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注目新書 / 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

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

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5

「歷史有如夢魘,我掙扎從中醒來。」──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

1937年夏天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臺靜農(1902-1990)和千百萬難民撤退到大後方。他落腳四川江津,先於國立編譯館擔任主編,隨後受聘執教白沙女子師範學院。戰爭帶給他重重考驗,包括痛失愛子。但一如他日後所言,這只是「喪亂」之始。也就在此時,他寫下《亡明講史》。

臺靜農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傳奇人物。因為家國喪亂,他的生命被切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臺靜農生於安徽,青年時期深受五四運動洗禮,關心國家,熱愛文學,並視之為革命啟蒙的利器。1925年他結識魯迅(1881-1936),隨後參與左翼活動,1930年北方左聯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因為左派關係,他飽受國民黨政府懷疑,1928至1934年間曾三次被捕入獄。抗戰時期臺靜農避難四川,巧遇五四先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1879-1942),成為忘年交。

抗戰勝利後,臺靜農並未能立即離開四川。1946年去留兩難之際,他覓得國立臺灣大學一份教職,原以為僅是跨海暫居,未料國共內戰爆發,讓他有家難歸。在臺灣,臺靜農度過了他的後半生,他鄉成為故鄉。

臺靜農在臺大中文系任教二十七年,其間任系主任長達二十年,廣受師生愛戴。除任教治學外,他以書法見知藝壇,尤其擅長倪元璐體,被張大千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臺的才情風範成為五四一輩來臺學者的典型,然而在彼時的政治氛圍下,他對早年的經驗諱莫如深──包括了戰時所寫作的《亡明講史》。

*

《亡明講史》顧名思義,講述明清易代之際,天崩地裂的一段史事。全書始於李自成(1605-1645)攻陷北京,長驅直入紫禁城自立大順王,百官四散,崇禎皇帝(1611-1644)走投無路,自縊景山。繼之福王在亂中建都南京,是為弘光朝。此時清軍已經席卷大明半壁江山,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兀自內鬥不已。福王昏聵顢頇,耽溺酒色,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左良玉、劉澤清擁兵自重,史可法等少數忠臣良將一籌莫展。這是一齣完美的亡國大戲。果然,清兵不久長驅直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最後南京淪陷,福王竄逃,未幾被俘。南明弘光一朝從開始到結束,為時不過一年。

《亡明講史》完成於抗戰最膠著的時期,廖肇亨推斷為1940年前後;因為陳獨秀在當年秋天已經先睹為快,並致書臺靜農,鼓勵他「修改時望極力使成為歷史而非小說,蓋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雖流傳極廣,實於歷史、小說兩無價值也」。陳獨秀是五四運動和左翼革命的先驅,也是中共黨史早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之後被貼上托派標籤,驅逐出黨,並進了國民黨的監獄。臺靜農認識陳獨秀時,陳甫出獄,窮途潦倒。兩人很快在彼此身上找到默契:他們都曾經是革命理想的信徒,卻各自走上曲折道路。時不我與,他們流落在西南邊陲小城,幽幽相濡以沫。

在對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刻,臺靜農寫出一部滿清滅明的小說,自然是甘冒不韙。原因無他,此書太容易被視為諷刺國民黨政權的末世寓言。這段期間他曾先後寫出雜文,針砭時政,感傷民生。《亡明講史》更以「講史」形式,暗示歷史的永劫回歸:大敵當前,國民黨退居西南,紛紛擾擾,何曾全力投入抗戰?明亡殷鑒不遠,民國的命運又是如何?

臺的譏誚可能出於早年政治經驗,但更來自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心聲。不論如何,這是一部危機之作,也是一本危險之作。日後他攜帶此一書稿來到臺灣,在戒嚴的時代裡,當然心存顧忌。《亡明講史》被束之高閣,良有以也。

我們今天該如何評價這部遲到八十年的抗戰小說?抗戰期間流亡知識分子顛沛流離,每有興亡之嘆。南明作為隱喻,清代即有脈絡可尋,此時又成焦點。陳寅恪(1890-1969)北望中原,曾寫下:「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陳的亡明情結延續到1950年代,以《柳如是別傳》(1958)為高潮。馮友蘭(1895-1990)則以較樂觀的眼光看待,稱之為「第四次南渡」。馮認為中國歷史的前三次南渡分別是第四世紀的晉室南渡、十三世紀的南宋偏安,與十七世紀的南明起義。這四次南渡都是因為異族──胡人、女真、滿人、日本人──侵略中國而發生,每一次侵略都將中華文明逼向一個存亡危機;政治正統、文化與知識命脈都備受考驗。馮友蘭宣稱抗戰引發的第四次南渡將以北歸作結;貞下啟元,剝極必返,中國必能復興。

