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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聲音的討論才能促進史學內的對話──重訪曹永和「台灣島史」觀講座側記

不同聲音的討論才能促進史學內的對話

文/劉暢(臺大歷史系學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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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為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陳偉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張隆志、臺大歷史系副教授宋家復

主講人:張隆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宋家復(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偉智(中央研究員臺史所助理研究員)
時間:2020年12月10(四) 19:00-20:30
地點:臺師大文學院誠大樓B1文學院會議室(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主辦單位:臺大出版中心、臺大臺文所、臺師大臺史所

「史觀」是歷史學研究的根本性結構,關乎到一篇文章,乃至整個學術界對於歷史的詮釋方式,以什麼樣的角度看待歷史而寫作。台灣在有文字記錄的約400年歷史中,大部分時間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關於台灣島史的記載常常只是不同帝國史觀中的客體。1990年,中研院曹永和院士提出「台灣島史」的概念,將台灣視為一個歷史論述主體,為台灣的歷史研究打開了新領域。本次講座由論文集《島史的求索》的主編者張隆志老師,以及臺大宋家復老師、中研院陳偉智老師,對於1980年代以來的台灣史觀研究進行討論及辯駁。

也許有人會好奇,台獨運動家史明於1962年用日文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不是已經詮釋出「台灣史觀」了嗎?史明先生的書當時是從海外的籌劃的革命運動中獨立出版,而曹永和院士提出的「台灣島史」,則是對於中研院、各大專院校等學術機構產生重大研究方向影響的論述。縱然以大眾史學的角度來看,史明的著作在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廣泛討論中,或許比起曹永和院士提出的概念更為有名;然本場講座是以回顧學術研究的發展歷史,就「史學史」的討論而言,1980年代至1990年才是台灣史學界的重大轉折點,同時也對應當時追求民主化的社會脈動。

歷史學的歷史:近三十年台灣史學的回顧

張隆志老師首先提到,編輯《島史的求索》好比一場實驗,從後側的視角描摹台灣史學,希望對過去三十年來台灣史學研究成果與集結能有初步的統整,整本書囊括(一)台灣島史觀、(二)知識系譜與學術脈絡、(三)史料學與方法論、(四)歷史解釋及跨領域,等四大部分。如陳偉智老師所言,將三十年間不同時間點的研究放在一起看,可以產生超出單篇論文的意義;文章的意義不單是作者想傳達的思想,不同時空背景的讀者對於文章的詮釋,更具有激盪出不同歷史詮釋的意義。

歷史是一門試著建構出過去時空中整體面貌的學問,陳偉智老師比喻,歷史詮釋自身的歷史就像考古學,不同年代的文章好比不同地質層出土的考古文物,其意義及與他者間的關聯性,皆由後人加以詮釋。英國詩人John Donne曾言:「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John Donne探討的是宗教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歷史研究亦然,沒有論文或專書能獨立存在,一切的研究都奠基在過去的史料或文獻中,史學史則是以更高的視角分析研究更早期的歷史學對早期歷史的直接影響。

《島史的求索》作為台灣史學發展的初步整理,張隆志老師期盼這個實驗得以延續下去;實驗的第二步,希望投入歷史研究的年輕世代,在民主化及本土化漸趨成熟的社會環境,能夠提出新的研究與思考;最後張隆志老師也希望,台灣島史不應被奉為至高無上的經典權威,不同聲音的討論才能促進史學內的對話,因此長期受到忽視的歷史作家,或是台灣人以外對於台灣的研究,也應該一齊放進台灣島史的討論脈絡。

宋家復老師在講座中提到,影響當今台灣史學史研究的學者除了曹永和院士之外,還有周婉窈老師。筆者記得周婉窈老師在課堂上說過,在1992年台灣民主化以後出生的年輕人,未曾體會過威權時期的統治,如香港1997年後出身的年輕人,與上一代成長受教育的環境截然不同,思考方式也會有所差異。以這個觀點出發,回到張隆志老師的期盼,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台灣島史的建立:與「存在危機」的討論

書中收錄了吳密察所著之〈「歷史」的出現〉,其中關於本土史學的出現,以1895年的割讓至與日軍戰鬥等一系列受清帝國遺棄的危機感,使台灣人產生歷史意識為出發點,描述日治初期台灣出現大量地方誌著作,將歷史意識的出現建立在民族存亡的危機感之上。

陳偉智老師就此發想,他認為台灣的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就是其本身的存在樣態,都在訴說它的「存在危機」。存在危機是整體性的人群概念,並非少數專家學者提出見解就能引領潮流,台灣島史的研究也能藉由大眾史學的普及,將內部矛盾顯在化,讓每個人的參與塑造台灣島史未來的風貌。

