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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為抒情的河流中：抒情傳統的建構及其衍生
文／楊勝博（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初夏傍晚的永樂座，聽眾陸續就座，等待講者開講。本次講座由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柯慶明教授主持，香港教育學院講座教授陳國球、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主講。兩位主講人將分別導讀高友工教授的《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與王德威教授的《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兩本學術專書。
主持人柯教授以「今天是個很抒情的夜晚」一語，為講座揭開序幕。柯教授提及，過去中國有建構文學史詩的夢想，有些作家的作品不合史詩要求，但也不願承認自己只是抒情。而西方漢學家，如捷克的普實克，則試著論述中國文學的情感表現，找出中國文學和西洋文學相異之處。其中，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
為中國美典研究建立框架的高友工
順著話頭，陳國球教授認為抒情傳統的討論，最早是1971年由陳世驤〈中國抒情傳統〉一文所開啟的。但高友工的著作，進一步建立了對抒情傳統的討論框架。陳教授並認為，若沒有高友工，就不會有自己的《抒情中國論》，和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現代「抒情傳統」四論》等研究成果產生。
高友工教授最初並非就讀中文系，而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大一國文課時，他受到老師廢名（註1）的極大影響，從此對文學與詩歌念念不忘。之後，他和家人因國共內戰遷往臺灣，轉入臺大中文系。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歷史研究所時，認識了室友兼研究夥伴梅祖麟。兩人在1972年到1976年間，合作發表多篇論文，包括藉由語言結構分析杜甫詩歌，唐詩語法、用字與意象的研究，以及唐詩隱喻和典故的研究等，從此聞名學界。
高友工在1978至1979年間，擔任臺大文學院客座教授時，寫了美學三篇：〈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引起很大的迴響，學界刮起一股「高友工旋風」。他認為過去的「傳統批評」都是「抒情性的批評」，但抒情性、感覺式的批評並非沒有價值，如果能結合分析哲學，以及對抒情性批評的梳理，反而能深入經驗世界的根源中，這是西方批評中較少著墨之處。
陳教授分析高友工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中國語言、文字對詩歌的影響：透過確認漢語和印歐語系的差異，用語言哲學建構美典概念。他認為文字和語言有關聯，但是兩者的發展並不對等，因此形塑了與西方不同的表現形式，即「捨細節而取主旨，輕實證而重印象」。
第二類是文學類型與美典的建立：美典，指的是「內省美典」，藉由「內化」、「象意」兩項發展程序，在初唐時期奠定了美典基礎。美典研究個人、群體對於藝術品的反應與評價，以及由此展現出的某種典範與原則，也就是潛藏在集體無意識中的規範和準則。
第三類是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所謂的「抒情傳統」是指以抒情詩為主的傳統，「抒情精神」是從抒情傳統中醞釀出來的，在古代的雅樂、書法與繪畫作品中，都能發現抒情精神的存在。高友工將美典分為「敘述美典」和「抒情美典」，並認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抒情美典的影響大於敘述美典。
西方文化著重「敘述美典」，這是一種外向的（extroversive）特質，研究對象是完成的作品、藝術品創造的目的，研究重點在於展現和再現；相對來說，中國著重「抒情美典」，是一種內向的（introversive）特質，研究對象是內在的美感經驗，認為自我實現的美感經驗是藝術的本體，而經驗可以藉由「內化」與「象意」保存。抒情美典可以視為文化演化的產物，不僅是在文學史的層次，更要放在文化史的層次中進行研究。
探討抒情傳統中的可能與不可能
梅家玲教授接著導讀王德威教授的《現代「抒情傳統」四論》，本書也是臺大出版中心「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所收錄的第一本作品。梅教授提到，「抒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聽到的詞彙，但什麼是抒情？抒情傳統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抒情傳統如何介入文學與藝術的研究？又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這正是本書要回應的幾個重要議題。
梅教授補充道，臺大中文系的柯慶明、張淑香、蔡英俊、呂正惠、鄭毓瑜等多位教授，都在高友工擔任臺大客座教授時，獲得相當多的啟發，研究抒情傳統的多位學者也和臺大有所淵源。因此梅家玲認為，抒情研究傳統發軔於臺大，而王德威教授的研究，可說是拓展了抒情傳統的研究論題。
在本書首章〈「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王德威教授從三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以西方作為參照，重新探索中國傳統，並且為中國文學定位，即文學的抒情傳統。
二、抒情內蘊的「流注」特質：「抒」有梳理的意思，「抒情」也就是蘊含在個人主體的「情」，如何向外流動並形式化的過程。從抒情詩、抒情性到抒情精神的開展，其中特別突出的，是憂患意識與離散經驗。
三、現代性的批判觀點：王德威教授認為現代的文學與文化，可以放在革命、啟蒙與抒情的脈絡下討論。抒情，正是革命與啟蒙的另一種面貌，抒情傳統也因此被賦予了現代精神。
接下來的三個章節中，王德威透過三位文學史、文化史有關的人物，進一步論述抒情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例如江文也的音樂，具有民族性、殖民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是「詩與史」的辯證；臺靜農的書法，成為「情與物」的現代闡發，而這與他的喪亂詩學有所關連，也成了「興與怨」的現代實踐，同時也是現代文學與書寫形式的辯證；最後，則是胡蘭成的詩學。雖然抒情一向有「誠於中形於外」的表述形式，但胡蘭成的個人生活，卻是對自己的文字叛變，形成新的主體形象──蕩子，他的善變，也是現代性的「變」的影響。
因此，這本書主要是在研究抒情的可能與不可能，用革命、暴力、戰爭、殖民、叛變這些現代經驗，和抒情傳統對話，用創造現代性的批判精神，以三位重要文化人的個人體驗，豐富了抒情傳統的內涵，同時在論證過程中激盪出更多啟發。
註1：廢名，本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中國現代作家，學者。請參考「廢名─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F%E5%90%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