相對於此,左翼文人如阿英(錢杏邨,1900-1977)在上海寫出南明系列戲劇《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張蒼水》。郭沫若(1892-1978)則於1944年──明亡三百週年(1644-1944)──寫出〈甲申三百年祭〉。郭以李自成農民起義的角度寫出革命的史前史,讚美闖王的反叛精神,遺憾其人剛愎自用,終不能成大業。他並推崇仕宦子弟出身的李岩,「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郭期待延安的共產黨記取甲申教訓,為革命開出新局。郭文引來國民黨強烈抨擊,日後卻成為革命書寫名篇。

臺靜農在甲申之前數年就寫出《亡明講史》,即使無意為風氣先,也的確流露出一種強烈的世變心態。國難當前,當權者卻依然貪腐無能,有識之士怎能不憂心忡忡?但臺靜農與郭沫若極有不同之處。對郭而言,歷史進程必須以革命來實踐,延安勢力不啻是民間起兵的進步表徵。他期望的歷史充滿破舊立新──尤其是建構國家民族──的力量。然而對臺靜農而言,歷史已經失去了這種承載過去、建構未來的目的性。他固然期待巨變,但對於巨變之下的不變──人性的卑劣、世事的無常、命運的「無物之陣」──卻有不能自已的憂懼。

這讓我們再思《亡明講史》敘事風格的特徵。改朝換代、國破家亡原來是再沉重不過的題材,臺靜農卻採用了輕浮滑稽的方式敘述。崇禎王室最後一刻紊亂暴虐、宗室朝臣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爾虞我詐,霎時大難臨頭,一切灰飛煙滅⋯⋯,他的敘事者彷彿立意將明朝滅亡寫成一齣鬧劇。當皇帝與外寇、亂臣與賊子都成了跳梁小丑時,起義也好、戰爭也好、甚至屠殺也好,都不過是充滿血腥的笑話。當歷史自身成為一個非理性的混沌時,史可法等少數典範也只能充當荒謬英雄罷了。

《亡明講史》讀來不像一般我們所熟悉的歷史小說。這也許是為何陳獨秀看過初稿後,有所保留的原因;他希望臺靜農將小說寫成歷史,但臺靜農卻視歷史猶如小說。陳獨秀低估了臺靜農的心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臺靜農何嘗不曾「吶喊」過、「徬徨」過?但到了抗戰前夕,新文學的範式顯然已無法表達他所感的時,或他所憂的國。在革命與啟蒙之外,他感受到更蒼莽的威脅鋪天蓋地而來。無論政治抱負上或個人情性上,他都面臨著此路不通的困境。《亡明講史》那樣陰暗卻又輕佻的口吻,已經清楚標示他的危機感。在這方面,臺靜農對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魯迅。

*

1922年底,臺靜農成為北大學生,不久即參與五四三大現代文學組織之一「明天社」的創立。1925年,臺靜農結識魯迅,迅速成為亦師亦友的知交。他們與幾位友人組織了「未名社」,譯介外國文學,特別是蘇維埃文學。與此同時,他也編輯了文學史上第一本魯迅作品批評論文集《關於魯迅及其著作》。1930年秋,臺靜農和一群友人共同提倡創立「北方左聯」(次年年初成立),臺順理成章的擔任常任委員之一。1932年,魯迅因為臺的協助才能回到北京小住,發表了著名的「五場談話」,並參與兩場地下論壇,而未遭到當局刁難。臺靜農與魯迅的深厚情誼也可從兩人的書信往來,以及臺靜農關於魯迅的演講與寫作中一見端倪。1937年北平淪陷前一夜,臺靜農手鈔魯迅舊體詩三十九首,攜帶出奔。