宋家復老師認為,存亡危機固然與歷史意識有關連,但不具備絕對的因果關係,以歷史書寫的角度來看,當中的因素極為複雜。台灣沒經歷過類似納粹大屠殺的種族清洗,也許很難體會納粹大屠殺之於西方國家的痛處與意義,但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的西方國家,幾乎沒有關於納粹大屠殺的討論與研究;在創傷和悲劇發生過後不久的時間內,沈默是人們面對傷痛的自然反應,並非遭受納粹殘黨迫害導致的存亡危機導致沒有相關研究。

張隆志老師邀請陳老師和宋老師來主講這場講座的目的,就是希望兩位老師以自身的專業展現不同的詮釋方式。《島史的求索》是一本充滿矛盾的論文集,而將前人與後人的作品放在同一個框架下批判,對於歷史學而言是重要的工作。現代台灣史學的架構以1949年後的中研院和臺大歷史系為首,這樣戰後的架構是否斬斷了過去臺北帝大時期的研究取向?而「存在危機」跟這個架構的形成是否有關連?都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

史觀主體性的適度節制:避免成為權力結構的共犯

建立台灣主體史觀的同時,也應該回顧其他曾支配台灣的大國史觀,有過哪些缺失。宋家復老師即對「台灣島史」的產生與發展提出謙抑的看法。1980年代的台灣,隨著本土化的發展,台灣史觀作為時代的趨勢,其地位愈加重要。持台灣史觀的書寫者,一大寫作特色為凸顯台灣島的獨立性,發掘過去遭強權壓制掩蓋的歷史;而不論台灣史觀或是大國史觀,都是建立在地域中心論的框架下描述,當台灣史觀的發展出現經典化現象,減少多元討論的聲音,就有可能變成與過去壓迫自己的大國史觀,轉而壓迫更為弱勢,非主流性的歷史觀點。

宋家復老師形容台灣島史充滿縫隙,它的內部其實存在諸多矛盾瑕疵,與外界的連結薄弱,像是影響現代台灣深遠的美國,其美國史算不算台灣島史的元素?又曾統治過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日本、中國,他們的歷史與台灣島史究竟有多少的連結與共鳴?台灣島史研究想兼容並蓄的達到跨領域合作,但在所有研究者中,又有多少人能足夠精實的掌握不同領域以形成完整的融合?以上都是宋家復老師希望現在及未來的學徒,在著手於研究前就應該深刻思考的問題。

上一個壓迫台灣史觀的是大中國思想,因此現在的台灣史觀某種程度上在進行「去中國化」,時而批評華夏史觀抹除日本對台灣的影響;然而回過頭看,再上一個壓迫台灣史觀的是大日本思想,陳偉智老師也提到,1895年台灣的主權因日清《馬關條約》產生重大的轉移,原本處在清帝國邊疆,不受政府強力管制的台灣,在總督府截然不同的政策施行下造成歷史意識的重大轉變;飽受壓抑的台灣本土思想在戰後,也同樣經歷過一段「去日本化」的過程。批判中國史觀抹滅日本影響的同時,持台灣史觀的後輩研究者要時刻謹慎,不能矯枉過正,將中國對於台灣的影響過度抹除,犯下與自己批評的對象同樣的錯誤。

現在臺大歷史所中約一半的研究生都在做台灣史的相關研究,而就筆者自己在大學部的觀察,台灣史無疑是這個世代最關注的焦點。對自己生活的土地產生歷史意識,是本土化的發展,也是大部分的台灣人所樂見,但學術研究的範疇內,過度偏向同一導向的領域是危險的。若要增加台灣島史論述的多元性,必須直面台灣史研究的內部矛盾,讓不論是他者還是「異端」都能成為台灣島史的一部分。宋家復老師多次強調的史觀去中心化,值得所有歷史工作者深思。

紀念曹永和院士與後人的傳承

曹永和院士在1980年提出台灣島史,是要超越當時高度政治化,以優勢族群的視角重新看待這片土地的歷史,許多在今天彷彿理所當然的歷史意義,在被創造的時候被當作異端邪說,經歷內在脈絡的構成與聯繫,才形成今天的樣子。張隆志老師認為,台灣島史提出至今三十餘載,仍然很難系統性的論證自身,究竟是曹永和老師當時提出跨領域、跨政治性的網絡,還是吳叡人老師所提,一種新的本土進步台灣民族主義史觀的雛形?

三位老師在講座中展現的樣貌固然不同,但都希望能藉由《島史的求索》,讓後進的研究者以相同的框架比較不同時空環境下寫出的文章,提出新的想法,為台灣島使帶來更豐富的史學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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