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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史」是什麼?──《如何日常.怎樣生活》書籍講座側記

「生活史」是什麼?

文╱蕭智帆(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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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呂紹理、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兼副所長余舜德

講題:在場/不在場──尋找「社會」的日常生活史
主講:呂紹理(臺大歷史系教授)、余舜德(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蘇碩斌(臺大臺文所教授暨臺灣文學館館長)
時間:2020年10月12日 19:00-20:30
地點:臺大校史館二樓中央展區

如果在搜尋網站上以「生活史」作為關鍵詞,頁面輸出後,出現的會是哪些資訊?是人類文明物質史、史前生活史?又或者是與講座相關的日治臺灣生活史?答案其實是昆蟲史。

座談一開始,臺大出版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昆蟲系教授的張俊哲在致詞時便直接切入主題提到:「『日常生活』聊起來不難,但當它加上『史』時,就沒那麼簡單了。」生活如日常,日常即生活,但日常如何以「史」的形式,藉由研究訴諸文字,甚至透過選文編排,因而在「臺灣史」的叢書主題下,勾勒出一幅臺人生活史的研究圖貌?這些研究內文又呈現了哪些臺灣文化地景?這是呂紹理主編《如何生活・怎樣生活》一書的編輯任務,同時也是本次座談的討論內容。

呂紹理:日常生活史是雞零狗碎史,也是聲色犬馬史

關於《如何日常・怎樣生活》的成書緣起,主編呂紹理提到,定位在「台灣史論叢」系列之中,並設定在「社會生活篇」範圍內,叢書總策劃的王泰升教授提議,臺灣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有不少涉及生活史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應當在此時適時地進行彙整。此外,呂紹理也提到,這幾年在臺大開設了幾門與臺灣生活史的相關課程,透過課程與學生的互動,無意間發現有部分文章容易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因此,在王泰升的策劃,以及教學的「便利」性下,開始了選文編輯的作業。

但對呂紹理而言,「生活史」是什麼?其對生活史的興趣契機又從何而來?呂紹理自承:「我對日常生活史很感興趣。」而這個興趣又與呂紹理在面對日常經驗和生活細節間所產生的困惑,有極大的關聯性。這些經驗與困惑,或許可以從呂紹理所提出來的兩個文學文本作為思考源頭。

「我在大學時期,也是個會讀詩——但不寫詩的文青。」首先觸發其對「日常」有所感觸的是1970年羅青的詩作〈吃西瓜的方法〉。對於全詩透過「吃西瓜」如此「日常」所延伸而來,那些關於籍貫、制度、血統等議題的宇宙觀及暴力性,呂紹理察覺到:「我們最熟悉的東西,背後存有深厚的暴力在其中,我們要如何去探索它?」因而透過研究來挖掘更深的意義,成為生活史呼應日常的重要課題。

此外,還有張愛玲談及理論與文學創作的散文〈自己的文章〉,其特別引用文中「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劇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相較於飛揚與悲壯,呂紹理同張愛玲更喜歡「蒼涼」,那是一種更深長的回味,同時也是面對日常更有共鳴的感受。因此,儘管日常生活並不是什麼經國大義,卻真實地存在,並觸發包括歷史、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等相關領域同時進行研究。

在理論方法上,呂紹理提出三個西方學術源頭,其分別是德國的現象學、法國年鑑學派,以及英美人類學。這些學術領域分別側重了生活史的不同面向,包括現象學提出必須將視角關注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象社會學;法國年鑑學派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更強調庶民人物的角色與物質文明的運用;而人類學則探究了日常作息、飲食起居、禮儀等生活細節,這些都成為「日常史」作為學科的理論基礎。

聚焦臺灣,回顧日治以來的臺灣日常史料,呂紹理提到,日治以來,殖民政府便開始了臺灣民俗學的記錄與建構工程,其中包括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1930)、片岡巖彙編《臺灣風俗錄》(1921),以及四〇年代,池田敏雄主編的《民俗臺灣》。然而呂紹理也特別提醒,這些史料大多停留在現象上的記載,而少有學術性的傳承。

在《如何日常・怎樣生活》一書的架構上,除了以時序性地編選出十篇從清領、日治、戰後到當代的生活史研究論文,主編呂紹理也希冀透過英國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出的「結構變化」(structuration theory)理論,在書籍的結構上有一個新的框架討論生活史。在「結構變化」理論之中,人的實踐先決條件,來自個人身體包括時間與空間上的「在場」與「不在場」,「有很多事情,如果你的身體不在場,很難看到在場的事情。」因此,人必須在場,才能有所感受,否則感受必定有所差異。在在場與不在場的基礎上,又相對延伸出日常包括時間與空間維度的「例行性」與「領域化」,而這兩者則構成了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切入點,也是全書包括節慶、辦桌、服飾、旅遊、儀式等議題的重要依準。

