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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形狀──《世界中的台灣文學》講座側記

世界的形狀

文╱林祈佑(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左起為臺大臺文所教授黃美娥、臺師大學臺語文系教授林芳玫、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吳明益

講題:「小地方」與「大世界」──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
主講:黃美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林芳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時間:2020年12月21日(一)19:00-20:30
地點:臺大校史館2F中央展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主辦單位:臺大出版中心、臺大臺文所、臺師大臺史所

從台灣來看,世界是什麼形狀?《世界中的台灣文學》主編黃美娥給了本書序論的題目是「『小地方』與『大世界』」便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序論標題將「小」與「大」對比並置對應到的是台灣文學學科體制化過程和努力軌跡──二十多年來學界中人經常面對的批評:「台灣太小,沒什麼好研究的。」但事實恰恰是,台灣這個地方從十七世紀站上世界史的舞台以來,從來就是以一種「關聯性」而存在:台灣與荷蘭、台灣與西班牙、台灣與清朝(中國)、台灣與日本、台灣與美國等等。正是在這樣一個關聯性引出的台灣的形狀確立的過程之中,台灣文學學科的發展過程中持續探問的「台灣/文學是什麼?」讓台灣自身有一個特定的發聲位置,一種策略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用以探索自身與世界的形狀。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因而首先表達的是台灣就是一個小世界:做為一個邊陲(但地緣政治上甚為重要)的島群,台灣總是被各種帝國的人流與媒介流「穿過」,因而在台灣研究之中「文化翻譯」的主題持續流行不輟。例如在本書中黃美娥、星名宏修與洪淑苓的文章都在追索台灣歷史中,文學作者對世界文學與思潮的接受與轉化。黃美娥的論文重點在於探究跨界現代性的引介過程,以及其與在地社會文化體系的互動現象,而觀察方向則是傳統文人對於世界文學的接受圖譜、創作實踐和文化轉換詮釋問題;洪淑苓則追索戰後台灣現代詩的「兩個球根」(陳千武語,指戰前日本與民國)與其戰後續衍的混種樣貌,顯示出台灣文學的豐富資產與溯源的複雜性;星名宏修則將焦點集中在戰爭期台灣文學之中「血」的象徵的優生學緣由、以及「血」與戰前日本的皇民化運動、戰爭體制、法西斯主義之間的交錯。這些「文化翻譯」並不只是符號的操演,因為其符號訊息傳遞得以成立乃仰賴不同種類的基本建設,而陳建忠一文則是指出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基礎建設得自於美國新聞處的投資與系統性的引入冷戰(反共)的知識系統,而這些知識系統如何在文學創作之中發揮效用,並傳達一種很特定的「美學自主」觀點。

台灣文學發展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多次的論戰,而幾乎每一次論戰都無法繞開「什麼(不)是、(不)屬於台灣」的問題:一九二零年代新舊文學之間的緊張關係就已經開啟了這樣的話題,無論是新文學或古典文學的支持者都將在台灣發生的文學是放在一個比台灣更寬廣的文學知識的參照系統中。廖振富談論新舊文學之間的台灣文化協會活動,首先指出協會成立就是以台灣為主軸的反帝論述軸線的成立,而台灣文化協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在於其設立的中央書局,成為台灣文化人士接觸知識、締結網絡的重要節點;陳培豐談論白話文的論文則將重點放在「何謂台灣的文體」的問題上,介入一種知識/感覺的基礎設施──亦即口語與文字書寫──在三零年代台灣的短暫成立及其做為一種「適合台灣」(類似愛爾蘭)的反殖民行動的意義。至於林芳玫的論文乃以瓊瑤為引子,討論六零年代以來的瓊瑤接受史,而李敖對於《窗外》的評論與中西文化論戰之間的關聯,更成為台灣公共領域的變遷的一個重要註腳;林文並強調瓊瑤是抒情中國(性)的表徵,而當代中國與台灣對瓊瑤的接受則成為其表述的某種懷舊中國性──林文稱之為「中華民國感覺結構」──的再製。相對於中西文化論戰以降的中國性辯論,陳惠齡處理的是「鄉土」從七零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以降所代表的意義,以及「鄉土文學」的書寫表現;鄉土在這裡成為一種有別於大都會現代性的經驗的感覺結構,與地方的特殊性互相勾連,而在當代台灣以新/後鄉土小說之姿態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的一大亮點。

