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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在台灣》精彩內容試閱

導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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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燕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一、書名與選文原則

本書為台灣史論叢醫學與公衛篇,是台灣醫學史論文集,也探討公共衛生史課題。書名定為《現代醫學在台灣》,是基於「西方現代醫學」在台灣展開之涉及多重的歷史意義。但並未標示「西方」為前置詞,原因之一是它從西方國家向外擴張、傳播至世界其他地區,成為當今最具支配力或全球性的醫療體系,因此被認為最適當的詞彙是「世界性的」或「現代醫學」(cosmopolitan or modern medicine)。 另一個更重要原因,是台灣所處的空間位置與歷史進程,在晚清、1860年代西方現代醫學進入台灣之後,伴隨後續帝國殖民與政治發展而產生極大變化,無法再以「西方」標示其特色。

本書為深究及了解現代醫學在台灣如何涉入多重的歷史意義,關注現代醫學在兩種層面的實踐(practice):(1)醫學作為一種文化力量;(2)醫學作為現代國家政治體制的一環。就前者而言,誠如醫學史家Roy MacLeod所言:「醫學明顯是一種文化體制,以及典型的西方文化」,「西方醫學向海外傳播的過程是作為一種文化力量本身,也是西方擴張的代理者之一。」不過,相對於西方歐美國家的醫學,台灣社會也有自身的醫療文化。依據醫學人類學的觀點,人類社會面對疾病威脅時,會創造出一種以醫治及預防疾病的因應策略,構成所謂醫療體系,這是由知識、技術、習慣、規範、信仰、價值觀等組成,是所處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台灣島嶼自早先南島民族移住,以及近3、400年漢人來台拓墾定居,各自形成及擁有處理疾病和維護健康的醫療體系,分別為原住民族醫療和漢醫醫療體系。

若醫學是一種文化力量,在不同族群社會接觸,且爆發特定的疾病或傳染病之際,極可能構成接觸地帶(contact zone),醫學或醫療措施正是反映雙方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也是一種殖民的情境。舉例言之,在清代台灣拓墾史上,1797年福建漳州人吳沙率領移民以武裝拓墾蘭陽平原,原住民噶瑪蘭族爆發天花流行,削弱該族人反抗力量;而天花病菌又可能是漢人挾帶而來,是漢醫體系所熟知的疫病,吳沙得以運用漢醫藥治療該族人,取得其信任,使漢人順利入墾蘭陽地區。至於晚清進入台灣的西方現代醫學,正值西方醫學專業化發展,展現超越台灣本土漢醫和原住民族醫療的文化優勢。日本治台後,西方醫學化身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實力,現代醫學與外來殖民政權結合,形成更具權威性的支配力量。在此過程中,當時台灣社會主流的漢醫體系與西方現代醫學的接觸地帶,必然深度反映外來殖民與本土社會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或者理應如英國醫學史家大衛.阿諾(David Arnold)所言,醫學是一種本身就能產生影響力的殖民勢力、政治權威和社會控制的資源。

不過,文化接觸的另一重要現象為文化間相互的交流與影響,即「文化匯流」(transculturation)。在這個權力相互競逐的場域,雙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現代醫學與本土社會和醫療體系之間可能相互激盪,造成雙方關係的改變,包括引發台灣本土社會及醫療體系的各種反應,如抵抗、接受或者因應變革,進而形塑台灣自身現代醫學發展的面貌。對於探究台灣醫學史而言,是重要而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