對日常生活的理解,應當超越《三民主義》中「食衣住行」的設定,呂紹理特別提醒我們,因為那些在場與不在場,包括了例行化的日常生活、物質表徵、經驗情感,以及像是宗教的不在場的時空力量,這些都應被視為「日常」的一部分,其相關研究論文也在書中被收錄而成為「日常」的一環。

余舜德:跟著人類學家逛夜市

從一張臺北華西街的照片談起。螢幕上出現一幅余舜德在數年前拍攝自臺北華西街夜市的低畫素照片。攝影鏡頭自一招牌用黃底紅字標示著滷肉飯、花枝羹的攤位後方切入,攤位前還有幾名食客坐在攤前享用餐點,而食客後方同時捕捉到一名正在等待餐點的女性顧客正身。這或許是臺灣夜市最不起眼的風景之一,然而這張毫不起眼的照片,卻被選為美國出版的臺灣文化研究專書The minor arts of daily life: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的封面。余舜德認為,對主編而言,這張隨性拍攝、低畫素的影像作品,在外來者眼中卻代表了臺灣。

對余舜德而言,「逛夜市是我們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但逛夜市同時也是脫離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很多事情——像是夜市,我們都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理當如此,也因而構成如此在認知中合理化的日常。只是這種同時兼具「習以為常、理所當然」,卻也並非那麼地「習以為常、理所當然」。夜市恰恰代表了合理化日常的一體兩面。就像「逛夜市」,夜市的熱鬧,同時也兼具了絮亂、失序、吵雜等進入「非常」的狀態之中,因此,夜市經常是脫離日常,也像是進入一個儀式性的日常。而在夜市裡透過邊走邊吃、大聲喧嘩、穿著隨意,因而交雜構成庶民享受短暫自由的(無)秩序性。

此外,臺灣的夜市文化也與西方文化有所差異,正如對歐洲人而言,白天代表了光明以及工作的開始,與此相對,晚上則是烏黑、危險、休閒、浪漫的表現,然而對臺灣夜市的攤販族群而言,夜晚卻存有著公/私、非正式、公共休閒的特質。而這種對比性,同樣可以套用在夜市與百貨公司的比較上,對比於百貨公司在空間上的封閉與秩序性,夜市則創造出與之相對的開放與失序。夜市因而往往代表了臺灣文化的開放特質。

余舜德提到,這些藉由夜市所展現出來的文化能動性,便是人類學家試圖透過日常「習以為常」所挖掘出的「不尋常」。

蘇碩斌:打破被規格化的日常生活

「大大武花大武花。」順著余舜德的夜市脈絡,蘇碩斌提醒我們,面對臺南容易混亂記錯的夜市營業日,只要記得這個口訣就可以了。只是相較於余舜德所提出夜市的開放性,蘇碩斌反而認為:「夜市已經被一種力量所滲透。」

夜市已經被一種不在場的秩序所掌控。

對政府而言,你是不是一個聽話的好國民?引用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空間秩序的批判,蘇碩斌提到:「你有沒有被代表理性的官方思維所滲透,這個官方期待,你可以有秩序地過著官方所期待的生活。」

以博士論文所改寫的專書《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為例,蘇碩斌提到,臺灣人在清代臺北生活時,所進行的是個相當自由的地方生活空間,但日治時期,伴隨著代表現代力量的殖民政府來臨時,現代性的力量暴力性滲透,開始把空間區分成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現代性的都市改革計畫以「現代」、「理性」之名而來。而這也同時呼應了呂紹理在《水螺響起》中不斷強調的:「不在場的力量要影響在場的人。」導致的結果便是太強調結構而失去能動性。

「日常生活是個被結構化的狀態。」因此我們必須在規劃完整的縫隙中,找到反抗的可能。但如何進行反抗?對從社會學跨越到文學領域的蘇碩斌而言,以「人」作為主題,尋找人在結構化歷史中的能動性,便成為歷史研究與寫作的主要動力。而這個以人作為單位的能動性,具體展在其與張文薰教授策劃、並由臺文所研究生所合寫的《百年不退流行的臺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中。尤以第一章臺灣歌謠〈雨夜花〉的生產背景為例,其中的電影《桃花泣血記》、美國品牌、日本社長、香港進口,這些無法被結構化的文化元素,在歷史隙縫中被混搭而濃縮卻具體表現在一首臺灣民謠之中,這便是歷史縫隙中,得以與規則、體制化進行反動的文化面向。

重新回到當代日常、重返夜市,「當夜市可以用消費券消費時,我們就要留意到它的規則化了。」以政府在近期所推行的消費券為例,蘇碩斌提醒我們,我們要對日常生活化進行批判,其次則是訴諸於反抗的力量,就像夜市慢慢地變成有規則、秩序性的狀態時,我們就必須思考到日常被「收編」的可能性。

為此,呂紹理在最後提醒我們:「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多不在場的力量。」而人的能動性就在於:其未必會跟著規則化所行進,這是透過生活史研究所觸發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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