五四之後,臺靜農開始小說創作,1928至1930年間,出版了《地之子》與《建塔者》兩本短篇小說集。《地之子》描繪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深陷苦難與惰性的循環,無法自拔;《建塔者》則彰顯了革命青年如何建立起高塔般的使命,捨身蹈火在所不惜。合而觀之,兩作指出當時小說寫作的兩種趨勢:鄉土寫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穿梭在「地」與「塔」之間,臺靜農為1920年代末中國小說添上最精彩的一筆。他精練的修辭、抑鬱的風格,乃至對寫作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的思考,在在令我們想起魯迅。魯迅所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有臺靜農小說四篇,是為收入篇數最多的作家之一,魯迅對臺的欣賞,可見一斑。

樂蘅軍曾指出臺靜農早期小說展現「悲心」與「憤心」的張力。《地之子》直面人世苦難,企圖以無比的悲憫包容眾生。但在革命的時代裡,「悲心」很快就為「憤心」所取代。《建塔者》描寫革命青年如何飽受冷血迫害及自我抑鬱的折磨。這些故事結構零散,聲調若斷若續,彷彿要講述的真相總是難以說清;敘事者就像是個劫後餘生者,從死亡的淵藪帶回那一言難盡的訊息。

1930年代前後,臺靜農遭遇一系列政治打擊。先是1928年初,未名社因為出版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被北京當局強迫關閉。臺靜農和另外兩名譯者韋叢蕪與李霽野,遭到逮捕。臺靜農入獄五十天,案情一度「頗為嚴重」。1932年末,臺再次因持有革命宣傳資料與炸彈的嫌疑被捕。儘管最後無罪釋放,他卻因此失去輔仁大學教職。1934年7月臺靜農第三次入獄,罪名仍為共產黨關係。1935年出獄後,臺靜農在北京已無立足之地,只能在福建、山東等地尋覓教職。這些經驗日後他雖絕口不提,但無疑已成為憂鬱核心,滲入他的寫作甚至書法。

如果臺靜農早期作品證明了他的「悲心」或「憤心」,《亡明講史》則透露出他橫眉冷言、笑罵一切的犬儒姿態。臺靜農的「悲心」與「憤心」來自於他仍然視歷史為有意義的時間過程,有待我們做出情感與政治的取捨。他的犬儒姿態則暗示他看穿一切人性虛浮與愚昧,進而嘲弄任何改變現狀的可能。如此,他筆下的史觀就不賦予任何一個時代,不論過去還是未來,本質上的優越性。當下看來就像是過去的重複,反之亦然。

這一風格立刻讓我們聯想到魯迅的《故事新編》(1936)。晚年魯迅自謂以極盡「油滑」之筆重寫歷史或寓言;他刻意顛倒時代,張冠李戴,故事於是有了新編。在大師筆下,儒墨道德君子淒淒惶惶猶如喪家之犬,自命清高的老莊也難逃裝模作樣的嘲諷。縱是女媧的補天之舉也只落得一場徒勞的鬧劇。「油滑」的極致,不僅人間的秩序失去意義,天地的秩序也紛然瓦解。無物之陣的狂歡一旦啟動,不論什麼革命進步方案都注定被吞噬殆盡,就像〈鑄劍〉中人頭滾動的那口大鼎一樣。

臺靜農以類似角度看待晚明──或抗戰──天崩地解的現象,激烈性可想而知。他隨性出入古今,從晚明看見民國,從文明看見野蠻。他質疑歷史大敘事「詩學正義」的可能。我們閱讀史可法的孤軍奮鬥、或揚州十日的屠城死難,與其說感受到天地不仁的悲愴,不如說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虛浮。錢謙益等士大夫的惺惺作態,崇禎皇帝的殉國死難,或弘光皇帝的昏聵荒淫,不過殊途同歸,都為大明送終而已。臺靜農如此描寫崇禎的最後一刻:

宮中樹木新葉正發,晨光中已能辨出油綠的柳色,皇帝不禁心酸,霎時間過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一一的陳現在面前,忽又一片漆黑,一切都不見了,只有漆黑。

他筆下的揚州十日:

且看這偌大的揚州城,被清兵鬧得比地獄還慘,姦搶焚殺,無所不為,正如三百年後現在的日本兵的獸行一樣⋯⋯五天的光景,就屠殺了八十多萬人,婦女上弔的投水的被擄去的,以及餓死的駭死的還不在數,作者不用在這裏重述了,讀者自己去翻翻這篇血史罷,看看同我們的日本敵人現在放下的血債有什麼分別沒有?

