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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混血》導讀:〈生而跨界〉

生而跨界:《歐亞混血》的跨界閱讀

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這是一部關於混血兒的歷史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混血,而是「歐亞混血」,指的是歐美白種人與亞洲人之間生下的後代。本書的分析,則集中在美國白人與華人/中國人通婚後所生的子女及其後裔。作者鄧津華教授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講座教授,也是全球語言(Global Languages)學程主任。《歐亞混血》是她繼《臺灣的想像地理》(Teng 2004)後,另一本極具開拓性與創新性的力著,非常值得向台灣與華語世界的讀者推介。

依筆者所見,歐亞混血最根本特徵在於肉眼可視的「跨界」─他們跨越(有時甚至可說是「逾越」)了種族、國家/國族、文化的界線。和他們的父母輩不同,歐亞混血並非主動或根據自己的意願而選擇跨界,而是從出生就注定要跨界,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上一代跨界的產物,而且這種跨界是肉眼即可觀察辨識的,表現在其膚色、外貌等身體特徵上。筆者將在下文指出,這種可被看見的、身體化的跨界特徵,對於理解歐亞混血的社會處境及自我認同十分重要。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歐亞混血這個主題,本身就蘊藏極為豐富的議題值得探究,從跨國遷徙、移民、異族婚姻、種族(race)、族群(ethnicity)、國族(nation)、混種/混雜(hybridity)、邊緣人、污名(stigma)、標籤化、文化差異、同化、涵化、公民身分、性別權力到身分認同、集體記憶等,不一而足。而這些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繁複議題,本書幾乎方方面面全部都照顧到了─儘管作者未必使用上述的概念語彙。因此,雖然這是一部史學專著,內容卻充滿社會學的趣味與洞見,筆者也打算從社會學的角度,帶領讀者先對這部題材豐富的歷史學傑作來一趟跨界閱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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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章節安排結構清楚,寫作亦具文學巧思。全書共八章,分成三部,分別以「論辯通婚」、「論辯混種」與「宣示認同」為主題,每章都以一段故事性極強的個案作為楔子(prologue)揭開序幕,讀起來饒富趣味。作者一開場就以一個與台灣有關的八卦話題揭開序幕──一位成功的職業婦女打算赴美以人工受孕的方式生個混血寶寶,因為混血兒比較漂亮且受到歡迎。台灣讀者對這樣的話題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因為台灣演藝圈也有不少知名的混血兒,從早期的賴佩霞、費翔,到近年來的許瑋甯、昆凌等,政壇也有曾任立委的蕭美琴,大家對上述這些人的印象大部分是輪廓較深,「顏值」頗高。但顯然身為歷史學家的作者興趣不在八卦,而是想要刨根究底,探討當今社會環繞著混血兒話題所隱含的「事物的種族秩序」(the racial order of things)──一個十分傅柯式(Foucauldian)的主題─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追本溯源,歐亞混血之所以產生,當然要從他們與異族通婚的上一代開始說起。第一部「論辯通婚」分別以兩樁中、美跨國聯姻開場,首章登場的主角正是開風氣之先、有「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之譽的容閎。「跨族通婚」現在可能被認為頗常見,過去卻備受爭議與歧視。然而,正如作者所說,很多人以為在相對保守的十九世紀後半,跨國婚姻必然為雙方母國社會所反對,但其實不然。在美國,有些人堅決反對,有些人抱持疑慮,有些人則引以為榮。在中國,跨國聯姻/異族通婚也對當時正在形成的國族論述產生影響,有些人視為叛國行為,有些擔心這會引起外國對中國的滲透,有些則認為這有助於中國與外國結盟。第二章以梅.法藍金《我的中國婚姻》為基調,探討一個白人女性如何成為中國人,背後牽涉的則是性別與隸屬公民權(dependent citizenship)的問題。1907年美國通過《婚姻放逐法》(Marital Expatriation Act),在「妻權從夫」的立法原則下,與外國公民結婚的美國女性便喪失公民權。梅.法藍金便是因為與來到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黃添福結婚,便喪失美國人身分,甚至在戶口普查時被登記為「華人」。丈夫過世之後,梅.法藍金帶著三名子女回到密西根州安娜堡老家,日後在其回憶錄標榜自己是「唯一一位受過男女同校教育,並在中國婆婆的屋簷下,以中國貴族之妻的身分生活的美國女性」,以親身體驗告訴美國讀者,她如何成為被中國婆婆接受的外來媳婦:學習中國話與中國飲食習慣,按照中國的文化習俗與規矩來教養孩子,甚至穿上中國傳統服裝來彰顯其認同中國。