其二,醫學作為現代國家政治體制之一環。不僅是指現代醫學作為國家科學實力,更重在成為福國利民、營造國家民族健康的知識/技術,並整編於公共衛生體系。在台灣歷史上,這是伴隨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並因應殖民治理的需求而展開;其背景則與日本明治維新為締造近代國家有關。1868年,明治政府派遣使節團前往歐美考察,長與專齋(1838-1902)負責考察醫學、醫療等相關事務,他發現國家應建立一個維護及監控國民健康的行政組織。他選用中國傳統典籍《莊子》中的「衛生」一詞來稱呼之,也是明治政府內務省衛生局的由來。儘管這個詞彙原意是保衛個人生命,但將其運用於國政之後便有全新的意涵,即透過國家行政組織,將中央政府、科學家、醫師、警察、軍隊和人民連結成一個整體,共同努力保護國家民族的身體健康。這個全新的語彙概念不僅是明治政府建立公衛政策的依據,也是日本在東亞地區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個核心戰略。

對於台灣公衛史而言,台灣最早系統性的公共衛生,誠然是19世紀末日本基於殖民統治之必要,特別為有效控制傳染病,所建立的公共衛生體系,相較於日本本國必然有所差異或不均等。由於台灣地緣政治的重要性,20世紀上半葉位處兩個帝國體系之邊陲位置: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二次大戰後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的美國,也促成台灣公共衛生的持續發展。即伴隨日本在台殖民統治趨於鞏固,因應在台日本人(特別是定居人口)增多,以及台灣成為日本帝國南進基地的需求,台灣的公共衛生不僅有階段性的發展,並逐漸與日本帝國中心同步。二次大戰後,台灣進入另一階段、跨時代公共衛生轉化,即因應戰後東亞冷戰局勢,美國為鞏固東亞地區反共勢力,將台灣視為美式醫學衛生的示範地。從戰前日本德日式殖民近代衛生,轉換至美式醫學衛生體系,其間日本遺產如何存續,或其中的延續與斷裂問題,都影響台灣自身現代醫學與公衛發展,也是重要的歷史課題。

基於以上醫學史核心概念,並為提供年輕學子適合的學術引導,本書對於文章的選擇著重5項原則:(1)藉由文章研究的主題,架構台灣醫學與公衛史發展的主軸,闡述台灣醫學公衛歷史脈絡。因此,選文涵蓋清代、日治、戰後等時期,並依據歷史時序編排,以窺見整體台灣現代醫學歷史之縱深。(2)重視醫學衛生史研究累積,選擇研究者代表性及重要的研究成果,呈現台灣醫學公衛史研究活力。(3)重視醫學公衛史研究的開創性,無論是研究主題、問題意識、新史料發掘、或者研究方法等各方面的創新,展現此研究領域新面貌。(4)重視研究累積和學術傳承,關注此跨領域研究的重要觀點及其運用成果,如:後殖民和殖民現代性觀點、國際史研究取向,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等。(5)儘量避免重複出版,晚近國內學術界醫學史研究成果出版是一種熱門現象,反映醫學史研究群活躍的研究能量,然基於尊重作者著作權,或者珍惜學術資源,宜避免重複選錄。整體而言,本書因篇幅限制僅能收錄9篇文章,未能收錄的優秀學術論文甚多,可參考書末所列之延伸閱讀書目。

二、晚清西方現代醫學與教會醫療

在台灣醫學史上,19世紀後期西方現代醫學進入台灣,主要憑藉西方國家海外拓殖的先驅「教會醫療」。這原本是外來、異質的教會醫療歷經傳衍發展,與台灣土地和人民生息共同演變,其後轉化為台灣本土現代醫療體系的重要一環。西方教會醫療於晚清、1860年代進入台灣後,究竟採取何種策略或者具備何種特性,轉化其外來、異質成分而融入台灣社會?

