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翱(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臺大出版中心舉辦的「臺大時空膠囊」系列講座第二場「傅斯年與臺大校史」於十一月十二日在臺大誠品舉行,此次的主講人為臺大歷史系的吳密察教授與歐素瑛教授。
座談一開始,吳密察教授簡述1945年到1950年間臺大經營面臨的困難。接收後的臺大,最先遭遇的不利處境是校長與臺灣長官公署之間的權力之爭。眾所周知,光復後的臺灣最高權力中心──長官公署不啻戰前的臺灣總督府,而戰前的帝大實乃受控於臺灣總督。如此一來,改制後的臺大究竟要聽令於校長羅宗洛還是行政長官陳儀,陷入雙頭馬車的尷尬處境。陳儀為加速中國化與去日本化,亟欲插手臺大的人事,卻為決定留任部分日籍教師的羅宗洛拒絕,陳儀因此扣押臺大的補助經費,以此逼迫羅下臺。陳儀遂行其志,繼任校長陸志鴻在人事上聽任陳儀上下其手,臺大教授人數因而在此時期膨脹許多。吳密察教授指出,應當注意的是,雖然我們現在不斷強調北大與臺大之間的傳承關係,但戰後初期的臺大其實與華中的學校如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往來更密切,許多臺大教授亦出自於這兩間學校。吳密察教授同時指出,陳儀因為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投共的關係成為官方的歷史罪人,但他其實有不為後世所熟悉的另一面存在。陳儀在擔任福建省長時與許多優秀的學者建立起良好的關係,許壽裳即是在陳儀的力邀下赴臺大任教,最初甚至還是陳儀屬意的校長人選。
接在陸志鴻之後擔任校長的莊長恭,為解決前時期聽任陳儀安插的人事,解聘過多教授,而無法久任。隨著莊的下臺與國府轉進臺灣,與中央關係密切的傅斯年成為了臺大校長。傅斯年時期最大的轉變,是師資問題獲得解決──因為傅的號召力與時勢所趨,更多的大陸學者願意任教臺大。但傅斯年也面臨了新問題:隨著國府遷臺的學生人數暴增,臺大必須從帝大到光復初期以來,學生不多的研究型大學轉型為教學型大學。
接著歐素瑛教授談及了傅斯年上任以來的作為,與他在四六事件的立場。傅斯年為徹底解決師資不足的窘竟,決定自行培育師資。傅斯年的辦法是,從各系挑選優秀學生擔任教學助教,再轉任教授。這項辦法的確解決了師資問題,也成為延續性的政策,臺大許多老一輩的教授都是出自這套辦法。再者,臺大既不缺教授,傅斯年便決定加強教授素質,重新審定了教授資格與升等制度,解聘不適任教授。此外,長期以來陸籍教授與臺籍教授的薪資不對等問題,也在傅斯年任內解決。
傅斯年在四六事件中的堅定立場是他為後人推崇之處。但歐素瑛教授指出,根據陳誠的回憶錄,其實在事件之前他曾徵詢過臺大、師大兩位校長:該如何穩定臺灣秩序?傅斯年的回答是:肅清共匪,同時開出三個條件,分別是:動作要快、要徹底、不得流血。四六當天,傅斯年便在陳誠的辦公室內等待「結果」。傅斯年後來以自由主義為人所知,但在國家「可能」遭顛覆之時,他仍選擇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他的另一個折衷之道是,堅持陳誠「只能」動共黨名單內的學生。
歐素瑛教授表示,這個脈絡在傅擔任北大代理校長時就可見得。當時有許多教授隨共黨到延安,傅斯年便建議增審留下來的教授的資格。此外,傅也曾代表國民黨至昆明解決學潮。
總的來說,在被視為臺灣白色恐怖濫觴的四六之後,臺大也未能免於這個漩渦之外,職業學生在臺大成為了不可道破的「風景」。多年後的哲學系事件,或許是傅斯年當時決議肅清共匪的一個回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