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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史詠懷的中國文學史
文／劉建志（臺大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於2016年5月上市，從過去出版的700多種書目中，挑選十本書籍重新編校、裝幀出版，並舉辦系列講座以深入介紹、導讀。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講座在2016年5月17日於永樂座書店舉辦，本場次由臺大出版中心主任項潔主持，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柯慶明老師與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許銘全老師對談。
在講座開始時，項潔主任提到，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一書，是當初決定出版紀念選輯時，完全無爭議且一致通過的書籍，顯示這套書籍無庸置疑的代表性。柯慶明先生與許銘全先生的對談中，更談到許多此書寫作、編輯、成書的過程，尤其重要的是，對談中屢屢談及臺靜農其人性情與學養，知其人，論其世，不只是臺靜農先生書寫文學史的態度，更是我們閱讀臺先生文學史該有的領會。
柯慶明先生提到，臺大中文系的規模是在臺靜農先生任中文系主任時奠定的，當時的時代氣氛肅殺，歷任系主任或須採「阮醉屈沉」的態度，臺先生亦難自外於時代。他早有意撰寫《中國文學史》一書，於是一面授課，一面以毛筆抄寫大量社會史的資料，並開始撰寫書稿。但後來臺大發生殷海光的事件，臺靜農先生自己亦曾被約談，為了不給出版中心添麻煩，便解掉了《中國文學史》的書約。
臺靜農先生留下的書稿，目前收藏於臺大總圖特藏館，後來得以出版。許銘全先生提到當初整理、成書的經過，這些手稿有些被挪作他用而有所殘缺、有些帶著難以辨識的俗字，亦有許多未能收錄於書中的筆記夾紙（臺先生在閱讀到適用的材料時，會以夾紙抄錄），因而有辨識、整理的困難。再加上這些手稿撰寫的時間歷時十九年之久，整理起來頗費工夫，最後成書時難免有一些訛誤之處。例如第一版出版時，論及唐代詩歌時未提到李白，此事在當時引起議論，有人認為是有心忽略，但臺老師的學生方瑜認為不可能，請許銘全再於特藏組的手稿中尋覓，果然找到論述李白的文章，不過此文體例與其他章節不同，顯然是有意作為其他專文發表，在之後《中國文學史》再版，李白的部分自然就補上了。此外，許銘全亦在特藏資料手稿中找到一些古典小說的札記，寫法不似文學史的體例，反而比較接近上課講義，這可以佐證柯先生所言，也許臺靜農先生當時已經放棄文學史寫作，而未將明清以下的小說部分寫成書稿。
提到這些整理資料的過程後，許銘全建議，特藏組中的手稿，可以擴大整理，並進一步數位化，以恆久保存這些未能收入書中的夾紙、小說札記、與無法編入體例的材料。
有些人認為，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只寫到元朝，是一本未完的書籍。柯慶明解釋，閱讀了臺先生文學史稿本之後，發現許多材料用於別處。如明代以下的小說資料挪用於課堂上教學使用、下冊第六篇第三章宋詞中，部分資料曾被挪用刊登於中國古典文學專號中、有些材料延伸寫作成專文，收錄於聯經出版的《靜農論文集》中。因此，除了政治事件之外，也有一些現實因素，造成這本書看起來「未完成」。若欲更全面理解臺靜農的中國文學史觀，可一併參酌這些資料。
儘管本書看似「未完成」，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卻是獨特的著作。如何寄澎老師所言，這本書是「敘史詠懷」之作。臺靜農先生除了具備獨特史識與豐沛學養外，在寫作中更不時流露感慨，而顯「志深筆長」。柯先生亦提到，寫作文學史的書籍並不難，只要掌握夠多材料，將其組織成書即可。但要發自自己生命的情感懷抱，沒有真實的感覺或獨特的意見就不寫，這就不容易了。臺靜農先生寫出的文學史是屬於生命交感的創作，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視野。
如上文提到的李白定位問題，臺靜農先生認為歷史對李白的定位是錯誤的，李白不止詩酒風流，更具備對現實政治的關懷。書中舉證論辯羅大經所謂「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為不可信，更以其詩、其文探討李白特殊的政治懷抱。如永王璘事，臺靜農引宋蔡寬夫之言，認為李白志大而才疎，任氣而放誕，傾慕動亂時代的策士與遊俠，而非一般現實政治人物。此外，其詩對政治昏暗、朝貴淫恥、驕橫、皇帝黷武等事亦多有指涉，「識者稱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從臺先生的這些引證與體會，我們更可明白，《中國文學史》此書，的確是「敘史詠懷」之書了。
在對談中，柯老師更提及許多課堂的記憶，臺先生臧否人物率直，言談中亦可見其風趣、寬厚、具正義感的性格。這樣的人格形象，更讓許多學生心嚮往之。許銘全先生雖未親炙，但也提及當年上方瑜老師的詩選課時，方老師因臺靜農老師去世，而在課堂上落淚一事。臺靜農先生不只在學養、見識上讓人欽佩，更醞釀了臺大中文系如家庭般的溫暖氛圍。
對臺靜農先生而言，文學史的課堂重點不在全部講授完畢，而是以心傳心，教會該以什麼眼光或態度看待文學史。臺靜農先生《中國文學史》一書，正是最佳示範。正如何寄澎老師與許銘全老師合撰的導讀中提到：「隨時流露真情，有時沉痛，有時風趣，時或直率，時或婉愜。」這段話是臺先生評陶淵明詩之語，適足以移來評臺先生之筆。這本「敘史詠懷」之作，確實為《中國文學史》的創作樹立無可替代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