依據這方面相關研究成果顯示,晚清西方教會醫療呈現的幾項特性,一是開辦以本地人為主的醫院,在醫療上跨越族群、社會階層、性別,施行低廉的普及醫療,或與傳教活動結合施行免費醫療,體現博愛慈善的宗教特點。二是傳道醫師接受過現代醫學專業化訓練,或者傳教士具備現代醫學或藥物知識技術,這部分與19世紀後期西方醫學進展有關,如外科醫療技術及奎寧藥物,成為教會醫療的利器。三是創辦教育,培養本土傳道人才,包括男性與女性傳道師,和訓練醫療助手,建立本地教會傳統。這點也與西方傳教士積極融入台灣本地社會有密切關係,從積極學習和使用本地語言、尊重本地風俗習慣和文化、甚至與本地人通婚。另一不可忽略的政治因素,是教會醫療以當時西方殖民帝國為後盾,使其無往不利。又台灣北部與南部教會醫療呈現性別的殊異,南部教會因女醫師和護理人員的參與,取得婦女群體的信任。

19世紀後期西方醫學進入台灣的管道,除教會醫療之外,還有服務於清帝國海關的英國醫官,反映西方醫學伴隨西方國家的海外拓殖活動而向外擴散。基本上,1858年《天津條約》實施之後,掌握清帝國海關的英國人開始在通商港埠派駐醫官,建立海關醫療勤務。台灣在1860年代初開港通商,先後開設淡水、安平、基隆(雞籠)、高雄(打狗)海關,隨即也配置海關醫官服勤。當時海關醫官絕大多數是英國人,其中又以愛爾蘭和蘇格蘭醫學校畢業者居多,他們醫療服務對象是港埠地區的西方人及其家眷、僕從,也在當地醫院看診,醫治本地人;同時,兼觀察、記錄通商港埠的疾病與衛生狀況,為19世紀後期台灣地方疾病及醫療狀況留下難得的紀錄。

在當時海外醫療工作上,西方教會醫療與海關醫官面對一些共同難題,促使其合作應對,呂佩穎、賴淑芳〈19世紀福爾摩沙醫學教育溯源:打狗慕德醫院及其附設醫學校〉一文討論這方面的課題。該文主要研究台灣醫學史上第一所施行西式醫學教育的醫學校,從三方面展現研究的開創性。首先是對於醫院及醫學校設立的時代背景、發展原委、所在位置、醫學教育內容、畢業生、以及影響和意義等,提出脈絡性的完整分析。文中,就時代背景因素指出:19世紀中葉英國醫學和傳教出現向海外發展的新動力,並藉由大英帝國殖民網絡而推廣;以及晚清台灣開港之後,英國傳教醫師與海關醫官如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萬大衛(David Manson, ?-1878)等人相繼來到打狗。至於慕德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的由來,是以1866年馬雅各於旗後設立的醫館為基礎,教會醫療與打狗海關醫官合作為開端;其後,延伸為打狗與廈門兩港埠當地和外國人以紀念病逝的萬大衛為由,捐款興建慕德醫院。

其次,該文運用關鍵的外文檔案,釐清這所學校的位置,勘正目前多數文獻的錯誤;論證指出︰畢業生名單中未有許多文獻提及的台籍學生林晟。第三,深入討論梅威令(William Wykeham Myers, 1842-1920)於1884年成立的慕德醫院附設醫學校(Medical School of 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教育課程,這是項僅開設一期、具有實驗性的醫學教育計畫。這項計畫的動機是醫務上人力的需求,及改變當地人對西式醫療的誤解和迷信。此外,教育計畫以蘇格蘭醫學教育為典範,從4年專科醫學課程安排,到各專科醫師所主持的兩階段嚴格考試制度。儘管計畫執行過程遭遇中國社會文化各種阻難,梅威令仍逐一克服、解決,包括語言(英語)障礙,改從香港尋找適合的學生;中國社會無法接受解剖大體之行為,便準備法國產臘製人體模型素材作為替代;以及因男女分際分明,西醫學生難以有接生之臨床培訓經驗,只好多方製造學生見習機會等。

以上,這篇文章從英國海關醫師的角度,探究其試辦醫學教育的原委,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歷程。醫學作為一種文化體制,漢人社會對於西方現代醫學的抵抗勢所難免。相反的,梅威令克服阻難的決心,或能呼應李尚仁的研究所言:海關醫師持有歐洲優越感以及文明教化任務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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