在這層意義上,《亡明講史》流露的幽暗意識不再局限於政治、道德批判,而有了本體式的、橫掃一切的戾氣。

*

趙園論明末時代氛圍,總以王夫之所謂「戾氣」二字。她在時人論述裡不斷發現「乖戾」、「躁進」、「氣矜」、「噍殺」、「怨毒」等字眼,顯現一個激切紛亂,上下交征的時代如何動人心魄。始作俑者當然是皇朝無所不在的暴虐統治,尤以對待士大夫為甚。有關明代種種鉗制、杖殺、逮繫、監視、流放的「規訓與懲戒」已有極多研究,趙園則提醒我們,這樣的統治風格如何滲透至各個階層,形成見怪不怪的感覺結構。帝國表面踵事增華,恐怖與頹廢的暗流早已腐蝕民心,以致沆瀣一氣。

時至晚明,朝中閹黨與東林黨鬥爭你死我活,幾無寧日;上行下效,民間也形成尖峭寡恩的風俗。劉宗周因此感嘆:「乃者囂訟起於纍臣,格鬥出於婦女,官評操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又何問國家擾攘!」更重要的,戾氣所及,穿透輿論清流,模糊了仁暴分野。鼎革之際,烈夫節婦或殉難、或抵抗者不知凡幾,固然展示誓死如歸的勇氣,換個角度看,卻也不無鋌而走險、甚至「施虐與自虐」的徵候群。

《亡明講史》寫盡了彌漫明清之際的戾氣。這戾氣吞噬袁崇煥、左光斗,也吞噬魏忠賢、李自成;吞噬史可法、高傑,也吞噬馬士英、阮大鋮。掩卷興嘆之餘,我們要問,作者臺靜農自己不也難以倖免?全國抗日的時刻,敵我忠奸的殺伐之氣甚囂塵上,而臺靜農似乎走得更遠,流露出玉石俱焚的憂鬱和詛咒。怨毒著書,史遷不免。但他必已感覺《亡明講史》這類作品可一而不可再。

如何化解這樣的戾氣成為臺靜農最大的考驗。我所關注的是,臺靜農撰寫《亡明講史》同時,已經開始舊體詩創作。他的幼學不乏舊詩訓練,轉向五四後擱置已久。新文學引領他寫出《地之子》、《建塔者》這類標榜現實主義人道精神的作品,然而曾幾何時,他逐漸理解新文學一樣不脫程式化的形式和窠臼,現實主義也每每沾染意識形態色彩,變得毫不現實。生命的困蹇無明讓他體會啟蒙與革命的局限。眼前無路想回頭,臺靜農有意識的透過古典詩歌另闢蹊徑,探尋一個可以疏解鬱憤與憂患的管道。

離開晚明,臺靜農發現了六朝,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大裂變的時代。他從阮籍、嵇康等人的吟詠中找到共鳴。臺靜農此時的舊體詩均收入《白沙草》,其中最動人的作品無不和歷史感喟有關。以〈夜起〉為例:

大圜如夢自沉沉,冥漠難摧夜起心。
起向荒原唱山鬼,驟驚一鳥出寒林。

首聯呈現一個天地玄黃、淒清有如夢魅的情境。次聯寫夜不成眠的詩人起身朗讀〈九歌.山鬼〉,彷彿與兩千年前《楚辭》的迴聲相互應和。詩人的悲聲劃破了夜晚的寧靜,寒林中一隻孤鳥受了驚擾,突然撲簌飛出。而我們記得阮籍《詠懷詩》裡就充滿了孤鳥的意象。

或有人認為臺靜農因此背離了他早期的信念。但我認為舊體詩其實將他從啟蒙萬能、革命至上的決定論中解放出來,也為《亡明講史》那樣的虛無感提出超越之道。舊體詩引領他進入一個更寬廣的記憶閎域中。在那裡,朝代更迭、生死由之,見證著千百年來個人和群體的艱難抉擇。舊體詩的繁複指涉構成一個巨大、多重的時間網絡,不僅瓦解了現代時間單線性軌跡,也促使臺靜農重新思考「講史」的多重面向。面對古今多少的憧憬和虛惘,他豈能無動於衷?換言之,臺靜農是以回歸傳統作為批判、理解現實的方法;他的懷舊姿態與其說是故步自封,不如說形成一種處理中國現代性的迂迴嘗試。

