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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瑛宗小說體現的時代精神
文╱吳繪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主講人吳叡人教授（左），主持人吳佩珍教授（右）
臺大出版中心主辦「龍瑛宗與殖民地臺灣」系列講座第二講，於九月三十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閣樓舉行，講題為：「『近代的個人」登場――解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本場講座由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教授主講。
吳叡人表示自己非常喜歡龍瑛宗先生的作品，並深受這些作品啟發。他首先引述葉石濤先生在《台灣文學史綱》書中的意見，龍瑛宗「具有世紀末蒼白的知識分子的傷感性」。吳叡人認為，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可以捕捉到這位作家所屬時代中一群人的意識形態，而葉石濤對龍瑛宗的評論確實掌握了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樣態。因此，對於吳叡人而言，龍瑛宗寫於一九三七年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並不只是一篇文學作品，也是一個偏向哲學思想方面的作品，他強調他閱讀此作品時並不是以文學史的角度，而是以思想史，而且是臺灣思想史的角度來讀這篇小說。這個閱讀方式也與他在政治學和政治哲學領域的專業有所連結。
吳叡人說，大家應該很少聽過「臺灣思想史」，幾乎沒人在提臺灣的思想史，彷彿臺灣是沒有思想的地方。但文學作品其實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思想的具體展現，而且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定是一個時代的反映。吳叡人更進而指出，臺灣思想史在歷史上是斷裂的，而且由於臺灣的歷史是多脈絡的，所以我們不能從單一的脈絡來看問題。此外，吳叡人也點出，研究思想史一般而言得藉著文本，而臺灣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本是透過不同的語言寫成的，這也是研究臺灣思想史的困難與挑戰。
進入對於龍瑛宗小說文本的解讀，吳叡人指出，龍瑛宗的文本裡面透露了那個蒼白、無力，想要做一點振作和反擊卻又失敗的個人，也呼應著當時的時局，記下在日本擴張下慢慢形成的臺灣，以及當時新中國的興起對周遭的影響。雖然龍瑛宗是在島內的一個小鎮寫下這作品，但在他的文字中也體現了當時臺灣的周邊情勢。
吳叡人並試圖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提出一個理解架構，他將之分成兩個脈絡，分別是臺灣的脈絡與日本的脈絡。在日本的脈絡下，原本日本國內的語言是不統一的，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不僅將四分五裂的國家統一，也將語言統一，因此近代日本文學也就是日本民族國家形成的產物。而日本的往外擴張促進了日本文學向外擴散，龍瑛宗就是在這個擴散過程中徹底混血的第一代，他也屬於近代日本文學的一環。
另一方面，臺灣的脈落則相異於日本。近代臺灣文學的誕生來自於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反抗。因此，臺灣文學的誕生伴隨著臺灣主體性的思考，也就是要用哪一種語言來書寫臺灣文學？在經歷傳統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的嘗試一一失敗之後，原本多語、多聲的臺灣近代文學被「純化」為單一的日語文學，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雖然有臺灣的意識，想發展自己的文學，最後卻還是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只能以日文書寫，龍瑛宗也是如此。
吳叡人在〈另一個「閉塞時代」的精神史――龍瑛宗臺灣戰前小說中的殖民主體形成〉這篇文章則指出，作為民族文學的臺灣文學開始解體的時刻，卻也是它作為「近代的文學」開始成熟的時候，因為「近代的個人」終於在龍瑛宗以日文創作的小說中登場了。這個「個人」是畏縮的、徬徨的、冥想的，乃至自我憎惡的，他們不僅無路可出，更無力向強權宣戰，多數只能放棄理想，從屬於國家體制，極少數不願放棄理想者，也僅能虛弱地等待某種形而上的歷史救贖。
吳叡人認為，龍瑛宗最大的臺灣性就是他運用日文把臺灣的風土寫出來，自然風土保有自己的獨立性，而日本人反而被臺灣的風土同化了，他們在臺灣數十年以後，竟然出現以描寫臺灣風土為主的文學，表明了臺灣的風土是無法被日本人奪去的。文學終究離不開歷史，也離不開社會；閱讀龍瑛宗的作品，不僅讀到了作家個人，也讀到了其所屬的時代特質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