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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上海，前往重慶：被遺忘的電影人──何非光」講座側記
◎翟翱（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臺大出版中心舉辦的「漂泊與跨境：1930-1940年代的臺灣、中國與日本」系列講座，第二場次為「前往上海，前往重慶：被遺忘的電影人──何非光」，由任教於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的三澤真美惠教授主講，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梅家玲教授主持。主角何非光是出生於臺灣的抗戰時期影人，拍攝過十餘部抗日電影，如今卻默默無名，不見於兩岸影史。三澤教授試圖從此現象切入：何非光為何消失於兩岸影史記憶？並以何非光為例，說明國家主義、軍國主義與國家論述如何入侵個人領域。
三澤教授有感於近年日本右翼勢力復辟，回顧二戰時期的中日歷史，因此特別有所感觸。她表示：「如果我們不跟歷史學習，不多認識政治，東亞恐怕難以維持和平。」何非光的生平提供了我們回望歷史的一種角度。三澤教授分析，何非光之所以不見於兩岸，是因為他在大陸被視為國民黨間諜、反革命者、親日分子；在國府統治下的故鄉臺灣，又被視為投共分子，因而失落於歷史的夾縫間。三澤教授認為，何非光的生命軌跡正是受到他者與我者的分界使然。她以心理學認知測驗中既是兔又是鴨的圖案為例，說明我們區別他者與自我的標準並非固定的，乃出於人為意志，端看自身／政治需要。
何非光自臺灣臺中一中休學後，負笈東京，深受現代藝術吸引，之後偷渡上海展開他的演員生涯。在當時臺人普遍被視為日人走狗，何非光不得不隱藏臺籍身分。此時，何非光多扮演兩種反派角色：好色的洋化資產階級與殘酷的日本軍人──這兩種人物都是當時中國的「敵人」。何的留日與臺籍經驗，讓他能夠游刃於這兩種人物之間，他的銀幕形象是中國觀眾認識「敵人／他者的面貌」的方式，他的身體成為他者與我者的分野與標誌。之後他一度回到東京學習有聲電影技術，1937年再度到中國，旋即前往大後方重慶拍攝抗日電影，他的第一部電影是《保家鄉》，內容是向農村人民宣傳抗日，部分也銘刻了他出生自殖民地的（反）日本記憶。之後十年的導演生涯中，他交出了十二部作品，生產力不可不謂旺盛。儘管受制於國策需求，作品清一色是抗日主題，但三澤教授認為何非光仍在有限的空間內展現了他的導演特色。較之於其他抗日電影中抽象、刻板的日人形象，何非光的日人角色無疑生動許多，更富血肉。他的《東亞之光》描述日人目睹自身罪行而幡然悔悟，決定與中國人攜手結束戰爭，是敵我分明的抗日片中的異數。何非光不過度強調他者與「我」在本質上的差異，而是賦予他者與我者共存的可能。三澤教授以為，這與他從小乃至在銀幕上始終被人「視為」他者有關。
三澤教授總結何非光的影人角色與獨特之處，在於他賦予他者「面孔」，「我」與他者之間有機會產生紐帶──如果彼此都處於被壓迫地位的話。誠然，何非光的某些電影（如《花蓮港》）仍不脫為官方喉舌的嫌疑。但他以個人經驗出發，確實交出了不流於俗的影像作品。三澤教授最後表示，何非光晚年一直想回到故鄉，直至1997年臺灣將為他舉辦回顧展時終有機會，無奈在行前兩個月逝世。直到最後，何非光的一生仍在異鄉人的角色中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