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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青年的苦惱與文學之路
文╱黃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主持人梅家玲教授（左），主講人王惠珍教授（右）
臺大出版中心於九月舉辦的「龍瑛宗與殖民地臺灣」系列講座，第一場於十六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藝文閣樓登場，邀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梅家玲教授主持，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王惠珍教授以「殖民地青年的苦惱──龍瑛宗的文學夢痕」為題主講。
龍瑛宗的代表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直是臺灣文學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臺灣文學相關課程的必選讀本。王惠珍教授於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時的博士論文便是研究龍瑛宗的文學經歷，她以真摯而審慎的治學態度，為我們勾勒出青年龍瑛宗完整的生命軌跡。龍瑛宗懷抱著文學之夢，努力不懈，他的作品也獲得了極高的榮譽。龍瑛宗對文學的執著，使他在國民政府來臺、日文報刊被禁之後，努力學習中文，以繼續創作之業。王惠珍教授在日本攻讀多年，也親身經歷轉換語言的限制，研究龍瑛宗的文學生命，另有見地，且更能同感龍瑛宗的生命歷程。她在講座中即以龍瑛宗筆下的青年苦惱為題，帶領讀者一窺龍瑛宗的文學世界。
龍瑛宗出生於新竹北埔，後進入臺北商工學校就讀。臺北工商學校是日治時期相當重要的技職學校，目的是培養南進後的管理階層，因此學校的訓練非常嚴格。除了學校的教育，龍瑛宗也重視自我文化素質的培養，他搭上日本的「圓本」熱潮，透過大量的閱讀累積深厚的文化資本。龍瑛宗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後，透過老師的推薦，進入銀行工作。當時的臺灣沒有職業作家，唯一稱得上專職寫作的只有西川滿，而龍瑛宗背負了養家活口的經濟壓力，無法專事寫作。
除了經濟的負擔之外，身為殖民地作家還有其他因素影響龍瑛宗的創作。一是語言問題，以他國的文字作為發聲的渠道便是殖民地作家的第一道門檻，而龍瑛宗是臺灣唯一前進帝國文壇、被日本內地承認的作家。龍瑛宗在獲獎之後因種種因素沒有留在日本文壇發展，為此她一直欽羨朝鮮作家張赫宙。但歷史終會予人適當評價──龍瑛宗成為臺灣文學重要的里程碑，而張赫宙始終被排除在朝鮮文學之外。二是政府對創作嚴格的檢視制度，不僅於外在檢查作品的內容，也使得作家自我檢視，直接限制了創作的自由。日本政府更為了宣傳戰爭而插手創作，龍瑛宗面臨為了道德而停筆，或是為了自身文學理想而繼續寫作的抉擇。
王惠珍教授表示，龍瑛宗創作的題目設定與現今的年輕人苦惱相差不大──知識青年與帝國未來的不安、小說主角陳有三在低薪環境下與生活的奮鬥等等，都是龍瑛宗在現實中觀察，甚至是他自身經歷的現實的苦惱。他將年輕人的苦惱寫得深刻，很能引發共振，因此經過了時代的淘洗，仍保留下來，成為經典。
王惠珍教授將龍瑛宗書寫中的苦惱來源分為經濟問題、殖民地現代化的窘境與政治問題三個層面。首先，經濟問題主要源於當時全球的經濟危機，新中間層的低薪問題。龍瑛宗的小說、家書之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的薪資，如陳有三的月薪為二十四元、蘇德芳為四十元等，將人的價值化約為貨幣價值。王惠珍教授說，即使到今日，年輕人也依舊為低薪問題與工作所苦，若有人將領22K的痛苦寫成文學作品，或許也會是個重要的議題。
其次，王惠珍教授提到，婚戀自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重要的文學題材。龍瑛宗筆下的女性，並非當時文學作品中常見的農村婦女，而是身處於現代城市、有強烈自主性的女性。她們在當時需要女性勞動者的環境下脫離農村，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努力追求、找到自己的幸福。
第三，政治問題主要是源自於殖民地的歧視狀況，這也是龍瑛宗作品中苦悶感的主要來源。龍瑛宗為歧視問題所找的出路有兩條，一是隨著帝國南進，二是西進到中國大陸追尋自由天地，要脫離殖民地的苦悶終究只有出走一途。
龍瑛宗作品中的主角多是瘦弱、絕望、沒有夢想的形象，甚至「極其瘦弱悽慘的影子，不知如何是好，受挫、煩惱，拖著沉重的步伐走下去」。龍瑛宗在他充滿荊棘的文學之路上，歷經艱辛且飽嚐折磨，最後依舊文學夢幻滅，但是他從未放棄對文學的追尋。王惠珍教授最後說，目前臺灣文學情況慘淡，不過龍瑛宗以他的生命讓我們看到他對文學的堅持，或許這可以作為臺灣文學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