同樣在世紀之交成為台灣文學亮點的,還包括劉亮雅所論的同志文學與吳明益所謂的自然導向文學──而這些次文類,都與一九八零年代以降、解嚴之際所帶入的資訊流通透明化,與全球資本/訊息流速快速上升的歷史現象密切相關。劉亮雅透過分析八、九零年代幾篇同志文學重要文本,除了闡釋酷兒(queer)與同志運動的全球現象與在地「演譯」以外,同時也說明當代酷兒展演與敘事邏輯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與台灣之間交錯、互相指涉與引述,並藉此成立的產物;而吳明益論原住民漢語文學的文章,則是延續他長年對自然書寫的關懷,提出的是一種(複數的)自然/社會觀,而這種世界觀是在泛靈信仰、現代社會變遷(包含現代文明生活與理解財產的方式)、在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裡,產生的複雜交錯所形成的。吳明益在文末也點出「在地生態智慧與全球生態知識」串連的可能性,而這種串連除了是一種人文主義式的正向思考(尊重自然)之外,更可以考慮的或許是知識政治的翻轉,與跨國原住民運動的串聯的可能性。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或者,台灣文學的世界──是走了一段路才走到現今的這個樣子。在某一種意義上,《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展現了黃美娥所謂「台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的樣貌,而這樣子的編輯與書寫企圖,也是在展現台灣文學成為學院研究對象近三十年以來的不同成果,這可從本書中的作者身份相當駁雜得到印證。書中作者往昔受的學科訓練,包括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英美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有本地博士,也有留美、留日,甚至是日籍學者,他們共同構建出一個新興、尚未完全穩定下來,卻也因此有許多可能性的學科。

於是,在2020年12月21日於台灣大學校史館舉辦的新書座談會裡,三位講者講述的其實都是某個版本的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以及這種感覺結構之中被感知的事物及其所處的環境的樣貌。主持人、也是主編的黃美娥,著重點在於闡述台灣文學學科發展歷程及意義,她回顧台灣文學進入體制化的艱辛,以及台灣文學成為公共話語後,被討論、被定位的種種面貌,並且特別指出若干詮釋框架和方法論的巧妙運用,促使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日益世界化;另外,則是介紹本書各篇論文精彩所在,以及可和世界/文學串連之處。當天尚有兩位書中篇章的作者到場,也各自發表看法。林芳玫在學界素以其九零年代的《解讀瓊瑤愛情王國》一書聞名,而在時過廿載的當今,她重探老題目,卻有新發現,她從瓊瑤作品在兩岸的接受反應入手,藉此正視、分析台灣文學的中國接受,以及其中可能有的族群政治與認同共謀關係。另一位講者吳明益的演講內容,選擇擱置學術研究者的身份,轉以文學創作為主業的學術人視角,分析了自然導向文學的發展、現況與潛力。在以上的思考與表述過程之中,三位講者都相當清楚意識到、並傳達了「台灣是世界中的台灣」的概念: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相互定義成立,才有其中的穿越;而自然導向書寫在台灣,更是表達台灣就在這樣一顆地球之上、與地球上其他人與非人共享同一個生態循環系統。本書最末兩章會選擇收錄了台灣酷兒文學和自然導向文學研究論文,應該就是有意呈顯台灣和世界、地球為一體的概念,以及台灣文學如何以在地經驗介入世界之中。換言之,台灣與世界,就在這種相互關係之下,定義對方、塑造出自身(與他方)的形狀。

而在新書發表會最後階段的開放提問時,一位長住美國的退休工程師,回應了黃美娥所提「小地方與大世界: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問題,他分享在美國發現台灣的過程,提出小與大之辨。接著,有讀者針對書中林芳玫文章有關中國性的糾葛論述,提出相當細緻的發問,而林芳玫也藉此機會進一步申述她在文中論及的「中華民國感覺結構」與懷舊之間的糾葛關係。最後,有聽眾針對吳明益在其演講後段提到的自然導向的實踐──例如以文學創作做為其主要學術業績、並帶學生進行野外探訪與田野調查,進而產出文學作品──提出疑問:這樣非典型的大學教育模式,是否有遇到一些問題或阻礙?吳明益表示在學校體制當中確實遇到相當的阻礙,的確是經過一番爭取,才能以文學創作做為其學術業績的替代。

綜合上述,「台灣文學」的發展,其實與將其做為一種認識對象的學術體制(亦即「台灣文學研究」)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其形狀確立的過程之中,學者學習如何在發現台灣的熱情之外,持續深入或拓寬、或採用完全不同的認識論,去探測這個名為「台灣文學」、然而定義極不穩定的領域。文學創作者不也是如此嗎?在各自的文本、文體、風格之中創造一種在敘事學或詩學中,或稱之為視角或是聲音的東西,做為某一種認識世界、與世界協調(attune)的方式。「台灣」(乃至於文學與體制),在某個程度上就是一種世界觀、一種確認自身在世界上存在的姿態的一種視角,一種暫時性(而隨時等待自身被重新塑造)的立足點,在這樣不穩定的果過程中持續探索,測量自身與世界的形狀、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因此,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自然還會有許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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