特色。討論唐煥的《尚書辨偽》,具有幾重意義:其一是理解到唐煥的辨偽觀點具有中心理念,此一理念即是唐煥頗具特色的經典觀,以為《尚書》所載內容應是「必其事足以創生民未有之奇,其道則天命流行之宜,足以百世俟聖而不惑,而後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者」,如〈堯典〉之誌傳賢、〈湯誓〉之誌奉天伐暴、〈盤庚〉之誌聖人行權之類,才是具有經之性質。與此精神違背者,即為偽書。此一理念先行的辨偽特色,實與文章家撰文講究宗旨的特色相呼應,更何況他還特別強調以文章的通順及所述事義合理與否作為辨偽的標準,這樣的學術見解,與徵實不設立場的漢學學風之間,可謂背道而馳。本書另外一重意義,是身處乾隆盛世的唐煥,其考辨古文、疏解經文皆體現出一條明顯的宋學脈絡,不但考辨經文多以事理文章衡斷之,在對經文出以心得引申時,其引以為據者多用宋人之說,所抒發者亦多為以理學概念詮釋經文,而於同時代經師之說,未曾一字載錄,此蓋唐煥有意識地與漢學做區隔之故。另外,從《尚書》學史的角度來看,梅鷟、閻若璩、惠棟、丁晏等以大量證據來斷定晚出古文出於造偽,是否已是鐵案如山搖不動,即使到當今學界,仍不時有學者企圖翻案,遑論有清一代,其爭議始終不斷。至於純從事理文章的角度欲辨一經之偽,就更不具說服性。但這並不表示唐煥的著作沒有價值,至少可以將唐煥的經學另立一個類型,一個在經說中貫串著系統性核心理念的經學類型。此在經解中充斥著文獻為主、考據先行的乾嘉時代而言,實為難能可貴的參照物。換言之,唐煥的例子告訴我們,乾嘉時代還有異於漢學形態的治經模式,卻是我們清代學術史與經學史論述中,較少注意的一面。

另外,姚鼐可以說是乾嘉之際文人說經的代表性人物。其代表性不只在於桐城派在姚鼐的銳意經營下蒸蒸日上,更在於姚鼐以其合義理、辭章、考據為一的治經理念,實際從事治經事業。從《惜抱軒手札》中,我們可以看到晚年的姚鼐,在著意培養後進,灌輸自身學術理念的同時,也不斷地透過書信,企圖與漢學家對話的事實。所以,我們對姚鼐的看法,理應更加全面與深入。無疑,在戴震身後,姚鼐對戴震及漢學之風大加批判,但我們似不應只停留在漢宋對立的表面層次看待姚鼐的言論。其實,透過對漢學之風的批判與反思,姚鼐建構了頗具個人特色的經學觀與治經理論。就姚鼐主觀意識而言,在藉由批評他所認定的不良漢學風氣的同時,思考該如何治經,或治經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需要關懷什麼樣的議題,經說該如何表現,這些散見在相關論述的治經理念,最後都成為姚鼐撰寫《九經說》與《三傳補注》的理論根據。更何況,姚鼐著名的義理、辭章、考據三者兼備的理論,與其說是文章之道或為文之法,毋寧說是他的經學方法學,或是治經理念的總綱領。例如,細讀《三傳補注》,我們可以看到他能以流利的文章,梳理《三傳》自身的問題,並且對相關注疏,如對杜、服、何、范及鄭玄之注,孔氏、徐彥、楊氏之疏,乃至顧炎武、惠棟所作之補注進行探討與批評,企圖透過這些討論,對《三傳》所載文化禮儀、典章制度、歷史事件做綜合性概括,以展現他對盛衰興亡的歷史觀察,而這即是姚鼐經學觀的體現。姚鼐期許其《補注》可傳,能為後之專治一經者所採用。但我們應該看到的,並非僅是經說上的糾謬或補前人所未備,而是他在治經方法與理念上給予我們的啟發。

