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探詢邊界處的歷史紋理
文／劉建志（臺大中文所博士生）
臺大出版中心所舉辦的「何處是故鄉？──漂泊人生下的越境認同」講座，在2016年8月16日於聯經書房臺大店舉辦。本講座由王泰升老師主持，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黃英哲老師與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對談。
講座尚未開始前，聯經書房的會場便已滿座，陸陸續續仍有許多人入場，甚至還有聽眾願意站著聆聽，場面十分熱絡。在講座開始時，黃英哲老師談起他的新書《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提及此書的寫作材料兼及「歷史」與「文學」兩個領域。一般人總會認為文學作品並不能當作歷史研究的材料，因其具有虛構性。但黃英哲卻認為，文學作品與文學家的日記，其中具備豐富的歷史資訊，這些資訊反應了個人對時代的看法，而這些常民（或文化菁英）的看法，有時候是無法從官方檔案、官方史書中得見的。本書部分章節亦以日記、自傳、半自傳小說為本，從中挖掘穿梭臺灣、日本、中國三地的文化人的心理轉變及人生軌跡。甚至在陶晶孫的研究部分，更直接以文學作品〈淡水河心中〉為其研究對象，反應當時臺灣的社會氛圍與民情。黃英哲引述蕭伯納的話，認為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其他都是真的。因此，從文學材料出發，亦能挖掘出特殊的歷史事實。不過，因文學作品有其虛構成份，日記也須考量作者本意是否要出版而有受眾問題，這些材料使用起來就必須謹慎。
黃英哲提及自己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受到70年代臺灣學術氛圍影響甚巨。臺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在70年代才算起步，且這些研究領域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甚為敏感，歷史研究論著可能因某些史觀或史實，便被列為禁書，這反而讓黃英哲對此產生興趣。此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三年，亦受到近史所實證主義薰陶，治學從「資料編輯」入手，學習從第一手資料尋找研究課題。這樣的治學態度，正反映在《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一書的寫作中，本書章節多從編輯史料、日記、檔案開始，從中發展研究課題，引申出各篇研究論文。
然而，這樣的研究取向，似乎容易被人質疑「有史料卻無史觀」，對於此點，黃英哲有充沛的自信。在他著手整理歷史資料時，他發現這些資料看似彼此無關，但如書中所言：「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有交會，但也共同呈現了重層的時代紋理中的某些共性。 」因此，本書收錄的論文雖跨度二十年之久，但卻能有機地展現文本的能動性，產生史觀、史識。由史料提升到史觀，除了紮實的文獻掌握外，更要具備開闊的格局。
黃英哲認為，研究臺灣史時，眼中不能只有臺灣，而必須放在東亞大脈絡下來看。因此，在作人物研究時，他從「漂泊」與「越境」來觀察文化人複雜的心理狀態，並不希望將人物粗糙類型化。本書中提到許多近代知識份子的移動情狀，包括來自臺灣的張深切、楊基振，中國的陶晶孫與許壽裳，也有在臺日僑。近代知識份子主動前往他鄉的歷史事實，即為「漂泊」 ，在漂泊中如何認知、理解自己的處境，如何在越境中形成複雜的自我認同，接受隨時而異的外在情勢，這正是黃英哲關心之所在，這些真實的生命軌跡，不時呈現在本書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言：「近代臺灣史，也是移動的歷史。」
對談人許雪姬贊同黃英哲從史料出發的研究路徑，因從第一手資料琢磨，文章便具備原創性。此外，本書所研究的人物，除了豐富的作品留下可供研究外，也都具有「越境」的經驗。因此，取材自「人的漂泊」與「文本的越境」，的確能重現較複雜的歷史定位問題。許雪姬提到，必須以臺灣人的立場來思考臺灣人的想法，以往的歷史從官方檔案出發，若不是讚揚日治時期的現代性、進步，就是批判親日、媚外，無從理解當時臺灣人真實的想法。然而，若從日記材料研究，便可補足這些研究不全之弊，從日記中，也可看出臺灣人對這些制度的具體想法。許雪姬以「人口普查」的統計為例，認為日記裡的確呈現了官方檔案無從代言的民眾想法。此外，因臺灣歷史地位特殊，在日治時期，人民處境十分動盪，臺灣人也必須對自我認同隨時反應、甚至有所改變，若後人僅以親日、親中定於一尊的角度來評價，便無法看出歷史全貌。
黃英哲接著提到，本書研究對象選擇，的確是著重「越境」的經驗，但非隨機取樣。從30到50年代，在臺灣、中國、日本移動的文化人很多，若是個案處理，也會是非常複雜的課題。但因為同樣具備「越境」經驗，這些人物與文本之間，也就有了共通主題。組織這些單篇論文時，亦形構了更連貫的問題意識。透過空間的移轉，人物與文本亦形成多重身份，如同王泰升老師以實例為證，提到在國族認同的同時，可能也會牽涉法律層面適用的問題，更可見其重層、複雜的關係。
最後，黃英哲提到，整理這些文化人的全集、日記、檔案，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研究者進入研究，以張深切的研究為例，在全集刊行之後，近二十年來也有一些研究出現。黃英哲更期許自己的作品為一開端，由此引發更多人關注這些文化人，如同書中所言：「我所關心的人物在以往的臺灣歷史，或是現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較少見學者的注目，我的現實人生也正如他們，隱沒在歷史的角落裡。 」如此說來，黃英哲真實的人生經歷與他所研究對象重疊，在漂泊與越境之中展開認同，那麼，對這些文化人所投射的關注，又何嘗不是「發潛德之幽光呢」？
講座最末，黃英哲以王德威為本書寫的序言作結：「面對歷史我們所必須持有悲憫態度，並以此作為思辨何為正義的開端。 」他認為，臺灣的戰後歷史，不只是後殖民、再殖民的歷史，仍應有各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體現在個別人物身上的越境與漂泊，並共構臺灣重層的歷史發展。