不僅如此,正是寫作《亡明講史》期間,臺靜農開始寄情書法,竟欲罷不能。他在書法方面的創造力要到定居臺灣後才真正迸發,並在晚年達到巔峰。從文學到書法,臺靜農展現了一種獨特的「書寫」政治與美學。他早年追索人生表層下的真相,務求呈現文字的「深度」;饒有意味的是,他晚年則寄情筆墨線條,彷彿更專注於文字的「表面」功夫。

值得注意的是,臺靜農重新開始書藝時,先以王鐸(1593-1652)為模範,後轉向倪元璐(1593-1644)。王鐸風格酣暢奔放,相形之下,倪元璐則字距緊俏,筆鋒欹側凌厲,彷彿急欲脫離常規結構,收筆之際卻又峰迴路轉,彷彿力挽奔放的墨色。倪元璐與王鐸同為東林黨人。東林黨在崇禎時期捲土重來,政治影響力自然有助於倪、王等的書藝地位。但兩人不同之處在於:明亡王鐸降清,倪元璐則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自縊殉國。

臺靜農初遇倪元璐書法時,《亡明講史》完稿不久,倪殉國一事也為小說所描繪。我們不難想像,在滿紙昏君亂臣賊子的荒唐行徑後,臺靜農必然對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書法的創造力有很大的層面來自臨摹參照,促使書寫者進入意圖和中介的辯證層次:就是生命與意象、人格與字體相互指涉的呈現。《亡明講史》對中國文明、政治未來充滿猶疑,而倪元璐的書法則確認了忠烈意識的久而彌堅。

在這樣的脈絡裡,我們見證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對話與轉折。悲心與憤心,戾氣與深情,臺靜農的後半生不斷從書法與寫作中嘗試折衝之道,死而後已。《亡明講史》正位於他生命轉折點上。這本小說未必是臺靜農文學創作的最佳表現,但內蘊的張力關乎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那是怎樣糾結鬱悶的徵兆?大勢既不可為,唯餘小說一遣有涯之生。然而即使是遊戲文章也只能成為「抽屜裡的文學」。

故事新編,亡明「講史」講不出改朝換代的宏大敘事,只透露「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歎息。的確,抗戰流亡只是又一次「喪亂」的開始。幾年之後臺靜農將跨海赴臺,而且在一個他未必認同的政權治下,終老於斯。

《亡明講史》成稿八十年後,我們閱讀此書又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感觸?海峽彼岸大國崛起,文網鋪天蓋地,對知識分子的壓制變本加厲。海峽此岸急欲擺脫南朝宿命,重新「講史」──南明不過是東亞史的一頁,有何相干?當此之際,臺灣小說家駱以軍寫出《明朝》(2019)──「明朝」既是明日黃花的過去,也是明天以後的未來。撥開華麗的表面文章,一個充滿戾氣的時代撲面而來。喧囂與狂躁凌駕一切,虛擬與矯情成為生活常態。

歷史不會重來,一切卻又似曾相識。亡明作為隱喻,有如奇特的接力暗號。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戰鼓聲中,在「芒果乾」的勝利大逃亡中,亡明的幽靈何曾遠去?歷史有如夢魘,我們仍然掙扎著從中醒來。

*

《亡明講史》終於出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廖肇亨博士功不可沒。2004 年春天,我在文哲所客座訪問,某日在書庫遇見肇亨,他告訴我為籌備臺靜農先生百歲展覽,發現《亡明講史》稿本。我有幸先睹為快,深為臺先生這本戰時小說所震撼,一位學者的隱微心事,盡在其中。當即約定日後此書刊印,必定共襄盛舉。

臺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為臺靜農先生弟子,也是肇亨的老師,多年以來極力推動《亡明講史》出版。所遺憾者,柯老師未能親見此書付梓而遽歸道山。遙念慶明老師當年聞我從事臺靜農研究,每次會面必作竟日長談,傾囊相授之餘,並賜贈大批珍貴資料。從臺先生到柯老師到肇亨,《亡明講史》的出版,見證臺大中文系三代學者的傳承。我雖非中文系出身,也有如身在其中,為之感動不已。是為記。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