第二部「論辯混種」,主角則轉移到上述婚姻所產生的後代;作者檢視環繞「混種」所產生的科學與非科學的論述,發現他們有時被當成「問題」,有時被當成「希望」。第三章以極富戲劇性的喬治.阿波為主角,檢視美國新聞媒體中的「雜種退化」論述。阿波的父親名為李阿寶,出身寧波(因此產生這個奇特的姓氏「阿波」),移民美國之後與同屬勞工階級的愛爾蘭移民結婚,在美國國慶的7月4日當天生下一名男孩,取名「喬治.華盛頓」,用意當然是為了發揚美利堅開國精神,以積極融入新世界。可惜事與願違,喬治.阿波因家道中落淪為知名罪犯,他的獨特外貌與身世引發美國媒體的獵奇興趣,把歐亞混血視為當時美國面臨的「華人問題」(Chinese Question)一部分。媒體帶著「愛憎交織」的複雜情緒,將歐亞混血稱為「半種人」─這個指稱本身即隱含歧視意味,因為「半」暗示著「不全」─認為混種雜交導致墮落與退化,因為他們遺傳了兩邊最糟的部分。

第四章的主題和第三章恰恰成為對比,從「雜種退化」轉變為「雜種優勢」。就在美國為了「半種人」的墮落與罪惡爭論不休時,在太平洋彼岸,中國思想家正在擘畫種族混血的美好願景─當然,此處的混種想像僅限白種與黃種。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思想家,為了挽救日益衰頹的中國命運,積極吸收引介西方的優生學,提倡種族雜婚以改良人種,讓白種人的血液來提振黃種人的體質,以達到「強國強種」的目標。這樣的想法一直到民國時期都還可見,「雜種」不再被污名化,反而被理想化成為一種生物學上的優勢。

第五章的焦點則從生物學轉到社會學,比較中美社會學者對跨國婚姻的研究。作者在本章對比兩個不同社群(恰好也是兩個不同種族背景的社會學者所做的調查研究):來自美國的拉姆森針對上海美僑社群所做的研究,與來自中國的吳景超針對紐約華人社群所做的研究。這兩位社會學者均受到芝加哥學派的帕克(Robert Park)影響,絕非偶然,因為芝加哥大學1892年設立了全美第一個社會學系,剛在學術界站穩腳跟的社會學家積極在社會議題上發言,都市移民研究更是芝加哥學派的拿手強項,而他們也將關於混種的論述,從生物性質轉向社會脈絡。在吳景超和拉姆森兩人的研究中,我們清楚看到社會脈絡至關重要,因為歐亞混血所處的社會脈絡不同,受到的對待與表現出來的特徵也十分不同。將本章與上述兩章合在一起看,會發現我們對過去的理解所根據的某些概念(例如種族),其實本身也在變異演化。

第三部「宣示認同」,則是讓這些歐亞混血的後代不再是被觀看、描述、研究的對象,而是自己跳出來現身說法,透過生命敘事等不同類型的作品展現自我。第六章與第七章的標題─「奇特的神色」與「看起來不像華人」─再次彰顯出筆者一開始所說「可被看見的身體化跨界特徵」在形塑歐亞混血認同時產生的重大影響。第六章首先再次回顧種族劃界的問題,作者引述阿波的自傳與水仙花的作品,質疑他們的自我宣示是否足以撼動多數—少數的二元對立,還是說無論是多數族群或少數族群,背後仍然隱含某種「單一族裔主義驅力」(monoracialist impulse),使得這些人無處安身?第七章以兩位歐亞混血女作家鄭何艾齡與韓素音為例,討論自認中國人的歐亞混血,如何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國與香港)中維繫並宣稱其華人認同。作者巧妙地用兩個押韻的英語詞彙來提示華人性(Chineseness)宣稱的不同要素:血統與意願(descent and consent),頗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在美國,一個人一旦「混種」就無法成為「白人」;在中國,混種並不妨礙華人性的宣稱(儘管她們必須更努力從文化等各方面證明其「華人性」),但「血統」(尤其父系血緣)仍然是宣稱華人的一個重要因素。第八章以洪耀芝在戰間期成立的香港歐亞同仁會為例,探討混種主體是否真的挑戰或解構既有的認同範疇,還是依循舊的模式,形成新的認同?這個明訂以「西方父親、中國母親」的後代為救濟對象之團體,在鼎盛時期的1933年曾達到76名會員的規模,雖然人數不算多,但仍努力嘗試創造並維繫一種新的群體認同。

