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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與混沌》內容試閱

第一章 序論:發現「隱祕的社會系統」(摘錄)

三、內容說明

  1. 對一些重要概念的屬性說明

本研究的推進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學術實踐過程。突破既有的學科領域邊界,從具體對象中發現社會的整體性,是筆者的方法自覺。這樣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在深入生活世界、對經驗現象反覆檢測的基礎上,思考並確定對應的概念,借鑑不同的理論路徑。在此基礎上不斷調整並完善問題意識,逐步拼接出相應的理論圖景。在此過程中,面對依然處於活躍地變動過程中的對象社會,研究者還需要持續地重新審視概念框架,並嘗試新的分析路徑。因此,對一些核心概念的辨析、拓展的實踐本身,即構成了本研究的內容之一。

作為研究對象/被說明項的核心概念(例)

「社會穩定」如前所述,這是一個為中國執政團體、官方媒體以及國內外學術界共用的詞彙。在各種敘事中,雖然言說者各表其意,卻似乎並不妨礙它的廣泛流通。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不能不說在中國問題討論中它早已被非學術性深度「汙染」─儘管一些研究者正在嘗試用量化研究、模型分析等方法給出研究結論。所以,在這項社會學的質性研究中,當我們將「社會穩定」概念置於核心地位時,筆者首先需要對其作出必要的辨析和討論。(見陳映芳 2019)不僅如此,由於在學術思想史上,「社會穩定」還涉及到「社會秩序」這一個社會哲學/社會理論的基礎命題,因此,研究者不可避免將面對諸如「社會穩定與社會秩序是什麼關係」、「社會穩定對一個過渡型社會意味著什麼」等基本問題。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逐步探討說明。

「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在這裡並不是一個邊界明確的學科化概念。在這項研究中它被設定為涵養了中國語境中諸如「過渡」、「近代化/現代化」、「改革」、「社會轉型」以及「社會發展」等概念的一個包容性範疇,並以此概念指涉中國近代以來長時段的社會變動歷史(詳見第二章)。同時,如前面所論,其內涵所涉,不僅被視為一種社會過程或一種理論範式;它也被理解為近代以來在中國逐漸形成、且已植根於本土的一套價值規範;而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價值博弈中,它還是一個被廣泛共用的文化框架。此外,在具體的研究中,它還被視作為一個轉型社會中的「時空結構」,是本研究的分析工具之一,以及有待探討說明的政治過程。

「社會體制」、「過渡期政治」等概念 這些概念,既是筆者基於階段性研究所揭示的中國社會系統背後的深層內部結構,同時也是筆者所建構的、藉以進一步說明「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社會機制的分析工具。

邊界概念(例)

如前所述,本研究吸納、參照了不同學術領域的相關研究,其中包括諸多為社會科學不同學科所共用的邊界概念。作為一項著眼於社會系統間/要素間關係,意圖在社會體制中揭示社會整體性的研究實踐,對邊界概念的引用和操作,在本研究的各部分多有討論。這是具體問題研究的需要,但同時也帶來了本研究的一個難點─筆者需要面對具體問題脈絡中的概念運用與概念完整性之間的關係問題。

「社會混沌─社會秩序」 混沌概念源自於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在社會科學已經有不少研究實踐的參照文本。在這項研究中,基於對「社會系統」範疇中所包含的社會性和亞社會性(生物性、物理學)的兩義性的理解,以及對社會動盪與社會穩定的辯證關係的探討等需要,筆者將「社會混沌─社會秩序」設置為隱含於本研究主題內的一個重要關係。對此,筆者在第二章中專門對相關的概念和理論等作了分析說明。

「功利主義」 這是一個較為特殊的邊界概念。在社會哲學、政治哲學史上,它是一個極富思想影響、又充滿歧義的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它也曾是一個不乏爭議的議題。而在今天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它已經被不同學科的學者引入至具體問題的分析中,形成了各具內涵的不同議題。例如在中國國家發展模式研究中有關於「國家功利主義」的議題;在東亞各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研究領域,「國家功利主義」概念同樣被用以分析說明戰後以來在「被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國家將福利責任轉嫁給家庭的傾向;(參見陳映芳 2018)又譬如在對移民群體中的個人─家庭關係演變的研究中,有學者將中國移民群體中曾出現的內含了個體主義價值本位、以家庭合作作為重要手段的家庭主義,定義為「功利主義的家庭主義」─當個體權利和生活得到制度保障後,家庭紐帶即可能趨於鬆弛。(劉兆佳 1996)本研究的不同部分,在對具體的「國家─家庭關係」和「個人─家庭關係」以及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內部的「國家─家庭─個人」關係的分析中,筆者介紹並引入了功利主義概念。同時,在對「社會轉型」意義結構的分析中,筆者也梳理並吸納了轉型論研究者對社會轉型的時空結構中所包含的「歷史─當下─未來」的複雜關係,以及這種關係中所隱含的功利主義傾向。如這類多學科共用概念,筆者嘗試在相關的理論脈絡中予以說明。