再來,作為活躍於乾嘉文壇的代表性人物,王芑孫的生平交遊、個人制行、文學與書法上的成就,乃至對當時學風的批判等等,都是組成乾嘉學術風景線的重要元素。然而或因被歸為文人之故,對王芑孫的關注,多集中在其詩歌辭賦乃至古文成就上。但是他在詩歌文章的議論裏所透顯出來對當時學術現象的批判,以及這些批判背後所顯示出其個人對學問之道的見解,以及文人在堅持所學的同時,所顯現出的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卻是清代中葉學壇的一篇大文章,不但顯示出王芑孫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也反映了清代中葉學壇的複雜現象,卻是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與重視。所以,個人探討王芑孫的目的,不在於強調作為一個堅持文士傳統與理念的惕甫先生,他的文學成就如何值得關注,其詩文風格有哪些特徵,在清代文學史上居於何等位置,而是想從王芑孫傳世詩文中大量的學術評論裏,鉤稽其探討學術優劣與人生蘄向的相關言論,然後置之於清代中葉的學術場域,用以剖析這些議論對王芑孫個人以及對清代中葉以降學壇而言,有何意義存焉。換言之,文人說經可以是對經典的研治,也可以是對學術風氣的探討。其故在於,即使是對學術風氣的探討,也多與經學息息相關。王芑孫注解《四書》的各篇序文,即其顯例。

至於對唐仲冕的討論,主要是透過對唐仲冕著作的細讀,以理解其學術旨趣,並藉以思考清代中葉以經術文章闡發個人學術識見的文人群體,在當時學壇應有之地位。文中強調文人藉詩文表達學術見解的特性,以為應對文人的詩文著作,做深入發掘,以展開更宏大的學術畫卷。同時,如何使所撰經義既能扣緊經典,又能具有個人特色,是一個藉制藝文章闡發蘊藏於經典中的聖人之道,以進入科場的科舉文人,所必須具有的能力。在此前提之下,古典經疏、史傳文獻、宋人性道之說,乃至漢學家的治經方法,都能在陶山表述具有個人見解之經說的前提下,為其熟練的應用。陶山對《竹書紀年》偽而有寄託的見解,對〈堯典〉「納於大麓」乃舜奠山行水的闡述,既能扣緊文獻,又有獨到之見,即其顯例。當然,不論從唐仲冕學問的養成,抑或他對藉以表現學問的舉業文章之親近,陶山的學術價值觀,仍是宋儒尊經合道,明體達用的學術系統,此為其雖預於漢學之流,而深心之中仍堅持者。換言之,考察唐仲冕的「經術文章」,有助於我們理解乾嘉之際的文章之士,在面對漢學考據風潮時的複雜心態。除了批判漢學反思自身立場之外,如何援漢學為用,也是乾嘉文士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另外,嚴格說來,桂文燦的《經學博采錄》與文人說經的議題之間,關係較為間接,但作為本書系列文章之一,並非沒有意義。筆者對桂文燦《經學博采錄》的探討,用意在將乾嘉漢學蓬勃發展的景象,透過記錄的形式呈現出來,以便於讀者能直觀地理解到乾嘉時代眾多文章之士所面臨到的在學術環境、學校教育、科舉制度、地域學風轉變等全方位的壓力。誠然,相較於江藩《漢學師承記》之廣受注意,桂文燦的《經學博采錄》顯得失色許多。但如果從研究清代中葉以降經學與學術歷史的視野來看,桂氏之書就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因為此書可說是乾、嘉、道、咸四朝的經學采風,也可以作為乾嘉學術慣性的重要記錄。就內容而言,主要是對以許鄭為基礎的漢學活動之采錄,可謂四朝之經學提要;就地域而言,除了江、浙、安徽與京畿等傳統勢力地區之外,兩廣、福建、江西、兩湖、雲貴、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同樣湧現出許多研治漢學的學者;就學者而言,除了廣為吾人熟知的重要漢學家之外,桂氏更記錄了許多不為人知,而終身執守漢學的經學家;至於就漢學的擴散途徑而言,桂氏在不經意間,為我們暗示了漢學與科舉考試以及書院教學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從思想史的大敘事來看,道咸以降,世局漸變,講今文學;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考據學的勢力,即使到民國建立,仍不稍衰,更不用說仍在乾嘉學術慣性下的道光、咸豐年代。由桂氏此書,可以看到思想史敘事與學術史實之間的落差,其間消息,誠有待於治經學與經學史者,深入理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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