進入尾聲,作者探討社會對於混種態度的演變,如何持續影響這些歐亞混血後代的自我認知。由於早年不被認可,甚至遭到歧視,因此歐亞混血的後裔往往壓抑、掩蓋家族歷史,使得歐亞混血不但不見於國族正史等「大敘事」,即使家族記憶也被抹消。近年來,隨著社會對集體記憶的重視、對混種/混雜的態度傾向開放肯定,歐亞混血的後裔也積極重建其血統譜系,保存家族集體記憶。作者在本書後記則進一步反思:關於歐亞混血的歷史研究如何有助於理解當下,避免人們不自覺地複製過去?作者同時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同化是個雙向道嗎?簡單地說,我們經常聽到「華裔美國人」,但幾乎不曾聽過「美裔中國人」或「美裔華人」。作者批評這種不對稱性,並以杜維明的「第三象徵世界」為開啟新的華人性之可能性空間。

對台灣或華語世界的讀者來說,本書在學術上的企圖與貢獻或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因此值得花點篇幅稍加說明。鄧津華教授在2018年受邀至中研院九十週年院慶演講時提到,自己過去的研究可以用「邊緣研究」來概括,其中幾個主要關鍵詞是「邊疆」、「邊區」與「離散」(鄧津華2018)。我們不妨就順著作者自述的脈絡來理解本書在英語學界的定位與貢獻。首先,它填補了一個學術上的重要空缺,揭開一段曾被掩蓋的歷史。如前述,歐亞混血的家族往往刻意掩蓋自己家族的過往,而關於歐亞混血這個群體,也長期遭受主流歷史敘事所忽略。作者自己歸納了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異族通婚早期不被社會接受,有些人認為「雜種混血」違反社會或宗教禁令,因此刻意隱瞞家族的歷史。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他們對主流歷史敘事(國族歷史或殖民歷史)形成挑戰,因為這些主流敘事所預設的二元對立範疇(東西、黑白、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無法適用在他們身上。

這樣的研究不僅填補了學術的空缺,更有開創性的企圖心。首先,作者拓展「批判性種族混合研究」(Critical Mixed Race Studies)的領域。這個領域長期以北美為中心,主要關心黑白通婚的問題,卻忽略其他類型的種族混合問題(例如歐亞混血)。因此,這本以「跨太平洋比較方法」(transpacific comparative approach)的著作,擴大了北美為中心的視野,豐富了「批判性的族群與種族研究」的領域。其次,本書也拓展傳統漢學研究有關「華人性」的討論。作者指出,過去對華人性的想像,仍舊囿於「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種族界線(racially bounded),本書研究一方面從歷史上指出這種想像的不足,一方面則開啟新的討論可能性(鄧津華2018:8-11)。此外,從研究領域來說,這個研究座落在傳統的漢學研究/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和新興的亞裔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之間,也展現作者跨領域對話的企圖心。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本書的三部正好對應到三個相關卻不盡相同的議題領域:跨國婚姻、種族/混種/邊緣人,及身分認同,橫切在這幾塊議題領域的因素則包括性別、階級與國族。由於這些因素交織起來過於複雜,我們很難用幾個簡單的命題就能總結本書所涉及的這些群體與現象。作者在討論拉姆森的著作時總結出一句話:「混種人不該被視為整齊劃一的社會學類型,而是隨當地條件而變異的多樣類型」(頁203)。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說,歐亞混血不能被當成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而必須被理解為隨著各種脈絡條件而變異的類型。這裡所稱的「脈絡條件」,包括時間(十九世紀到現在)、空間(身處中國、美國、香港,或其他地方)、性別(父親是白人還是華人)、階級(父母親與小孩的階級地位屬性)、種族與國族等。尤有甚者,我們賴以理解這些現象的某些概念(例如種族與國族),本身也隨歷史發展而不斷演變。本書從頭到尾舉了非常多事例,說明種族的認定
並非由血緣、膚色或外貌所決定,而是隨著國籍、公民身分,乃至居住社區的變異而產生不同結果。