3.主體部分的章節安排

(1)本研究第二部分要討論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支撐社會聯結系統的重要社會體制。

作為後單位制時期社會秩序重建的替代性制度,自上而下的「社區建設」、「基層社會治理」等一直被學界視為國家治理社會、或國家與社會相互嵌入的重要設置;與此同時,市場化過程中法團組織的興起,亦被認為是其路徑之一;此外,公民社會的興起,諸如「第三部門」、「志願者團體」、「社會組織」、「公民社會」的湧現,也曾受到廣泛的關注和期待。相對於這些視角,在這部分的研究中,筆者分析指出,對每一個生活者而言,70年代末以來,尤其是90年代單位制改制、人民公社解體以來中國社會中最為重要的社會共同體──是家庭。「家庭化」是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變動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內容之一。在急速的市場化、城市化進程中,家庭紐帶、家庭責任的重新強化,一方面支援了個體的社會流動、生活保障,同時也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機制。

本部分第三章以歷史社會學路徑重新解讀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會轉折。從對參與撬動歷史轉變的雲南知青回城運動的案例解讀入手,分析說明社會轉折的發生是以當時人們普遍渴望改變生活的共同情緒和訴求行動為背景,以上上下下對共用的社會道德資源的挖掘、動員為重要方式。通過對運動中行動群體提出的訴求口號,以及80年代開始政府推行的以家庭為主題的政策群的分析,揭示這樣一個事實:社會轉折時期存在一個在上下互動中形成的家庭化運動。在各種政治─社會力量激烈交鋒、各種價值觀念及政治路線尖銳對立的歷史時期,最具普遍性、共用性的「家」的價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復興,「家庭」在歷史轉折時期重返中國社會舞臺的中心。

第四章的核心議題,是通過對社會轉型進程中人們的家庭策略的合理性和有條件性的分析,說明當下中國家庭體制的功利性和過渡性特徵。在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的家庭無疑對社會生活秩序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近年來的各種社會資料顯示,中國的婚姻家庭關係正在鬆懈,家庭保障功能也已趨於衰退,另外家庭的可持續發展也出現了問題。種種狀況顯示,個體和家庭以社會流動預期目標為前提的成員間互助協作關係正逐漸趨於弱化和失靈。人們的家庭策略的決策和維持,需要有相應的公共政策作為基本條件,目前家庭政策的滯後,以及政策背後價值立場的分異等,讓個體─家庭關係的維繫和家庭的再生產缺乏必要的國家支持,家庭道德資源亦不免趨於枯萎,這些都構成了當下家庭危機的重要背景。

第五章的內容涉及到與「家庭化」相輔相成的經濟生活「私域化」問題。由代工廠工人生活的田野調查入手,借助於有關「公─私」關係的理論範疇,對當下中國工人勞動和生活狀況背後的社會結構、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等作出分析和說明。研究者認為,勞動價值和勞動者及其生活的被私性化,城市治理體系中公權力向私權力的讓渡,法外灰色地帶的擴張等等,這些複合因素造成了今天代工廠工人勞動和生活中的種種困境。

(2)現代國家的興起通常被理解為平等/公平價值的普及化、制度化過程。但這幾十年的「改革」進程中,中國社會中不僅等級化的身分制度持續延續,而且階層分化也在資本邏輯強勢運行下越來越突出。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中,筆者要探討的是,何以民眾在對社會不公普遍抱有怨憤情緒的同時,不是採取抵制、反對的行動,而是順應體制,競相投入到了地位競爭的大潮中去?

第六章重點討論了當代中國身分制度的屬性及功能。在介紹並分析國內外各種研究成果及主要觀點的同時,作者指出:作為國家的一個根本性制度,等級化的身分制是一個由戶籍身分、職業身分、居住身分以及政治身分等制度組合而成的複雜社會系統,它不僅具有身分制和等級特權制的一些基本特徵,它還是一套政治/社會管理系統。從這幾十年來社會保障制度演變過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實入手,本章分析了這一身分制度與社會不公問題的深層關係,以及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結構性延續的機制。

第七章聚焦於「社會流動」體制的變動邏輯及其「合理性」所在。通過對地方政府經營的身分資格的交易市場以及「市民化」體制的揭示,發現由政府和社會成員共同建構的隱性社會體制。並進而分析說明,在「平等/公平」價值的目標框架和「社會流動」的現實制度安排下,理性主義的工具價值成為轉型時期國家與社會之間廣泛共用的變通性規範;作為「民權」目標的現實替代物,「流動性」成了制度合理性的主要依據。社會轉型的過程結構則成為平等公民權延期支付的意義框架。

