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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如何改變？歷史如何創造？
文／翁稷安（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暨歷史系教授陳弱水先生，於2016年2月21日中午在國際書展的會場，以〈思想、社會與歷史變動──從唐代中國談起〉為題，和現場的讀者暢談《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本書是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新作，內容涉及唐代思想，尤其是中晚唐思想的轉變，是十分專門而精彩的學術著作。顧及現場許多非學界的一般民眾，在演講的內容上，陳老師由更寬廣的角度出發，除概略講述他在書中對中晚唐思想變化的看法外，另涉及一般性的議題——反思思想、社會、歷史變動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次的演講所關懷的，可說既是歷史，亦是當代。
陳老師指出《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顧名思義，是從文人（文士）觀點討論唐代思想的變化，在當時以詩文寫作晉升仕途的文人，是推動思想變化最大的動力和能量，這股動力和能量是深具歷史意義的，因為很多的歷史上的巨大變動，重點往往不在於什麼（原因）引進或創發了什麼新事物（結果），而在於是什麼樣的動能，導致事物秩序重新洗牌，讓既有的潛流重新得到抒發與詮釋。本書的時代背景主要以安史之亂為主，上溯至唐代前期的源頭，下推展至五代，在此時段產生了根本元素（element）的轉變，透過分析士人階層為主體的知識社群，勾勒出如此變化的深遠而複雜的諸多面向。
他認為對人文社會學門而言，「變化」往往不是關注的核心，因為變化是常態、是浮動的，事物表象之下穩定的結構，才是吸引著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歷史學因為重視時間因素，對「變化」較為留心，但亦非所有的變化，而是關注所謂結構性的變化，如外在環境的改變、外來征服者的侵略、新技術的生成和影響，或社會內部構成的翻轉重組等等，近似於紀登斯所言的結構之演化。所以事件和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史學家的關注，但亦重視個人在其中所具有的能動性。
從學生時期，陳老師即偏愛思想史，並受到1970年代所流行「內在理路」的影響，之後再漸漸擴大，關注思想和社會的關聯，尤其在意某些意識型態對於社會的作用和反饋。本書的問題意識可視為對唐宋變革討論的一環，很多因素早已深埋其中，至安史之亂而被觸發，譬如在高宗、武氏時期對駢文的批評，是古文運動的前身；古文運動的倡議者其社會特性也大半相近，說明了結構上的緊張早已出現，所以不只是抽象觀念層次的起伏，而是社會變動和文人力量的結合，造成次序的重新排列。相關的變化很複雜，簡言之，就是儒家思想得到復興，打破儒釋道三教平均鼎立，甚或儒家雖為正統但影響力和思想活躍性較低的局面，成為日後宋代理學的源頭。可以說在人的推動下，促成了結構的改變，讓社會結構內一些沈寂但從未消失的孔隙，重新被發掘，進而產生了本質上的改變。
最後的問答時間，現場發言熱烈，有讀者詢問當代臺灣知識份子和唐代的文人是否相同，能否肩負改變時代的任務？陳老師以為兩者知識社群有性質上的差異，唐代知識人數量有限，較為僵硬，今日臺灣則因教育普及，知識的全民化具有公民社會的基本雛型，知識份子必須採取說服公民社會的態度。另也有讀者詢問中日的差異，為何日本是以武人而中國是以文人為力量？陳老師表示唐代確實沒有明顯的武的成份，只有「豪族」，然而同時期平安朝的日本，亦非武士為主導，即使到後來，至德川時期武士時期亦出現文官化的傾向，這中間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難以簡單回答，但關鍵在於絕對不能受限於刻板印象進行判斷。
陳弱水老師既兼顧書中內容，亦論及對歷史變化的整體看法，如文初所言，中間很多見解與想法都能促進我們對當下的思考，唯一美中不足的，或許是時間有限，在短短一個小時不到的時間，現場讀者多有意猶未盡之感，有興趣想再進一步深究者，或許可以閱讀《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應該會更有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