既然歐亞混血的特徵在於「可被看見的跨界」,那麼他們的認同─也就是同一性(identity)─很容易成為問題,因為他們很難「同於一」。「協商」與「劃界」大概是近年來討論認同問題時最常被用到的兩個概念,本書作者也使用了這些概念。簡單地說,認同不是被給定的,也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是一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協商過程,透過劃界的工作來確立自己身分。因此,歐亞混血的認同,可以偏向歐,也可以偏向亞,但很多時候,他們卻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是。即使想要自成一格,成為一種類屬,但除非在現有分類體系得到制度性的支持,否則這樣的認同類別還是不容易存在。這又牽涉到認同與認證(identification)的問題。如前述,認同不是自己認為自己是什麼就是什麼,協商的過程與結果,還是需要制度的認證。本書多處提到的人口普查與移民紀錄(如第六章的「種族審查」〔racial scrutiny〕),娓娓道來許多歐亞混血在面臨國家與民眾習以為常的分類制度時,遭遇到無法歸類的窘境。又如在第八章的開場白,作者一針見血指出,無論普查員把瑟希爾.法藍金登錄為「白人」或「華人」,都稱不上「正確」,而這種單一族裔的統計制度「協助維護了虛構的種族界線,讓歐亞混血成為隱形的統計類別,同時遮掩種族混合的歷史」(頁288)。讀到這段話,一向提倡以「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來理解認同的筆者,不禁心有戚戚焉。認同必須有制度支撐,否則很難得到他人認可或認證。生而跨界的歐亞混血,卻是在許多場域找不到分類的位置,逾越了既有的界線/界限,因而給自己與他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困擾」─當然,這也為新的可能性打開一個縫隙。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鄧津華教授,本身即是台英聯姻下的歐亞混血兒。然而,對於這個背景,鄧教授僅在序言當中一語帶過,其他地方均未多加著墨。即使本書在序曲與後記部分,都對當下的種族論述與大眾對混血的印象提出反思,但作者並未引述任何自傳式的軼事來「現身說法」。筆者推測,作者也許刻意與研究主題之間保持一種批判距離(critical distance),避免過多主觀經驗的涉入而減損本書的學術價值,這是值得稱許的。但另一方面,筆者也可以想像,這本書的寫作,對作者來說毋寧也是透過歷史研究的自我追尋旅程;而且,由於作者本身也是歐亞混血的一員,更能擬情地(empathetically)理解她筆下人物的心情與處境,也更能提出鞭辟入裡的洞見。事實上,儘管在大眾媒體與流行文化中,歐亞混血的名人總是以亮麗外形為人稱頌羨慕,但在實際的成長過程裡,他們經常面臨各種各樣的歧視與排斥。在號稱大熔爐的美國,歐亞混血的小孩在白人同學裡面看起來「不夠白」,在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的同學當中卻又因為外貌不同而被認為「不夠亞裔」,在兩邊都容易遭受排擠,難以被接納。從本書分析可以清楚看到,無論是多數族群或少數族群,背後都隱含「單一種族」的預設,這種情形從歐亞混血在歷史中剛開始出現時就已存在,時至今日仍然持續。換句話說,他們既成不了「多數族群」,也無法成為「少數族群」,可說是少數中的少數。儘管處於全球化的今日,主流文化對於「混種」或「混雜」似乎擁抱多於排斥,但在日常生活或制度實作上,對跨界者仍然存在許多偏見與歧視。更重要的是,作者同時還警告我們:「崇尚混雜不僅可為開明寬容服務,也同樣易為偏狹的文化政治所用」(頁336)。對眼下的台灣社會來說,這是洞燭機先的警語。當前生物科技極為發達,基因檢測盛行,許多人在做過自己或家族的基因檢測後,都驚訝發現自己的祖先來自眾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我們幾乎可說,當今世上已經很少人可以宣稱自己是「純種○○人」,更何況「種/族」的界定還不斷隨歷史與社會脈絡而變化。因此,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呼籲,與其強調「純種」與「混種」的區分,不如著眼於彼此之間的聯繫(interconnectedness,頁338)。在其日後著作中,作者也開始主張用更為靈活的「網」(web)的概念來取代混雜性(hybridity)(鄧津華2018:12)。在人口跨國流動日益頻繁的今日,台灣有愈來愈多跨國婚姻,也將有愈來愈多「混種」子女。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後,除了學習歷史知識、欣賞本書的學術貢獻與價值之外,應該也要能夠體察作者的弦外之音,學習包容、欣賞與接受和自己不同的「異類」,畢竟我們無論在體內的基因或是體外的社會生活與歷史譜系,都是以許多我們未知的方式聯繫著。

總結來說,這是一本內容嚴謹的學術專著,同時也是一部故事性十足的歷史書。作者是一位擅長說故事的歷史學者,常有生花妙筆,譯文也流暢易讀。而從學術的觀點來看,作者能夠從太平洋兩岸挖掘出各種檔案史料、巧妙交織編排成一幕一幕動人的敘事,功力也令人折服。本書處理的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但在今天來看仍饒富啟示意義。這部關於「生而跨界」之混血兒的歷史著作,本身也跨了不少界,不僅挑戰很多我們對許多既有界線─包括生物的與社會的界線─的理解,也開啟我們對未來多元連帶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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