隨著經濟/社會體制及其再分配體制的急劇變化,不同身分群體和政策物件群體頻頻經歷地位跌落和認同危機。第八章以「歷史遺留群體」及其權益訴求行動為考察對象,將討論帶入到有關「轉型正義」的議題。通過對他們的目標訴求、行動策略的分析,我們得以瞭解,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那些在社會流動過程中遭受挫折的群體,是如何認知自身的狀況;基於對個體命運背後的社會情境所作出的定義,他們是如何與政府展開框架博弈,並介入到政策過程中。

(3)轉型國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課題,涉及到了有關「社會秩序」的一個經典議題─「秩序與規範」的關係問題。在一個理想價值、目標制度作為未來夢想而被懸置的現實國家,社會生活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在第四部分,筆者將視線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各種行為體之間的關係中,發現在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形態、制度規範等以外,生活者所實踐的道德規範;以及在不同的價值規範框架之間、在不同行為體的互動過程中,那些為不同行動者所共用的文化。

第九章以城市中的流動群體為考察對象。透過「中國城市中很少流浪者」這一現象,致力於發現城市中外來勞動者、低收入者是如何建立自己(及其家庭)的居住生活秩序。通過對非正規居住空間的城市人類學調查和對生活者的大量訪談,我們發現,不同階層的流動者普遍具有通過互助行為實現自助的意識和能力。這樣的互助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傳統的熟人社會之間恩報關係,而已經形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行為。他們的居住生活秩序背後,形成一種社會自生的道德秩序。

第十章是一項有關城市違規空間的個案調查。依據對一個由動遷基地、外來民工聚居區以及馬路菜場(菜市場)構成的城市違規場所的個案調查,結合多年來相關調查的研究積累,探討當下中國城市社會中各種「違規/違法/違章/非法」的空間及經濟活動的發生機制,及其對於轉型社會所具有的複雜意味。分析中以「空間」概念涵蓋物質、社會及價值規範等多重空間,並通過對由城市各級政府、開發商/動遷組、動遷戶、市民、外來民工群體、公共傳媒等各種行為主體所建構的複合的敘事文本的解讀,探討人們在法律行動中多元的法資源是如何被運用,「違規」作為城市中共用的社會空間是怎樣在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中形成的。最後,還分析了在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動中,以非正規性為核心要素的灰色地帶所起的作用,並揭示了「共用的政治文化」正在以道德主義消解法律主義的事實。

第十一章的內容,是通過對一起由城市火災所引發的市民集體行動事件的分析,發現並討論幾個社會事實:災難作為一種「例外狀況」,它不僅可能成為國家擴張的契機或機制,它也會是市民集結、社會擴張的機會;圍繞市民的大規模集體祭靈行動,社會輿論充分展現了情境定義的價值博弈能力;在跨地域、跨階層的市民聯合中,以及對受災民工表示哀悼、聲援的行動中,行動者公開宣導的個體生命平等的價值主張,以及在此輿情背景下城市政府最後採取的同命同價的賠償政策,構成了對既有的等級身分制度的價值批判和制度挑戰。雖然這一事件最後並沒有直接改變國家和城市的相關制度,但這一例外性事件讓我們看到了民眾自下而上地參與建構「以規範為基礎的秩序」的實踐邏輯和現實可能性。事實上它還向世界展示了「轉型陷阱」局面下,國家─社會關係正在發生變化的真實的另一面。

不同於前面幾章的經驗案例分析,第十二章的討論在一個相對宏觀的層面上展開。結合近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狀況的變化趨勢,這一章主要分析,當國家支配系統出現逆向的變動趨勢,民眾對制度改革的前景感到悲觀時,政治─社會的局面是如何被維持的?人們通常認為改革派以及渴望改革的一般民眾的克制和順從,主要是由於威權體制的強制力所造成。但我們如果將問題放到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和意義結構中加以考察,則可以看到,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政治立場不同的行為體之間,社會轉型的價值框架持續發揮著其特有的規範約束作用。即使是對民主、自由、法治等價值目標抵制立場的政治支配者,也往往需要借助於烏托邦的未來理想,通過對「社會轉型」的結構要素的操作,來實現其支配。而改革派也往往將「忍耐」、「等待」視為對國家轉型命運負責任的政治倫理。本章在理論上建構了「過渡期政治」這一分析工具,以此說明轉型社會中的國家擴張邏輯,以及改革進程「停滯」、「倒退」情境下行為體間的政治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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