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在霸權與歧視之間共舞，臺灣與女同性戀者的命運
文╱貓拓
臺大出版中心「面對差異的哲學」系列講座，第二場次的講題為「看見同性之愛：臺灣同志文學與運動的興起」，由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紀大偉教授，與《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作者胡淑雯女士主講，兩位作家一起對談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桑梓蘭教授的最新中譯著作《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
桑梓蘭教授這部著作的英文原書於2003年就已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於2014年11月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中文譯本。紀大偉教授指出，中譯書名《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的「浮現」二字，暗示了女同性戀其實早已存在，「同性戀」這個詞彙也同時包含了同性戀的「行為」與「概念」。本書英文原名是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作者在此使用了「Same-Sex Desire」和「Lesbian」，其中的區別值得特別注意。Same-Sex Desire屬於普遍性的詞彙，Lesbian則是具特殊性的詞彙；同性之間的欲望是自古以來始終存在的事，但Lesbian卻是一個從十九世紀歐洲才開始發展的嶄新詞彙。
在這個題目之下，本書的書寫架構將臺灣納入「Modern China」之中，文內不斷召喚、暗示：臺灣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要帶動中國，認為臺灣是「文化中國」的一部分。對於此一論述方式，紀大偉解釋這或許是因為在現今種種複雜的情勢下，在國際上想做臺灣研究十分困難，往往必須被迫包裝成中國研究，在五星旗的掩護下將臺灣研究暗地偷渡進去；在試圖掩飾、偷渡的過程之中，難免犧牲了深掘議題的更多可能，但整體而言這本書的寫作與出版仍有不容磨滅的貢獻。
無論是「中國」，或是書中使用的「大中華區」（transnational China），抑或是紀大偉在本書導讀文中嘗試理解的「現代中國」，身為臺灣讀者，在閱讀此書時最大的疑惑可能會是：那麼在這個「中國」裡，臺灣是什麼？作者書中多方討論了女同性戀者該如何面對異性戀霸權、沙文主義等種種定義與詮釋的權力；胡淑雯認為書中反覆述說的異性戀霸權與沙文主義，彷彿恰好可以置換成所謂的「大中華區」（或者說，中國）──我們從中看見了女同性戀者的命運，就彷彿看見臺灣的命運一樣。如同女同性戀者質問自身「究竟何謂女同性戀」一般，臺灣至今也仍不斷掙扎、拼命想尋找自己真正的面目。
關於「同性戀」和「同志」這兩個詞，桑梓蘭教授在書中指出：「比起舊稱『同性戀』，許多臺灣同性戀者偏愛『同志』這個新的稱呼……『同性戀』是『同志』的前史，前者被刪削和部分否定之後成為『同志』」（264頁）。從「同性戀」到「同志」，將原本的詞彙置換成「政治正確」的詞彙，這確實是運動的部分成就，然而紀大偉和胡淑雯的擔憂是：這是否就能代表歧視已然消失？或者只是用來強調「沒有歧視」的立場？將「歧視性的詞彙」清洗乾淨成為「不歧視的詞彙」，背後所投射出來的是對「政治正確」與否的恐懼與焦慮。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也批評臺灣八卦雜誌「接二連三地編造關於同志亂交、性技巧、在公園和酒吧獵豔、犯罪、謀殺和自殺的故事。其中的一些報導是窺視性的，而許多明顯都是荒誕不經的。」（277頁）然而這些媒體的報導是否也確實是事實的一部分？胡淑雯認為，在討論同性戀議題時為了要引起更多的情感共鳴，於是經常會認為必須要排除所有的雜質，將所有的骯髒認定為「惡」、然後加以否定；但其實真正的問題往往就是「怕髒」。「怕髒」也就是接受了同性戀被刪減、被消去、被否定的內容，而不能真正地擁抱、接納、肯定同性戀者。
在對《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的導讀文章中，紀大偉指出「邱妙津的小說被認為應和了五四時期中國女作家」，但「在我印象中，邱妙津並不關心五四文學」（iv頁）。胡淑雯也認為《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在談論邱妙津時，太過強調作品的社會意義與進步價值，這透露出作者對一個「光明、偉大、多元」的社會有著太過一廂情願的期待，但這種閱讀文本的角度其實正好是悖離美學的。而且文學作品能在社會上引發迴響與改變，往往是社會在那個時代已累積足夠能量的緣故，而非單純只靠文學作品本身的力量。
紀大偉認為《浮現中的女同性戀》最大的企圖與嘗試，其實是想替二十世紀的欲望、女性、同性戀寫史。這是異常困難的課題，因為這涉及政治上的種種難題，這段時間的中國、臺灣、甚至日本，也往往都是支離破碎的，難以拼湊與整理。胡淑雯引用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瑞克‧沃克特（Derek Walcott）的〈桅船之航〉來作結：「我是一個喜歡大海的紅種黑人／我受過良好的殖民地教育／我身上有荷蘭、黑人和英國血統／要麼我誰也不是，要麼我就是一個民族」。沃克特的這段詩，正彷彿是臺灣複雜的身世與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